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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苏格兰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启示

更新时间:2020-02-08 10:50:04
作者: 姚洋 (进入专栏)  
任何一个想与别人做买卖的人,都可以先这样提议:请把我所要的东西给我吧,这样你就可以从我这里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按照这个办法,可以取得所需要的大部分帮助。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供给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恩惠,而是因为他们自利的打算。

   人天然地具有占有欲,但这并不一定导致霍布斯的丛林,通过市场交换,人的占有欲可以成为提高自己和他人福利的源泉。由此,斯密为市场经济找到了伦理基础。但这不是《国富论》的全部内容;斯密在书中还详细讨论了价格、工资和利息的形成过程,资本积累以及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问题,为现代经济学搭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框架。到19世纪后半叶,门格尔等人发明了边际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瓦尔拉斯构建了一般均衡理论,对市场经济进行了完整的描述。边际革命让经济学获得了“庸俗”的头衔,但是,边际分析让经济学掌握了数学分析工具,从而开始了系统的进步。而这一切,都起始于斯密在《国富论》里所表达的思想。

   脚踏实地的改良者

   苏格兰知识分子为商业社会建立了伦理基础,接下来就是苏格兰实干家们的舞台了。如同他们的理论一样,务实和理性构成了苏格兰人性格的底色。苏格兰人也许不是最好的发明家,但绝对是优秀的技术改进者。“就像他们没有发明科学,或资本主义,或进步和自由的理念一样,苏格兰人也没有发明多少技术。”但是,他们却善于改进现有技术,让它们变得为日常生活所用。神奇的是,从“有用”的小处着手,苏格兰人对技术的改进却成为推动英国工业和技术革命的最重要力量。

   苏格兰对现代技术文明的贡献始于对医学的改进。在18世纪中叶以前,英国大学里的医学院只教给学生医学理论,不鼓励学生与病人之间有任何身体接触,更别提给病人开刀了,因为这些工作是专属仆人或剃刀师做的。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与之不同,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要把他们培养成医学通才。学院开设解剖课,把手术从一个剃刀师才愿意干的脏活变成了一个基于解剖学和生物学之上的科学门类。爱丁堡大学培养的医生在整个英国名声鹊起,它的医学院也成为大不列颠想成为医生的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地方。许多苏格兰医生成为英国有钱人的御用医生,但这没有妨碍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为公共卫生做出贡献。其中之一是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他是用柑橘治疗坏血病的发明者。

   林德建议英国海军在舰艇上常备柑橘,但没有得到响应,只有詹姆斯·库克船长——一个有着苏格兰血统的探险家——在1769年开始他的澳洲探险时才听从了林德的建议。直到1795年,柑橘才成为英国海军舰艇上必备的食品,而这还要感谢另外一位苏格兰人詹姆斯·布莱恩(James Blane)爵士对英国海军的劝说。大英帝国能够称霸世界海洋,小小的柑橘功不可没。

   对工业革命贡献最大的苏格兰人当属詹姆斯·瓦特。流行的说法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实际情况是,瓦特只是改进了蒸汽机,让它变得更加实用。蒸汽机是两位英格兰人托马斯·纽克曼(Thomas Newcomen)和托马斯·萨维里(Thomas Savery)发明的。瓦特听说这个机器的时候,只是格拉斯哥大学的一名工匠,帮约瑟夫·布莱克(Joseph Black)教授做一些实验工具。他们俩从1763年起开始研究蒸汽机的改进。老式的蒸汽机只有一个带活塞的气缸,活塞连着一根铁杆,蒸汽进入气缸推动活塞上行,后者压低铁杆做工。但是,活塞下行要等蒸汽自然冷却,耗时很多。瓦特的目标是让活塞快速运动起来。经过无数次试验,终于在1765年春天一个晴好的午后,当瓦特外出散步的时候,灵感降临:如果给气缸连上一个真空容器,蒸汽就会自动排出到容器里,从而实现了活塞的循环运动。到1775年,瓦特和英格兰著名的铁器锻造家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合作,开始了长达几十年对于蒸汽机生产的垄断。自此,人类跨入了工业社会。

