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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寿龙:问责的秩序维度

更新时间:2020-02-09 09:48:05
作者: 毛寿龙 (进入专栏)  

  

   此次新冠疫情,和非典时期的时间序列基本类似。都是开始时有隐瞒信息,防疫不力,疫情暗中扩散,然后钟南山出面发言,信息完全公开,大逆转,全民总动员,集中所有人力、物力、资源,共同抗疫。

   与非典疫情不同的是,非典期间,伴随着重要官员的被问责,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都引咎辞职。张文康作为卫生部长,显然是有责任的。但孟学农,当时当市长没多久,才几个星期,还没摸到真正的市长权力,就引咎辞职,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但问责的效果非常不错。从此以后,信息不再瞒报,不仅没有瞒报,而且还及时向公众发布,还让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参与抗非典大业。大家都齐心协力,共抗非典。最终取得了抗击非典的重大胜利。

   此次疫情,钟南山出面后同样产生了大逆转。现在的动员水平,远远高于非典时期。而且还开始全国性的一级防控。防控级别也高于非典,因为武汉和周边城市,开始封锁交通,停止公共交通。而全国农村村落和城市小区,也进入了严格管制出入的防控级别。

   很多人认为,此次抗疫,同样会启动问责机制,至少武汉市市长,国家疾控中心主任会被问责,引咎辞职。而且大家认为,武汉市市长肯定隐瞒了疫情,而国家疾控中心主任则忙于发论文,也隐瞒了信息。

   不过,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如人们所料。武汉市市长公开说,没有存在隐瞒疫情的情况,自己启动抗疫有点慢,但完全是按照传染病防治法依法办事,而且完全是在国家防疫专家小组的指导下决策的。国家疾控中心主任团队认为,写论文发论文是CDC的职责,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发布疫情是政府的职责。他们都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顶多只有职业伦理的责任,也就是说大家对疫情的认识有一个过程,现在回过头去看,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都是不确定的过程的组成部分。

   最先被问责的是,黄冈卫健委的主任。1月30日,经湖北省黄冈市委研究同意,提名免去唐志红同志黄冈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免职的原因是,唐志红面对中央指导组派出的督查组的询问,竟然一问三不知,对定点医院的收治能力和具体床位数量都含糊其辞。不过,唐志红本人没有引咎辞职,而且认为自己一直努力,很少睡觉。她认为,公道自在人心,表示心里并不服气。而且认为,正好前段时间辛苦了,回家可以休息一段时间,而不是被免职后回家闭门思过。在组织上接受处理,但道义上自己问心无愧。

   这说明,新冠疫情和非典疫情时期的问责秩序发生了变化。在非典时期,没有任何被问责的当事人公开引用传染病防治法来为自己辩护。也没有任何被问责的当事人认为不需要闭门思过,公道自在人心。所有被问责的人,都表示自己有过,抗疫不力,服从中央的决定,而且引咎辞职。后来孟学农还低调复出,不过运气不好,在山西又碰上煤矿事故而引咎辞职。

   显然,在非典时期,大家强调更多的还是服从大局,强调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而不是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即使法律上没有责任,但政治上和道义上,高官也要承担责任,为了抗疫大业,引咎辞职。

   但在新冠抗疫时期,当事人都敢于用传染病防治法来为自己辩护,自己是按照法律的职责范围行事的,认为自己不存在瞒报,对中央及时报告了疫情信息。而写论文,则更是专家的职责所在。虽然一再有人质疑存在瞒报,因为1月11日就发生了医生感染事件,而政府一直说没有发现人传人的病例。但质疑鬼归质疑,即使中央指导组排出的督查组也没有当回事,启动问责程序。说明质疑不一定符合事实。

   这说明,问责的秩序维度里,法律秩序开始占主导地位,而传统的政治秩序和道义秩序,已经边缘化。

   但大家还是认为,仅仅问责法律责任是不够的。因为官员不仅仅是行政官员,市长和书记要承担的责任,不仅仅是法律责任。而CDC专家的责任,也不仅仅是专业发文的责任。

   在不同秩序维度的问责力量发生变化的的情况下,要启动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就需要激活响应的政治问责机和道义问责的机制。就武汉的案例来说,就是启动人代会的问责机制。而对于CDC的专家来说,现在没有什么办法启动科学家道义问责机制,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机制。现在科技部发文要求大家不要急于发论文,这样的要求只能是道义倡导,而不能启动道义问责。在这里,学术自由,学术的行政责任可能更为重要。

   讨论到这里,一个连带的问题是,现在的信息传播机制主要是请示汇报制度。请示汇报制度在实践中的秩序效应是,往往蜕化为请示汇报不干活或者不负责任的制度。这说明,自下而上的请示汇报制度,对于耽误此次疫情应对,应该有很大的责任。

   在秩序学者看来,一项制度出那么大的问题,就要思考相应的秩序问题。也就是说,请示汇报制度既然在秩序维度存在着不干活、不负责的元素,就需要改变这一制度。

   现在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是实施罗伯特规则的会议制度。这一制度的特点是按照议会制的程序来组织会议,这样所有的信息都能够有平等的机会展示,而且有用的信息很快进入政策议程,而没用的信息会挤出政策议程。请示报告制度有利于集权,有利于避责,罗伯特规则的会议制度有利于落实相应的个体责任和集体责任,而且有利于分权,有利于问责,更有利的事是,有用的信息很快能够变成得力的政策信息。

   现在请示汇报制度已经耽误了此次疫情应对,是时候从秩序维度思考要不要引入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制度了。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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