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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俊琳:当传教士成为被告:清末乌石山教案的法律史分析

更新时间:2020-02-08 00:00:08
作者: 许俊琳  

   内容提要:乌石山案案发后,围绕传教士是否侵地问题,中英各方在交涉中就外交协商和司法审判两种方案做出了不同选择。中方在咨询律师和掌握充分证据后,由士绅出面聘请英国律师将传教士告上英国领事法庭,希望以司法化退拒外交化。而英国一方,虽然外交官在与中国交涉时屡屡以法庭审判为辞,但更多是一种外交策略,实际上他们更倾向于以外交而非法律来解决此案。所以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等竭力以外交调解来阻止诉讼,而传教士为力证清白不能接受无条件妥协而坚持诉讼。最终英国在华法庭以“物之所在地法”和中国的法律与习俗为依据,做出了迎合各方的折中性判决。案件的审理并不完全以法律为准绳,更多是各方博弈的结果。本案审判体现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在地方实践中的复杂性。

   关 键 词:乌石山教案  传教士  外交交涉  审判

  

   1878年8月30日,福州绅民以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在乌石山新建洋楼侵占公地而将其焚毁,引发乌石山大审判,其中包括两个审判,中国衙门审理绅民焚楼案和英国在华法院审理传教士为被告的侵地案。过去对乌石山案的研究多从中英外交交涉或绅教矛盾等方面入手,对构建乌石山案的多元面相贡献甚大①。新近有学者从英国外交官和传教士的关系切入,将教领冲突在乌石山案中扮演的角色呈现出来,颇多新意②。这些研究都注意到乌石山审判,特别是对焚楼案审理的研究趋于完整,但因核心史料的缺乏,学术界对后一个审判的探讨较为薄弱。从法律史角度而言,聘请英国律师向英国法庭控告英国人并取得“胜利”绝对可成为一个法律史事件,也是西方治外法权在中国地方实践中的一个另类画面。本文结合英国外交部档案和英国圣公会档案中的乌石山专档和庭审记录,辅以中英文报刊等资料,试图探讨中国官绅何以要聘请英国律师在英国法庭上将英国传教士推上被告席,以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为代表的英国外交官为何又要阻止审判,而作为被告的传教士却为何并不忌惮被审判坚持走向法庭,英国法官最后判决的理路何在。通过仔细地梳理这数种相互交织的逻辑,构建乌石山案的法律维度,在加深对乌石山案认识的同时把治外法权在地方实践中的复杂性呈现出来。

  

   一、以司法化去外交化:中国官绅走向英国法庭的缘起与准备

  

   厌讼、怕讼是中国传统的社会心态,何以在乌石山案中中国官绅要走向法庭,更何况是面对外强,延聘英国律师向英国驻华法庭控告英国传教士。这种突破首先得力于中国朝野中一些熟悉洋务的官绅,在中外交涉的历练中逐渐意识到以西律向列强抗争是一种可行的路径。早在1870年代,郑观应就提到对交涉事务要“秉公审断,按律施行”,“以洋法治洋人”③。1877年李鸿章也主张在中西交涉疑难案件中要“以彼之矛,刺彼之盾”,“以西律折之”④。此即王韬所谓“执西律以与之反复辩论,所谓以其矛陷其盾也”⑤。具体到乌石山案,1878年11月驻英公使郭嵩焘即数次向总理衙门建议“一据公律办理”,“办理得法,必不至为所持。以教士之权虽盛,而公例不能揄越,亦足免外部之袒护也”⑥。续任驻英公使曾纪泽也主张以西洋惯例来办理乌石山案⑦。他们都主张以法律武器诉诸公理,以司法公理退拒强权。

   丁日昌等中国官绅在乌石山案中的司法实践正是这种交涉取向的一个缩影和成功案例。但走向法律最早的缘起并非是丁,在丁还在广东未接手本案之前⑧,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何慎之。何早年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后在香港警察法庭(Hong-kong Police Court)担任翻译。1876年他来到福州,担任福建衙门的翻译,并为洋务工作提供相关服务。8月30日他作为翻译随同福州官员上山,但下午两点半下山,参与了前面的会勘而并未目睹后面的洋楼被毁,所以他也是乌石山事件的半个见证者。案发后,他立刻赶往香港,就案件寻求专业的法律援助,求助的对象是希剌(Thomas C.Hayllar)和伍廷芳,前者是在香港执业多年的英国大律师,后者是港英政府批准的第一个华人大律师⑨。何的香港之行很显然与他的阅历有关,诚如丁日昌所言,福州通商局官员对洋务很隔膜,很难想象他们有从福州到遥远的香港求教的见识,可推断正是在何慎之的建言下,被福州官厅遣港寻求法律帮助的。

