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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什么是批判?

更新时间:2020-02-15 00:53:25
作者: 福柯  

   译者 严泽胜

  

  

   事实上,我想说和仍然想要说的问题是:什么是批判?

   检验几种有关此项事业的观点也许是值得的,此项事业在哲学的外围不断成形、扩展和再生,它与哲学关系很密切,借助于对哲学的批判而迈向一种未来的哲学,或许会取代所有可能的哲学。

   在康德式的崇高事业与那些可称之为批判的琐碎的论争性的职业活动之间,在近代西方世界(经验上大致从15世纪到16世纪),在我看来似乎出现了某种思考、言说和行动的方式,某种与存在物、与人们之所知、之所为的关系,某种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还有某种与他者的关系,我们不妨把后一种关系称之为批判态度。

   你们听说存在着现代文明所特有的批判态度这样的东西,当然会感到惊讶,因为已经有那么多的批判、论争等等,而且,甚至康德的问题的起源大概可追溯到15和16世纪之前。同样会使你们惊讶的是看到,我试图发现这种批判的统一性,尽管由于其性质、其功能,我要说,其职能,它似乎被宣告为是离散的、依赖性的和纯粹他律的。毕竟,批判只存在于与他者的关系中:它是探求某个未来或真理的工具、手段,但它并不了解,也不会碰巧成为这个未来或真理。它俯瞰着它想要管辖却又没有能力控制的领域。所有这些意味着,它是一种功能,在关系上从属于哲学、科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学等肯定性地建构的东西。

   同时,不管这种奇特的批判活动伴随着怎样的快感或补偿,它似乎不仅常常——几乎总是——带有一些它声称拥有的强有力的功效,而且它也被某种更普遍的律令——比消除错误更普遍的律令——所支撑。在批判中有某种类似于德性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我要跟你们说的正是这种作为一般德性的批判态度。

   我们可以采取几种途径来讨论这种批判态度的历史。我只是想把这一种途径提示给你们,再说一遍,这是许多其他途径中的可能的一种。我要指出以下变异:基督教牧师或基督教教会(教会的行为方式与牧师如出一辙)发展了这种观念——我相信这是一种奇特的观念,与古代文化完全不同——即,每个个体,无论年龄和地位,从生到死,他的每一个行动,都必须受到某个人的支配,而且也必须让自己受支配,即是说,他必须在那个人的指引下走向拯救,他对那个人的服从是全面细致的。

   这种在与某人的服从关系中以拯救为取向的运作,必须在与真理的三重关系中进行:被理解为教条的真理;第二种真理,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取向必然包含对个体的特殊的、个别化的认知;在最后一种真理中,指导就像一种反思技巧那样展开,而反思技巧则包括普遍规则、特殊知识、感知、检讨的方法、忏悔、交谈等等。毕竟,我们不应忘记,数个世纪中希腊教会称为“techné technôn”而拉丁罗马教会称为“ars artium”的东西。这恰恰就是良心的指引,是治理人的艺术。当然,这种治理艺术很长一段时间与相对有限的实践——甚至在中世纪社会——与僧侣生活、尤其是与相对狭窄的精神团体的实践相关联。但我相信,从15世纪直到宗教改革前夕,可以说出现了一次治理人的艺术的真正勃兴。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宗教中心的转移,如果你们愿意,不妨说世俗化,治理人的艺术及其方法这一主题,在公民社会扩展开来;其次,这种治理艺术扩散到不同的领域——如何治理孩子,如何治理穷人和乞丐,如何治理家庭、房屋,如何治理军队、不同的团体、城市、国家,还有如何治理一个人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我认为,如何治理是15或16世纪发生的基本问题之一。在当时治理这个词的广义上,倍增的各种各样的治理艺术——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说教育的艺术、政治的艺术、经济的艺术——与各种各样的治理机构,所要回答的正是这个基本问题。

