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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从《文选注》看《孙子》成书的渊源

更新时间:2020-02-09 10:10:44
作者: 黄朴民 (进入专栏)  

  

   《孙子兵法》无疑是中国古代兵学的最杰出代表,而关于其成书的契机和思想来源,则历来是“孙子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从时代氛围、社会背景、地域因素、孙子本人的主客观条件等角度泛泛地解释这一问题,试图以不尽充分的实证材料,来诠释《孙子兵法》突兀成书这个复杂的文化现象。笔者在过去也运用了这一思维方式和论证手段(参见拙著《孙子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应该说,在缺乏直接依据的情况下,这样做有一定的合理性,属于不得已而为之。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这样做毕竟有简单化的倾向,学者在研究《孙子兵法》成书渊源问题时,理应将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将问题考虑得更复杂一些,以尽可能全面地接近这一问题的本相。

   众所周知,任何成熟的思想之形成,除了社会背景、个人因素等一般条件外,一定包含了对前代思想文化资源的继承和容纳,一定会打上前代思想家思维模式、语言文字、行为方式的深深烙印,这便是所谓的文化传统,而“传统”则是有巨大的惯性力量的,势必在新的思想形态中得到顽强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研究《孙子兵法》成书之渊源,就不能忽略前代思想家对孙子的深刻影响(包括思维方式与话语系统)。遗憾的是,由于直接史料的匮乏,人们很少注意去梳理孙子与前代兵学之间的内在深刻关系,只留下极其空泛的一句“前孙子者,孙子不遗”的概评,而未能作尽可能合乎本相的细致描绘,从而影响了孙子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也留下了对中国历代军事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缺环。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去着力联缀这个缺环。马来西亚的郑良树教授之《孙子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波兰的高利科夫斯基教授之《孙武的思想和中国的军事传统》诸文(载笔者主编的《孙子探胜》,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均就孙子思想的来源问题进行了追溯,指出,《孙子兵法》虽然是“孙武一时一地之作,然而,本书的思想、战略及战术却绝非一时一地所能完成的,而是前有所继承,是孙武总结过去的战争经验,包括军人及军事家的思想、军事规律、指导原则及作战技巧,也包括直接来自战场上的胜败教训,等等”(郑良树语)。从“零星的记录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孙武著作中的各种思想早在他之前就已形成了”;“孙武‘诡道’的12条原则中至少有3条实际上是从他之前的书中引录的”(高利科夫斯基语)。

   毫无疑问,他们从上述角度切入,论证《孙子兵法》成书之渊源问题的做法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它能够更好地说明孙子思想形成的背景,再现古代军事思想历史嬗递过程之基本面貌。当然,由于资料的缺乏,这种论述还不能算作是实证性的,而仅仅属于合理的忖度而已。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引用这方面更多的资料(即使是间接的),更充分地为这种合理的忖度提供依据,那么它就会显示出合乎历史与逻辑的基本特征,变得更加具有说服力。而李善《文选注》的有关文字正是在这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信息资料。

   李善《文选注》有关材料所透露信息之意义在于:《孙子兵法》之成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具体继承和扬弃,这不仅仅体现为兵学原则的全面归纳和总结,而且也反映为文字语言的广泛袭用转引。《孙子兵法》中所谓“用兵之法”、“法曰”等内容,实际上就是已佚上古兵法著作的基本条文,既“述”且“作”乃是孙子思想体系的重要特色之一。

   关于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基本情况,《史记》等古籍曾有所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卷六十四《司马穰苴列传》);“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同上)。《周礼·夏官司马·司兵》亦云:“及授兵从司马之法以颁之。”

   这些记载很清楚地透露了这么一个信息,从西周时期起,已经出现了供武官学习的或武官必须遵循的军礼、兵法一类著作,统称为“司马法”或“司马兵法”;(参见拙著《白话吴子司马法·司马法的主体思想及其价值》,岳麓书社1995年版)换言之,“古代王者司马法”是春秋中期以前军事典籍的总称;《左传》、《孙子兵法》等书中所提到或引用的《军志》、《军政》、《令典》诸文献,均属于“古司马兵法”范围内的典籍。对此,后世学者中不乏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如清人张澍《养素堂文集》卷三《司马法序》有云:“按《孙子注》云《司马法》者,周大司马法也。周武既平殷乱,封太公于齐,故其法传于齐……是古者即有《司马法》。”余嘉锡也指出:“盖《司马法》为古者军礼之一,不始于齐威王之大夫,并不始于穰苴。”(《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我们认为,这些看法是能够成立的。

