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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哲:儒学和杜威实用主义:关于“成人”的对话

更新时间:2020-02-10 01:57:16
作者: 安乐哲  
“个体性不能与关系性相矛盾”,杜威如是说,“恰是通过关系,某人才能获得其个体性;也恰是通过关系,他才能体现其个体性”。如是理解的个体不是某种“事物”,而是可用独特性、完整性、社会活动、关系性以及定性的成就这类语汇来加以描述的“有模式的事件”。杜威对我所谓的“成人”概念的理解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内涵独特、相互依存的动名词性的“人”之概念。就这类概念下的“人”而言,其关系性、特殊性和社会性都是他们个体化的源泉和表达,对其来说,这种个体化——他们的独特性——从未排除自身与他者的关系,人们可以通过在构成自身的关系模式中实现的精湛技艺(virtuosity)来量度其个体性。我们的“个体性”既不是初始条件,也不是他者专用的概念;相反,我们变得独特,甚至可以在能够影响他者的关系中变得截然不同。正是在这种实现独特性的过程中,“个体性”变为可量化的,它使我们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无法被效仿的独特的人。

   为了进一步探索杜威对“个体性”的理解,我们需要引入几个额外术语。第一个术语是“习惯”,杜威对“习惯”有着特殊的用法,他敏锐地意识到,他对该词的用法与人们所熟知的不同。也就是说,他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关于“习惯”的语言,用来描述各种关系模式,依据这些关系模式,人类能够为其活动增加价值,并将他们纯粹的关系纽带转变为一种进行着彻底交流的社群。

   我们可能会诉诸杜威关于个人成长中的习惯的一些观察,以作为替代性的词汇,这可能会让我们类比联想到儒学关于“人”的行为的那类关系性的、情境化的以及交互性的概念。首先,杜威批评将行为实体(hypostatization)视为离散的能动者的做法,人们试图以此在孤独的个体中讨论本能的位置:

   传统个人主义与最近对进步的兴趣的结合,解释了为什么发现本能的范围和力量已经致使许多心理学家将本能视为所有行为的源头,本能先于习惯而不是在习惯之后。心理学中的正统传统建立于这样的预设:个体与其环境是相隔的。灵魂或心灵或意识被认为是自我持存和自我闭合的。

   杜威在拒绝将明示的、自主的“自我”置于优先于习惯(即一种有机的关系性构造)的位置时,诉诸我们所度过的、实际的和情境化的人类经验。他提出这样的论点,即共有的文化生活形式或“习惯”必须具有“本能”所享有的优先权,因为可以观察到,任何失去了依存关系的婴儿很快就会变成死婴;也就是说,即便婴儿的行为和姿势的意义也源于他所在的成熟的社群的环境,如果婴儿未能获取或受到有着文化性质的关系的照料而独自存活,那么他甚至无法存活一日。

   杜威直白地坚持要求将有着关系构成的具体情境放置在首要位置,“具体情境”是一座花园,这座花园里种植着社会智力,它是追寻完美生活的一个地方。对我们始终面临的不确定性的最恰当的反应和解决,只能是在实际情境下进行协商,个体能动性本身实际上是从实际情境中抽象出的产物。用杜威自己的话说,这种独特的关系性的个体性与他所称的“旧心理学”形成鲜明对比,“旧心理学”设定存在“灵魂”“心灵”或“自我”,并将之视为个体化的原则。

   “旧心理学”关于具体的人的相关理解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杜威提出了一种彻底的替代方案,他认为:

   ……恰是我们受到了对灵魂和自我的单一性和简单性的传统理解的控制,我们才会忽视它们的含义:自我的构成有着相对的易变性和多样性。在诸活动之后不存在一个既成的自我。存在一些复杂的、不稳定的反对态度、习惯以及冲动,它们逐渐趋于一致,并设定了有着一定程度上融贯性的外貌……