   瓦特这个励志故事的奇妙之处在于,他是一个文盲。他改进蒸汽机,没有得到多少科学的指导;他也不关心背后的科学原理,只关心如何让这部神奇的机器更加有用。这种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态度,却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

   苏格兰人对工业革命的贡献远不止于英国境内。自打并入英国之后,苏格兰出现几次移民潮,尤以向北美的移民居多。在美国早期建国的历史中,苏格兰人就发挥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教育领域。普林斯顿大学是苏格兰移民建立的学校,开创了美国综合性人文教育的先河,直到19世纪后半叶哈佛等大学开始引进德国的分科教育之后,才慢慢失去优势。苏格兰人以其固有的务实精神,引领了美国的工业和技术革命。在19世纪前半叶,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的苏格兰人地区是美国技术工人的最大来源地,到19世纪中期,苏格兰妇女也加入到工业劳动大军之中。到了19世纪的后半叶,苏格兰人更是在工业界大显身手,贝尔和卡耐基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个人。

   贝尔在爱丁堡长大,并在爱丁堡大学接受教育。他的家庭以设计和制造语音设备出名,这为他后来发明电话创造了条件。相比于贝尔,卡耐基的发家史更像一个苏格兰人“应有”的样子。他于1835年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纺织小城,他能记住的第一个声音是他父亲纺车发出的“吱呀”声。随着蒸汽机的使用,家庭纺织作坊被工厂所取代,卡耐基一家于1848年移民美国。像其他苏格兰移民子弟一样,卡耐基小小的年纪就必须参加工作。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做电报公司的投递员,但是,他聪慧过人,很快就学会了电报的翻译,甚至能够从电报机的“滴答”声里判断电文内容。这让他很快得到上司的信任,成为主管。他的第一桶金是在内战期间用铁路为北方军队运送军用物资,到内战结束时,他已经拥有了40万美元的财富。

   如何使用这笔巨额财富?卡耐基看中了当时最先进的行业,钢铁。为此,他回到英国学习钢铁制造技术,回到美国之后,他建立了从铁矿石和煤炭的开采到钢铁产品销售的一体化公司,并以苏格兰人所特有的精打细算压缩成本,在40年的时间里,主导了美国的钢铁业。1901年,他把公司卖给J. P. 摩根,获得4.8亿美元。此后,他专心慈善,在世界各地建立了2800多个公共图书馆。他也关心教育事业,但不是一般化的教育,而是“有用”的教育,相信“知识如果只是用来玄思,就没有任何价值”。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卡耐基—梅隆大学以工程见长,不是没有道理的。

   苏格兰人的触角也延伸到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用一艘军舰“复仇女神号”就完败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黄埔守军。这艘军舰是苏格兰造船师在利物浦建造的。它长56米,由两座60马力的蒸汽机推动,装备两门32磅大炮、五门6磅小炮和一座投掷器。在它面前,清朝海军的木壳船就像火柴盒一样不堪一击。当然,苏格兰人对中国所做的,也不都是做大英帝国侵略战争的帮凶;他们的商业才能也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比如,汇丰银行就是苏格兰人托马斯·萨瑟兰德(Thomas Sutherland)于1864年在香港发起成立的,1865年在上海开业,成为中国较早开始运作的现代银行。

   苏格兰人也许不善于进行颠覆性的发明,但他们凭着对“有用”的追求,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技术进步。苏格兰哲学相信人类的知识来自于经验,而不是理论推导,而知识是否可靠,“有用”与否是唯一的检验标准。人类文明是人类建构的结果,但不同的建构方式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有成功,也有失败。大体而言,从经验出发、以“有用”为目的,大概是最安全、而且也常常是最有效的方式。

   何处安放乡愁?

