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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拓: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审视与反思

更新时间:2020-02-14 09:52:08
作者: 蔡拓  
实我数千年来政治论之中坚。”[④]蔡元培指出,“所谓国民者,亦同时为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况其他乎?愿《国民杂志》勿提倡利己的国家主义”。[⑤]傅斯年表示,“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⑥]

   为什么在中国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的起始阶段,会响起世界主义的声音?大体有三个原因。首先,世界主义所张扬的普遍主义与中国传统天下主义中的普遍主义产生共鸣。世界主义有两根支柱,即个体主义与普遍主义。个体主义强调个体是世界主义价值目标和道德关怀的终极单元,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权利,以及同等的价值和道德地位。普遍主义则强调个体组成的人类是普遍共同体,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利,所具有的价值与道德地位,在世界范围都应得到保障,人类这个普遍共同体认同并遵循普遍价值。中国的天下主义同样认同并遵循普遍价值,天下就是价值共同体,倡导的是“天理”“天道”这种具有普遍性的价值与理念。由此可见,世界主义与天下主义在认同普遍性上有着共识。但必须指出,这种共识仅是形而上的共识,就普遍性的真实内涵来讲,世界主义的普遍性指的是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法治、人权、宽容等价值,超越家庭、种族、国家、地区,具有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而天下主义的普遍性则是指“天理”“天道”所包装的作为是非判断和伦理准则的文明价值、规范和相应的典章制度;其次,国家主义内含的利己主义的权力观、利益观所导致的国家间的冲突和国际秩序的混乱,使正在转向主权国家体系,并努力构建现代国家的中国不得不反思国家主义的弊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和中国自身受到的伤害教育了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倡导的“优胜劣汰”式的生存竞争,国家权力与利益最大化的现实主义追求,只能导致更多的战争与人道灾难。所以,中国即便是作为刚刚接触国家主义的小学生,也愿意以世界主义的价值与理念平衡国家主义;再次,世界文明进程的历史走向。世界主义在20世纪初的复兴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性后果的回应,也是对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及其国家主义理念与价值的反思。尽管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并且直至今天其历史使命也未终结,但其价值、理念、制度的负面性已日益显露,所以,抑制其无节制的权力欲、利益观,以及相伴相随的霸权意识、对抗意识,维护世界的和平,推进世界的发展,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民主、和谐的整体性人类文明社会,就成为时代的呼唤、民众的需求。中国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所表达的世界主义精神与诉求正是应合了这一历史走向。

   总之,1840年至1949年这一百年,中国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与定位,出现了天下主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共生并存的局面。由于反殖民、反侵略战争的急迫与严酷,最终国家主义取得了主导性地位。

   (三)以意识形态为中心和阶级分析划线的国际观(1949-1978年)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头三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一个历史时期。革命胜利后的喜悦很快被国内外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困境所冲击。西方的外交敌视、经济封锁、武力威胁,中苏关系的破裂、论战,乃至边境冲突,国内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党内路线斗争、自然灾害和严重的生存威胁,这一切都影响并塑造着中国的治国方略和对外战略。遗憾的是,在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过程中,中国未能保持清醒的认识,走了弯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政治路线,全面主导了新中国头三十年的命运,从而也就决定了该时期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本向度。

   其一,以意识形态为中心。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也是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为楷模建立的政党,因此是最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政党。这既是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定位,更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认知。于是,坚持阶级革命,消灭剥削与压迫,战胜资本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飘扬在整个世界的上空,就成为最神圣的理念与价值追求,也是力求实现的革命目标。而高扬这种神圣的理念、价值与目标,并付之于实践,就成为党和国家矢志不渝的意识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就是遵循这种意识形态认知,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

   以意识形态为中心就是以是否信奉和坚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判断是非、敌友的准绳。这样一来,不仅西方发达国家被视为敌对势力,与中国认知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也被称为修正主义政党与修正主义国家。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更是被称为社会帝国主义,与美帝并驾齐驱。在这种意识形态狂热中,中国自诩为世界革命的中心、马克思主义的旗手,凡是与中国理解和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同的国家、政党,大都视为敌人至少是非朋友;而凡是认同中国理念价值与制度的国家、政党,则视为同志、战友或朋友。正因为如此,施行暴政的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埔寨共产党得到中国的认可,并给予大力支持才是可理解的。

