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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庆:西方哲学发展趋势之思考

更新时间:2020-02-14 20:18:29
作者: 邓安庆 (进入专栏)  

  

   哲学思考存在之意义,其传统的方式是以意识或意志的“意向性”将“意义”(幸福、极乐、自由、尊严)“预设”为生存的“终极目标”,置于逻辑上“绝对在先”的本原(开端arche:本原)予以审理,哲学因而变成对理性推理的最终前提及其限度的反思。在此意义上,思考“趋势”乃是哲学分内之事,因为“趋势”作为“存在”于其本真的“生存”时间中趋向“终极目标”的运动,没有对“趋势”或“未来”的思考,“存在”的“意义”就不可能在“实存的时间”中显现出来。因此,“趋势”之为“趋势”的思考,作为哲学的课题,不是如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可以委诸与实际发生的事件无关的关于“未来”的浪漫遐想,相反,它是一种严格的哲学思辨,因为这本身是为生活的严肃性所要求。

  

   严肃的生活之所以需要哲学地思考“趋势”,恰恰在于人类时刻具有对于“未来”的焦虑。“未来”实际上一直在影响着人类关于“过去”与“现代”之“意义”的思考。“未来”是否能来,是否必来,是否该来?它涉及的不仅仅是人类的“希望”,而且关涉某种“希望”或“无望”的存在论和伦理性的根据。如果“未来”永远不来,则“趋势”已亡,意义隐没,“希望”丧失;倘若“未来”之“希望”尚在,只是“尚未”到来,那么作为严肃的生活所要求于它的,还需进一步拷问,它真“能”来吗?“能来”的可能性条件是什么?它真“该”来吗?其“应该”的根据何在?“能来”“该来”的真就“必然”会来吗?其“必然性”的依据何在?只有经过了这样的拷问,关于“趋势”的思考才被认为是有根有据的,才能真正给人以“希望”。

  

   本文的标题“论西方哲学发展之趋势”,是要把“西方哲学”作为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Ereignis)来看,“事件”的发生表现为不同的“事态”(Sachverhalt),这些“事态”的“趋势”规定了作为“事件”的“西方哲学”的“趋势”,正如同维特根斯坦所言:

  

   “1.1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1.11世界为事实所规定。为其即是一切事实所规定。”“1.12因为,事实的总和规定发生的事情,亦规定未发生的事情。”

  

   于是,“论西方哲学发展之趋势”可大致区分为考察三个“事态”之“趋势”:“现代性”哲学;现象学哲学和分析哲学。

  

  

   “现代性”即为现代哲学所思的“事实总和”,这是从哲学所思的内容而言的,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说法,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也就是把他们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近代西方哲学之所思,都是在为“现代性”进行奠基、规划和论证。第一个自觉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是黑格尔,哈贝马斯这样评价黑格尔在现代性问题上的地位:“黑格尔不是归属于现代性时代的第一位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把现代性变成了他所思考的问题的哲学家。在他的理论中,现代性、时间意识和合理性之间的概念性格局,第一次变得清晰可见。黑格尔自己最终打破了这个格局,因为膨胀为绝对精神的合理性把现代性达到其自身的一种意识的前提给中立化了。”同时“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之后,作为其学生的马克思继续展开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和重建,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就整个哲学史而言,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和重建确实构成或规定了整个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这150多年的哲学“事件”。这期间产生了各种各样坚持与反对“现代性”方案的哲学版本。因此,我们反思“现代性”哲学之趋势,就是反思这两种方案的未来可能的走向。

  

   在至今依然活着的哲学家中,坚持“现代性”方向立场坚定且影响巨大的无疑要数哈贝马斯。其标志性的著作有《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设计》和《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关于这一哲学的内涵及其所遇到的挑战,哈贝马斯说道:“‘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设计’是我在1980年9月荣膺阿多诺奖(Adorno-Preis)时所作致谢讲话的题目。这个主题充满争议且棱角丰富,我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它的哲学内涵在接受法国新结构主义的过程中还更为强劲地烙印到公众的意识当中——同样,在利奥塔发表了《后现代状况——一份知识报告》之后,‘后现代’(Postmoderne)这个时髦字眼亦深入人心。所以,新结构主义对理性的批判这个挑战构成了我力图逐步重构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视角。在这种话语中,现代性,自18世纪后期以来,就被提升为哲学的主题。”

  

   但是,随着“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各种“后……主义”使得哈贝马斯阵营越来越步步后退,“后……主义”明显地占据上风,关于这一思潮的兴起和意图,哈贝马斯也做了很好的描绘:“事实上,正是20世纪50和6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为‘后现代’这个术语在社会科学家中间的广泛流传创造了诸多前提。因为在一种进化论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视野中,在一种自我运行的现代化视野中,社会科学的观察者们就越容易离别现代性诞生于其中的西方理性主义的概念地平线。但是,现代性概念和从西方理性的地平线上获得的自我理解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旦消失,我们便只能从后现代的研究者们的遥远的瞭望塔上去看,那自动地继续前行的现代化过程仿佛也就有其局限了。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把这种观点概括为一个容易记住的公式:启蒙的前提已死,唯有启蒙的后果继续前行……因此,社会进程似乎加速进入到一种枯竭的、凝固状态的文化对立面……所以盖伦轻而易举地认定,‘我们已经进入了后历史(Posthistorie)’。”