   这些情况可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存在,显示了早在西周初年,中国的兵学著作已成相当的规模,达到了较高的水准;第二,它在时间上远远早于《孙子兵法》,是孙子构筑其军事理论体系时可以借鉴和汲取的重要思想来源;第三,“古司马兵法”体现着浓厚的“三代”时代文化精神,是“礼乐文明”在军事领域的客观反映,即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所说的那样,“其言大抵据道依德,本仁祖义,三代军政之遗规,犹藉存什一于千百”。

   正因为“古代王者司马兵法”具备着这样的文化特征,所以后人在注疏古书时,经常穷本溯源,引用它的文字以揭橥有关典故、制度的真实含义。这一点在李善《文选注》中同样有显著的体现。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在南朝梁太子萧统主持下由一些著名文人共同编选的,它选录了先秦至梁八九百年间,一百多位作者、七百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为我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唐代显庆年间,李善为之作注,这就是著名的《文选注》。李善注释《文选》经多次易稿方才完成,“故勉十舍之劳,寄三余之暇,弋钓书部,愿言注辑,合成六十卷”(李善《进〈文选〉表》)。在操作过程中,李善旁征博引,最大限度地搜集材料,征引古书达数百种,其中有的今已失传。“李善的注释不仅有助于理解词义典故,而且是文字训诂和校勘辑佚的重要参考资料。后人对它评价很高,是一部和《文选》本书不可分割的集大成的学术著作”(《文选·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它的基本学术特色是,偏重于释事和词藻的溯源,而相对忽略对文意本身的析解,“五臣(注)特训释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独李善淹贯该洽,号为精详”(尤袤:《文选注·序》)。

   李善《文选注》这一学术特色,决定了他注词释义总是力求寻找最原始的资料作为自己的佐证,而这样做,恰好能帮助我们去探求《孙子兵法》成书渊源的奥秘。

   考《文选注》,今本《孙子兵法》中的不少内容,其出处均被李善本人断定为《司马法》。据初步统计,这类情况有以下几则:“兵者诡道,故能而示之不能”(《文选》卷二十,潘岳《关中诗》注引);“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文选》卷五十七,潘岳《马汧督诔》注引);“火攻有五”(同上);“始如处女”(《文选》卷九,潘岳《射雉赋》注引)。上述引文,第一则见于《孙子·计篇》;第二则见于《孙子·形篇》;第三则见于《孙子·火攻篇》;第四则见于《孙子·九地篇》。

   然而问题就随之产生了:《孙子兵法》经西汉刘向、任宏校书后即已有了定本,三国曹操作注后,“十三篇”更成为流行的兵学典籍,风靡于世,《隋书·经籍志》等均有著录。李善作为第一流的学者,读到《孙子兵法》传本当是常理之中,事实也表明李善是谙熟《孙子兵法》一书的,在注释《文选》时他曾多次征引《孙子兵法》的诸多文字即为证据。可是他征引上述四则今本《孙子兵法》的文字,又为何不注明系出自《孙子兵法》,而偏偏要别出心裁,说成是引自《司马法》呢?这真是一个令人费解之谜。

   其实要解开这个谜底也不是太困难。李善注释《文选》既然“淹贯该洽”,以“原用事所出”为宗旨,那么在征引史料时,自然要采用最原始的依据,以力求避免出现弃最原始材料于不顾,而引用较晚材料的现象。也许在李善看来,“火攻有五”、“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等文字材料,虽然见于《孙子兵法》的记载,可是它们并不属于孙子的发明,而是直接抄自于“古代王者司马兵法”,后者才是这些材料真正原始的出处。所以在征引过程中,李善便迳自注明其最原始的出典,以求恢复事物的本相。殊不知他这种穷本溯源的注释方法实践的结果,正好为我们提供了《孙子兵法》诸多内容(从思想到文字)来自“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具体证据。