   如同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一样,苏格兰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面临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冲突。在与英格兰合并的头半个世纪里,苏格兰爆发了多次起义,其中尤以1745年的詹姆斯党叛乱最为严重,影响也最为深远。光荣革命终结了来自苏格兰的斯图加特王室在英国的统治,但是,被流放的詹姆斯二世和他的家人并不死心,试图从汉诺威王室手中夺回政权。1745年,詹姆斯二世的儿子查尔斯王子从意大利潜回苏格兰,在苏格兰高地东海岸登陆并组建军队,向南部进军。当时的苏格兰高地仍然处于地主家族主导的农奴制度下,不仅普通百姓的生活困苦不堪,就连地主们也过着勉强果腹的生活,和苏格兰南部欣欣向荣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查尔斯王子的到来,唤起了部分家族对旧日苏格兰秩序的憧憬,他们领着各自的佃农参加查尔斯的军队。

   但是,这么一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军队,根本不是英国军队的对手,在苏格兰和英格兰边界被英军打得落花流水,溃败回高地地区。英军乘胜追击,在高地大开杀戒,屠戮了无数同情詹姆斯党的民众。1745年变成了苏格兰高地永远的一块伤疤。但这还不是高地人民困难的终结,18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圈地运动,让大多数高地佃农失去了土地,被迫南迁,许多人移民海外。苏格兰精英奠定了美国早期的高等教育体系,而普通苏格兰移民也在美国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独立战争因殖民地民众反抗英国的不合理税负而起,但不是所有殖民地的民众都愿意脱离英国。吊诡的是,来自苏格兰高地的移民就属于这类人。他们加入英国军队,和华盛顿的军队作战,而他们的主要对手,恰恰是来自于苏格兰南部的移民,后者是美洲独立的坚定支持者。本来希望斯图亚特王室复辟的苏格兰高地人民,为什么要支持当政的汉诺威王室呢?合理的解释恐怕只有“乡愁”二字。

   在决定与英格兰合并之时,爱丁堡的精英们之间出现过巨大分歧,英国皇室为此准备了巨款来贿赂其中的反对者。民众反对合并的情绪也很强烈,他们不仅经常上街支持议会里的反对者,而且还袭扰支持合并的议员。苏格兰议会从1707年10月开始,对先前英国方面提出的合并条约逐条投票。几位强烈支持合并的人士以娴熟的政治手腕和雄辩的口才赢得了多数议员的支持,最终,条约的最后一项条款于次年1月7日通过。英国皇室的贿赂款没有派上用场,都被中间人中饱私囊了。合并给苏格兰南部带来显著的好处。爱丁堡迅速崛起,人口大幅度增加。像绝大多数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一样,爱丁堡老城本来就拥挤和肮脏,迅速增加的人口加剧了这个局面。市政当局因此决定在城市北边修建新城。爱丁堡的有钱人纷纷用新获得的财富在新城建设宽敞的住宅,其中也包括像休谟这样的启蒙运动思想家。

   格拉斯哥的商业发展比爱丁堡更迅速。由于合并,苏格兰的商人现在可以享受和英格兰商人同等的待遇,获得海外贸易的特许权。格拉斯哥涌现出一批专做美洲烟叶贸易的商人,他们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苏格兰南部很快就融入英格兰经济体系之中。到18世纪下半叶,整个苏格兰很少有人再质疑合并的合理性了。不仅如此,苏格兰精英们纷纷自觉地“英格兰化”。休谟和斯密的英语都不太好,但是他们坚持用英语写作。爱丁堡的精英们关心的不是苏格兰的事务,而是整个英国的事务;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爱丁堡成为英国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和公共舆论中心。创刊于1802年的《爱丁堡评论》,主导英国公共舆论数十年的时间,直到1929年才停刊。在19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文章,是英国知识分子成名的象征。在苏格兰本土,年轻人向往伦敦的生活,许多人在那里获得良好的发展,其中还出了几位首相。苏格兰人的身份从“苏格兰”变成了“不列颠”。

但是,乡愁不会轻易消散。在18世纪、19世纪之交,当绝大多数苏格兰人热情拥抱他们的“不列颠”身份的时候,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山鼻祖瓦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用他的诗作和小说唤起了人们对苏格兰高地旧日生活的浪漫想象。在他之前,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于1762年发表长诗《莪相》,声称这是他在民间收集的凯尔特游吟诗人莪相的盖尔语诗作,从而在苏格兰掀起一股怀旧浪潮。然而,很快就有人指出,这不是莪相本人的作品,甚至不是民间盖尔语诗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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