   所以,在我看来,这种治理化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16世纪这些西欧社会的特征,显然不能与“如何不被治理?”的问题分开。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治理化是与某种相反的说法“我们不想被治理,我们根本不想被治理”相对抗的。我的意思是,在这种对统治方式的极大关注和对统治方式的探索中,我们看出的一个永恒的问题是:“如何才不被那样治理,即如何不以那些原则的名义,不以心中的某某目标,不依照诸如此类的程序来被治理,即是说,不被那样,不因为那样,不像那样而受到治理。”如果我们赋予这种既是对社会、也是对个体的治理化运动以某种历史维度和广度(我相信它已具有),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大致在其中找到我们可称之为批判态度的东西。与这种运动相对并作为补偿,确切地说,既作为统治艺术的伙伴也作为其对手,在当时的欧洲应该出现了某种东西,它蔑视、挑战、限制这些统治艺术,对它们作出评判,改变它们,寻找摆脱它们的方式,或至少是取代它们的方式,从根本上怀疑它们,但也正因此而成为统治艺术的发展线索;这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形式,既是政治的也是道德的态度,是一种思想方式等,我简单地称之为不被统治的艺术,或更恰当地说,不像那样和不付出那种代价而被统治的艺术。因此,我将提出这个一般特征,以作为对批判的初步界定:批判是不被统治到如此程度的艺术。

   你们会告诉我,这个定义既非常笼统,又非常含混或易变。当然,确乎如此!但我仍然相信,它可以使我们识别我尝试称之为的批判态度的一些内在精确点。当然,这些是历史的锚定点,我们可以作如下限定:

   1、第一个锚定点:在一个时期,对人的统治本质上是一种精神行为,或本质上是一种与教会的权威、与圣经的圣训联系在一起的宗教实践,不想被那样统治本质上就意味着发现圣经的另一种与上帝的教义无关的功能。不想被统治是某种拒绝、挑战、限制(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教会教规的方式。它意味着回到圣经,寻找它们的真义,即真正写在圣经中的东西。它意味着质疑圣经告诉的某种真理,接近圣经中圣经的这一真理,不管是不是写下的,以至最终提出这样一个极简单的问题:圣经是真实的吗?简言之,从威克利夫(Wycliffe)到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批判的发展多半——当然不是全部——与圣经有关。不妨说,历史上批判就是圣经批判。

   2、不想被统治,这是第二个锚定点。不想被那样统治也意味着不想接受这些法律,因为它们是不公正的,因为它们凭借年代久远或今日当权者赋予它们的多少具有威慑力的支配力量,隐藏着一种根本的不合法性。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批判与统治和统治所要求的服从相对立,意味着提出一种普遍和不可取消的权利,任何形式的统治,无论它可能是什么,无论是君主、执法官、教育者或一家之主,都必须服从它。如果你们愿意,简言之,我们在这里再次发现了自然法的问题。

   自然法当然不是文艺复兴的发明,但从16世纪开始,它就具有了某种至今仍然保持的批判功能。它对“如何不被统治”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统治的权力的界限是什么?”不妨说,在这里,批判基本上是一个法律问题。

   3、最后,简略地说,“不想被统治”不会承认权威告诉你们是真的东西就是真的,或至少,不会因为权威告诉你们它是真的就承认它,而是相反,只在自己认为这样做的理由是充分的时候才会承认它。此时,批判的锚定点就在于它面对权威时的自信问题。

   圣经、法学、科学、书写、自然、自我关系;君主、法律、教条主义的权威。我们看到,治理化和批判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我认为是西方文化史——无论是在语文学、哲学思想、法律分析或方法论反思的发展中——的最重要的现象。不过,首先,我们看到批判的核心本质上是由权力、真理和主体相互牵连——或一个牵连到另外两个——的关系构成的。如果治理化的确就是这样的运动,即凭借依附于真理的权力机制在社会实践的现实中对个体进行压制,那么,我要说,批判也是一场运动:主体自己有权质疑真理的权力效果和权力的真理话语。这样,批判将是自愿的反抗的艺术,是充满倔强的反思艺术。批判本质上将确保在我们可以用一个词称之为的“真理的政治学”的语境中解除主体的屈从状态。