   其二,以阶级分析划线。就是把阶级成分、阶级归属作为判断是否敌友的标准。凡是无产阶级或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就是中国的战友、朋友。无产阶级要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就是中国的战友、朋友。显而易见,阶级分析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站队分析,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划线分析。当然,阶级分析有时会有例外,有些国家、政党虽然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但已背离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就要优先。中苏关系破裂并开始大论战后,中国对苏联的定位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意识形态中心和阶级分析划线的国际观,几乎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党都推向中国的对立面,“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政治路线从国内扩展到国际,实现了全方位的统筹,导致了中国与世界关系最紧张、最严峻的局面。

   需要指出的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和阶级分析划线的国际观不能等同于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是处理本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一般形态,也是特殊性在国际观上的常规表现。而意识形态中心和阶级分析划线,虽然本质上也是对特殊性的偏爱与认同,但已超越了国际关系,因为国际关系的逻辑起点就是国家,即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所以才会导致国家主义的主导地位。换言之,在审视和处理一国与他国与整个国际社会关系时,国家主义的选择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而以意识形态为中心和阶级分析划线则偏离了这个逻辑,造成了国际关系中更多的狂热与无奈。由此不难发现,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第三个阶段,尤其是文革时期,出现了很多令世人惊愕和不解的外交事件,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四)国家主义与特色性思维主导,开放性与世界主义伴随(1978年至今)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第四个阶段是与改革开放40年紧密相连的。这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最好时期,也是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面临更大挑战与考验时期。之所以称之为最好时期,是因为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特别是在反思“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和巨大灾难的基础上,中国政府与执政党从“阶级斗争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中心”,迈开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伟大步伐,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坚持开放性,坚持融入全球化,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心态更为开放、自信,开始懂得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命运是同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中国的对外战略与对外关系发生了全球化转向,不仅回到了国家间关系的逻辑起点,还有了更多的全球情怀和人类视野。无论是官方倡导的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学术界探究的新天下主义、新世界主义、全球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世界主义的色彩。

   与此同时,又要看到,伴随国家硬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日益膨胀。特色性思维与理论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并成为政治正确的标尺。自信过度就会走向自大,特色过度就会走向意识形态主宰,国家主义过度就会走向称王称霸。总之,近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开始面临新的问题、新的挑战,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亲和性、协调性有所减弱,摩擦性、对抗性明显增强。中国与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之争在突显,中国中心的潜意识在发酵。正是基于此,我们说第四个时期又是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面临更大挑战与考验的时期。

   三、 改革开放对认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意义

   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的新时代,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上所说:“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⑦]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主题得到全新的认知,开始了历史性实践。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让中国拥抱世界

改革开放的基点是开放,只有打开国门,睁开眼睛看世界,了解世界,才能更客观、更准确地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坚持开放,并不断扩大开放领域,提高开放水平,收获开放果实的40年,其间充满了艰难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转向经济建设,就必须突出科学技术、教育、人才的作用。所以,邓小平才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⑧]胡耀邦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指出,“发展科学、发展教育、大力培养各方面的专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开发人类智力资源的伟大事业。四个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这种资源的开发”。[⑨]但是,在十年“文革”浩劫后,破解中国在科学技术、教育、人才问题上的困境谈何容易。“左”的思潮还颇有影响,承认落后,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引进外资和人才,被批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甚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阐述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强调开放,向世界特别是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意义。邓小平指出,“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迷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⑩]后来,邓小平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11]正是在开放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也更加明确、坚定。1980年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1990年开放和开发上海浦东新区。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结束了因苏东剧变和1989年“政治风波”所导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相对滞缓局面,扫除了“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倾向”等怀疑、批评改革开放的种种言论,为改革开放注入了强大而持久的动力。最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最终取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随后,我国又于2001年12月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结束了自1986年起,整整15年的入世谈判,为加强我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在更为广阔的世界贸易往来中赢得发展的空间与机遇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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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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