   应该说,知道《孙子兵法》的诸多内容来自“古代王者司马兵法”这一情况,在隋唐时期并不属于什么秘密,李善固然对此洞若观火,其他学者在这一点上同样也了若指掌。李贤、李筌等人就做了类似于李善所作的工作。如“穷寇勿追,归众勿迫”,是《孙子·军争篇》所提到的“用兵八法”中的内容,然而注《后汉书》的李贤,就没有把它归入孙子的名下,而是在《皇甫嵩传》中直接注明它们系出自“《司马法》”,从而明晰了这两句话的真正著作权所有者。再如“攻则不足,守则有余”,也见于《孙子·形篇》,《汉书·赵充国传》引用此语作“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然而李筌在《阃外春秋》卷四中,则迳自将它记录为“军志曰:攻不足而守有余”。明确地把“兵法”坐实为“《军志》”(即古司马兵法大系中的一部典籍)。我们认为,李贤、李筌等人的做法,都不是心血来潮的糊弄,而是和李善一样,汲汲致力于恢复《孙子兵法》继承和沿袭“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本相,力图从文献源流学的角度正本清源,返朴归真。

   再从古书成书的一般规律考察,《孙子兵法》辗转抄录“古代王者司马兵法”也属于合乎逻辑和情理的事情。众所周知,先秦著作往往不出于一人之手,而是同一学派累世增附而成,这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罗根泽先生在其《诸子考索》一书中,从“战国著录书无战国前私家著作”、“汉志所载战国前私家著作皆属伪托”、“左国公谷及他战国初年书不引战国前私家著作”、“春秋时所用以教学者无私家著作”等四个方面,考证认定战国前无私家著作。余嘉锡先生也认为:“古书之题某氏某子,皆推本其学之所自出言之”(《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并指出“古书随时增益,不出于一人之手,类皆如此”(《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罗、余诸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孙子兵法》不可能横空出世、突兀而起,而只能是凭借前代兵家所提供的思想内容和文字资料,融会综合而成书。同样的道理,“十三篇”形成后,也不断受到后人的增益添附,如其“五行”观就有较明显的战国色彩;而《用间篇》最后一段言“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云云,也与全书“舍事而言理”的基本风格相悖。

   遗憾的是,虽然从逻辑上说,古书成书的一般规律,决定了《孙子兵法》在成书过程中不能例外地袭用抄录“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有关内容,但是毕竟没有这方面足资实证的材料。所以我们只好进一步寻找旁证来支持我们的观点。

   《吴子》、《尉缭子》、《六韬》均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兵书,它们的作者都一方面大量征引《孙子兵法》的文句,以《吴子》为例,其暗用、明引、袭用《孙子兵法》文字与思想者,就有数十处之多;另一方面它们彼此之间也不加限制地转相传抄,类似的文字在数书中同时出现,似曾相识。如“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云云,既见于《吴子·治兵》,亦见于《六韬·教战》;又如“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云云,既见于《尉缭子·武议》,复见于《六韬·立将》;其他像“刑上究,赏下流”、“夫勤劳之师,将必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等等,也均是数部书中互见。作为在同样文化氛围中诞生的《孙子兵法》,其袭用、抄录“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相关内容,实属正常。须知道,《司马法》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于《六艺略·礼部》,数量多达一百五十五篇,远远超过今本《司马法》五篇之数,我们今天在今本《司马法》中未能看到“火攻有五”等文字,并不等于隋唐时人也不能见到它们。

   由此可见,《孙子兵法》在成书过程中,曾大量引用了“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内容,这种引用,大致可以划分为四大类,一是明注出处,如《军争篇》所云:“《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等等;二是以“法曰”、“用兵之法”方式征引,如《形篇》云:“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军争篇》中的“用兵八法”等等;三是不注明出处的原文照录,如《文选注》中征引文字所涉及的“兵者诡道,能而示之不能”等等;四是大意概括式的征引,如《军争篇》曹操注引《司马法》:“围其三面,阙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这在《孙子兵法》中,遂被概括提炼为“围师必阙”四字。对于上述现象,隋唐时期的人们是普遍了解的,他们知道“始如处女”等文字的原始出处,并且于不经意中点破了《孙子兵法》与“古代王者司马兵法”之间存在着的因袭抄录关系之本相,遂使我们今天在探讨《孙子兵法》成书渊源时,能够得出较为切合实际的结论。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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