   我有足够的自信认为,尽管这个定义是经验主义的、大概的,并且与它所概括的历史有一定的距离,但它与康德提出的一个定义并无多大区别:康德的定义不是界定批判,而恰恰是界定别的东西。事实上,这个定义与康德对启蒙的定义相差无几。在他写于1784年的文本《什么是启蒙?》中,康德将启蒙与人在权威下所处的不成熟状态联系起来加以界定,的确具有独特性。其次,他将这种不成熟的特征界定为人的某种无能,即没有能力在缺乏他人引导的情况下运用自己的知性,他用了“leiten”(引导)这个词,它具有某种宗教意义,这在历史上已得到充分的界定。第三,我认为,这表明康德是根据某种关联来界定这种无能的,即使人处于这种不成熟状态的权威的施行、这种权威的无节制,与某种他所认为的、称之为的缺乏决断和勇气之间的关联。因此,这个启蒙定义将不仅是一种历史性和思辨性的定义。在这个启蒙定义中可能有某种东西,称它为布道未免有些荒谬,但他在这种对启蒙的描述中发出的却是对勇气的召唤。我们不应忘记,这是一篇报刊文章。从18世纪末开始的哲学与报刊之间的关系还尚待研究,这种研究——除非有人研究过了,但我不能肯定——看看从什么时候哲学家开始涉足报纸,以便说一些他们认为既有哲学趣味,同时又能打动公众的东西,这是非常有趣的。最后,特别的一点是,在这篇论“启蒙”的文本中,康德恰恰将宗教、法律和知识作为使人处于不成熟状态的例证,因此,启蒙也必须在这些地方消除这种不成熟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成熟。康德描述为启蒙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之前试图描述为批判的东西,在西方世界,这种批判态度显现为一种特定的态度,我相信它始于历史上社会治理化的巨大进程。联系到这种启蒙(它的格言大家都知道,就是康德提醒我们的:“要敢于认识”,腓特烈二世对此回应说:“只要他们服从,随他们怎么辩论吧。”),无论如何,联系到这种启蒙,康德会怎样界定启蒙?或者,无论如何,既然我并不企图复原康德整个批判事业的所有哲学严密性……在你们这些哲学家听众面前,我不会允许自己这样做,因为我自己不是哲学家,也完全不是这种启蒙意义上的批评家,那么,我们将如何定位那种“批判”的意义?如果康德实际上说的是这种先于启蒙的整个批判运动,那么,我们将如何定位他理解的批判。我要说——而这些都是很幼稚的问题——在康德眼里,就与启蒙的关系而言,批判就是他打算对知识说的东西:你知道你能认识到什么程度吗?任你怎么推理,但你真的知道你能推理到什么程度而不会有危险吗?总之,批判会说,这与其说是我们或多或少勇敢地从事什么事情的问题,还不如说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及其局限有什么看法的问题。我们的自由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它不是让他人说“服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旦我们充分了解我们自己的认识及其局限,那么就可以发现自主原则。这样,我们将无须再听到服从,更确切地说,服从将以自主本身为基础。

   我无意展示在康德的启蒙分析与他的批判事业之间可能存在的对立。我想,不难表明,对康德自己来说,启蒙提出了这种真正的认识的勇气,这种勇气必然要敢于承认认识的局限。同样也不难表明,对康德来说,自主根本不与服从君主相对立。然而,当他试图在权力和真理的语境中解除主体的屈从时,他提出批判的基本责任是对认识的认识,以此作为整个现在与未来之启蒙的序曲。

   我不想再进一步强调康德想要表明的在启蒙与批判之间的这种断裂的含义。我只想强调19世纪发生的情况向我们表明的问题的这一历史方面。康德的批判事业以某种方式与启蒙保持一段距离,要探究这样的批判事业,19世纪的历史提供了比探究启蒙本身更好的时机。换言之,19世纪的历史——当然,20世纪的历史更是如此——似乎不得不站在康德一边,或至少给这种新的批判态度提供具体的支点,这种批判态度离启蒙有一段距离,而且康德使之成为可能。

这种历史的支点——似乎更多是提供给康德的批判而不是启蒙的勇气——非常简单地概括为如下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实证科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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