  

   各种“后……主义”最终在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4— )《历史的终结》中达到高潮。但是,正如福柯说“人已死”,我们依然还活着一样,人类的现代性历史也并未真的随着《历史的终结》而“终结”。福山自己后来在反思这个论断时说:“在思考最初的那篇文章所遭受的批评过程中,只有一个论点让我无从反驳:除非科学终结,否则历史不会终结。在随后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我描述了作为不断进步的普世历史的运转机制: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展开,是它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因此,诸如“主体之死”“哲学的终结”的判断,就像在现代性高潮之中发出的“上帝已死”“传统终结”一样,是西方根深蒂固的、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哲学中有其广泛影响的“末世论”思维方式在当代的表现形式而已。它的真实意义,并非宣布某物在“非存在”意义上的“死亡”或“终结”,而是某物存在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了,由此“前提”出发的各种“推论”或“结论”也就失去了“意义”;或者进而言之,“某物存在”的“前提”不存在了,于是某物存在的“进程”陷入“枯竭”或“凝固化”的“僵死”状态。这种状态,严格说来,不是“死亡”,而是“活力”的“消逝”。

  

   实际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争,以及关于“现代性”是否“终结”或“死亡”的判断,都具有我们所说的这种意义。因此,现代和后现代,继续现代化或现代性已终结的争论,要获得某种共识性的智识,不能浮于现代社会的表象,而要返回到现代的源头,审视作为现代性之“前提”的“理性化”是否真的“已经不存在了”?如果“前提”“依然存在”,只不过由此前提而导致的现代世界理性化的“动力”已经“枯竭”,现代生活已经被“凝固化”,那么,“现代性”依然还是“未完成的设计”这一哈贝马斯的洞见就尚未过时。

  

   就“后现代”(Postmoderne)这个“后”(post)的含义而言,它既有“在……之后”的含义,也有“超越”的含义,就如同希腊文的meta前缀词一样,metaphysics“后物理学”或“形而上学”不是宣布“物理学”已经终结和死亡,而是探讨“物理学”自身不加审视的原理、前提和基础。哈贝马斯明确地说:“这个用‘post’所构造的术语的例子并非是创造形形色色的对于一种过去的态度,人们想要同过去保持距离。只有这一前提永远都是相同的:人们发现了一种非连续性,同人们从前‘朴素的’或‘不加反思’就信赖的某种生活形式或意识有了距离。”

  

   因此,无论继续坚持现代性设计还是终结现代性的哲学思考,他们都共同享有一个基本前提和反思对象: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即使在那些极端反抗现代性的激进的法国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我们也没有发现谁出来反对过自由、法治、正义这些现代的基本伦理原则和价值理念,我们更没有发现谁反对过人性、人权和人的尊严这些现代性的基本教养。但是,他们确实会反对理性的工具化、反对理性的社会体制的僵化和异化,反对大写的“人”这个“主体”的空洞和僭妄。因为所有这些都使得追求意义和现代自由的个人,感受到生活的焦虑、恐惧和无家可归的荒诞。在此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现代化失去了继续叙述有意义生活的“神话”功能,失去了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鼓舞人心的力量和动能。这才是后现代、后哲学文化反抗现代性的合理性之所在,如果要把这种意义扩大化,想说他们反对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和价值理念,那显然是不合情理的过度想象,会把种种后现代主义推向不可思议的荒谬。

  

   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赫费在其《作为现代化之代价的道德》一书中,独辟蹊径地从另一方面审视“现代化的动力机制”(Modernisierungschübe)并以此作为该书第一篇的标题。赫费对“现代性动力机制”的审视,给我们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这就是,如果只关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话语”之争,我们的思路总是狭隘的,因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都是从关于艺术、审美领域发轫,之后转变并延伸到现代政治领域,因而现代性之争变成了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现代政治实践模式之争。当福山说“历史终结”了时,他指的却是“共产主义的失败”。而反对他这一结论的人,例如德里达,则以《马克思的幽灵》来表明“共产主义”并未消亡,只不过改变了其“存在”的形式而已。但赫费的视角与他们明显不一样,他是从亚里士多德推崇的纯粹求知欲,到培根开始“知识就是力量”的现代科学向技术的转化,从而推动经济和政治的现代转型来考察“现代化”的动力机制:“与亚里士多德对理论的理解相距甚远,培根式的研究不是让自然不受触动,它简直是试图重建一个新的自然、一个第三自然,在许多方面优于在天堂后‘堕落的’自然,它应该接近于第一自然,天堂般的自然……”“自然科学首先只研究相关的自然力,按照一个新的天堂的理想,这里出现了第2个理想、第12个也即最后一个动机,是又一次无约束地加剧发展的动机,是激发起来的力量之动机……他的临时秘书托马斯·霍布斯将这种思想传播到了社会人类学上;《新大西岛》为他预言了这种带有科学烙印的文明:从科学出发,统治着一种对权力的无休止追求。”

  

   于是,关于现代性的争论维度也就分化出如下几个关键的领域和问题:

  

   (1)现代社会的理性化、主体化是否已经穷尽了其可能性(哲学维度);

  

   (2)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立是否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困境而失去了“未来”(政治——意识形态维度);

  

(3)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全球经济输入的现代化动力是否可以继续塑造人类的“未来”(科学——技术——经济维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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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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