   在针对为他带来哲学灵感的导师威廉·詹姆斯的一个隐微的批评中,杜威认为,詹姆斯的开创性著作《心理学原理》中的意识流思想仍然存在着内部的不一致性。杜威坚持认为:

   关于单一、简单和不可分解的灵魂学说,无法认识到各种具体的习惯是知识与思想的手段这一观点的原因和结果。许多人认为他们自己被科学所解放,并且我了某种迷信而自由地倡导灵魂存在,从而把一种关于“谁”(即一个单独的认知者)知道的错误观念永恒化了。如今,他们通常专注于作为一种流动、过程或实体的一般性的意识……现在,有人武断地认为,在现时代的心理学中,将没有场所、行动者或载体这样的概念。具体的习惯作了所有知觉、认识、想象、会议、判断、思考和推理的活动所作的工作。

   杜威这种对“人”的社会构建是否太过极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无疑拒绝这样的观点,即独立于与他人关系之外的“人”可以具有完整性。但是,当杜威声称,对于人类来说,“如果不是将他与他者联系在一起,那么他将什么都不是”时,杜威是否在另一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了?对于杜威来说,先前人们所熟悉的离散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比照是虚构的,其错误在于,假设“人”是个体,其个体性和独特性不是一项通过他们关系性的高质量的共同生活而赢得的社会成就。事实上,寻求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即是尝试改变一个人当前的社会关系配置,以获得不同的、更好的关系配置,从而能够更大程度地参与造就了社群的诸活动。

   杜威将他的个体性概念理解为关乎其逻辑结论的动态习惯,从而获得关于“人”的全息的焦点概念,其中,经验的每一个时刻都牵涉整个宇宙图景。

   杜威的逻辑如下:起初的观察在于,如果我们是由自身的关系所构成的,那么当我们的邻居做得更好时,我们也会做得更好。积极地说,民主的理念即是充分利用构成社群的诸类关系;消极地说,这明确承认了,在创造可能的社群时,任何对这些角色和关系性的政治施压都是不被允许的。需要明确的是,在关系性的生活中,杜威对民主“观念”并不是作为一种选项而出现的,它是唯一的选择,民主并非诸多政治系统之一。民主是一种永远不会实现、完成或完善的理想化的完美关系。正如杜威所坚持的那样,民主的“观念”不亚于“社群生活本身的观念”。

  

   四、一些差别

  

   在关系构成“人”这一理解上,道德在这些关系间得以生长。灵性的乃至宗教生活也遵循对人类经验的此般理解。我们在杜威的实用主义与儒学之间发现了诸多共鸣。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差异。例如,尽管杜威彻底背离了根深蒂固的基础个人主义,尽管他在拒绝抽象的道德观念论时,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强调具体情境的首要性和复杂性,并且,最重要的是,尽管他意识到了早期儿童教育的重要作用——他作为父亲,也有着诸多实际的教育儿童的个人经验,但他仍然没有发展出那种看似显而易见的含义,即这种相互关联的成长会普遍化,因为大部分人都会成为他们的家人。事实上,儒学对我们如何成为人的独特看法,从根本上脱离了杜威式的个人修养的概念,后者强调我们直接的家庭角色和关系作为获得道德能力的切入点和基础。

   这种儒学传统的隐含智慧其实很简单。家庭是人们最有可能毫无保留为之付出的人类机构单元。但是,当然,儒学诉诸家庭,将之视为人类经验的一种组织性隐喻,这种做法并非尽善尽美。传统上,偏见和公正之间的不平衡一直是儒家世界腐败的根源,而杜威的社群模式中则没有这种不平衡。关系中的不正当的亲密关系也是中国在自身民主化道路上面临的主要障碍。如果我们相信,对话存在一个基础,并且这种对话将是互利的,那么我们留下的问题是,受杜威和孔子所提供的社会活动模式的启发,我们如何从学术对话移步至有着深厚负载的社会实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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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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