   在往港之前,何慎之做了较充分的准备,主要是把乌石山案的来龙去脉及历次的契约进行了整理,并翻译成英文。在此,有必要简单梳理1867年租约的由来。1850年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温敦(W.Welton)与住持林永懋约租乌石山道山观左边房屋,获中英官方盖印,由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翻译官星察理(C.A.Sinclair)和侯官县令兴廉保租⑩。1855年温敦又与新任住持陈圆成约租道山观右边排屋,“据中国法律这种租约没必要盖印”(11),所以未经手中英官方。1861年密教士(George Smith)再与陈圆成口头订租道山观右边房屋旁小地,但未立字据也未经中英官方认可(12)。1866年胡约翰(John Wolfe)与陈圆成订约,试图把1850年和1855年房屋和1861年小地一次性卖给教会,并预付500元定金。但道山观绅董发现后,控告陈盗卖公地、私立契约,1867年3月陈畏罪潜逃(13)。陈的逃跑及与教士的私相授受促使绅董决定把1850、1855、1861年三约废除,并于8月与胡约翰新订租约,双方签字并获中英官方盖印(14)。新约暂时化解了冲突,后十多年未有疑问。

   但新约只是简单照抄了1850年和1855年租约对房地的描述及1861年的口头租约与租金安排,并未重新审视租约内容与实地勘定。正如威妥玛所言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双方都漠视一个明显事实,即1850、1855年租约中的房子已发生改变,而1861年小地上也有了新建筑(15)。传教士考虑到居住习惯和事工需要及审美与健康,会改变原有房屋甚至推倒重建。主要是将1850年租约中的两座平房改建成了西式洋楼,分别作为传教士住宅和学校,1855年租约中的房子则加盖了一层,1861年小地上建了一个厨房(16)。这些改变未遭反对且在1867年重订新约时官绅也无异议。特别是1861年小地四至未清晰界定,为冲突留下隐患。

   所以何慎之向两位律师请教的核心在1867年租约的效力问题。重点包括:如无允许,胡约翰是否有权拆毁原房屋并建造新建筑?是否有权在空地上建造房屋?这一租约是永久性的还是双方有权可选择取消?如不可取消,那么尽管未欠房租,租客是否可违背房东意思将房子按照他的意愿来使用?如胡约翰无权拆毁新建也无权在空地上造房,那么房东是否有权终止租约?道山观绅董和民众未对改建和新建提出异议的法律意义何在?对此希剌1878年10月1日和伍廷芳10月4日签名的文件回答较为一致,他们都强调胡约翰如未获同意无权拆毁原房重建或者在空地上建房;1867年租约租金是按年计算的,并非永久性租约,只要提前告知终止即可,所以房东可终止租约;绅民的沉默且继续接受租金,其法律意义意味着弃权。两人都非常乐观地看待控辩的胜负,希剌写道:“在我看来正义并不站在胡约翰这一边,他已经利用自己作为外国人的优势谋利颇多,最后打破了中国人的耐心”。但他也感到本案在法律上非常复杂,所以“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胡约翰接受由中国官员提供的慷慨的赔偿和房产交换。如果他不接受,那我建议官员站在自己的合法利益上,如我所建议的那样解决问题。”而伍廷芳更明言:“如果确实是侵占的,那么被侵占土地的主人有权将房子毁掉”。(17)两位律师的回答为福州官绅最终走向法律向英国法庭控告传教士提供了底气和专业支撑。

   而最终将司法化推向实践的是丁日昌。从1878年8月30日案发到1879年1月丁日昌作为钦差来福州之前,福州官厅和星察理相持不下,前者坚持先办侵地再办毁楼,后者强调先解决毁楼案再勘察。1月8日丁日昌到福州后,他强调案件互有是非,“百姓焚毁洋楼,乃我无理而彼有理之事……而教士侵占公地,则为彼无理而我有理之事”(18)。只有将焚楼案先行议结,“我理屈之处业已办到领事输服”,那么赴英领事法庭控告教士英方才能“无可挟制”。而对“彼理屈之处只可由绅士出面与之据理争执,或者争得一步是一步,挽回一分是一分也”,即由士绅延请状师向英国刑司控告(19)。所以丁到闽后即“先将烧毁教堂之案惩办数人了结,以免牵掣,一面由绅士邀订西国状师,将所驳之三十余条翻作英文,赴英按察处控告”(20)。

   他为状告做了充分的准备,详细调阅通商局及府县档案,缉获租房当事人逃逸道士陈圆成到案审问,参考文卷契约,确认传教士“实有侵占确据”,认定“教士侵占则为彼所无理之事”,“该国刑司想亦不能不照律公断”,“凭据确凿,断可有胜无负”(21)。这增添了他控告的信心。丁此举颇有以司法化退拒外交化的考虑,以司法审理诉之公理而尽量避免受外交强权的裹挟。丁历来主张在教案等中外交涉中要秉公办理,所谓“总当存一公字。此心一公,则听断自无偏倚。听断一公,则中外自然输服”(22)。他明白在外强我弱的情势下,审理只有秉诸公理才有可能避免强权介入而据理力争。他意识到两个案件的原被告不一致,且案件审判的审理者一在中国衙门、一在领事法庭,也有不同,中国官方能掌握主动的主要在毁楼案,而侵地案要等教士到案由英领事法庭裁断,先办我之无理的毁楼案正是为状告彼之无理的传教士侵地案铺路。

   所以在2月初毁楼案接近落幕,丁日昌就开始安排士绅到香港延聘律师,侵地案由士绅出面,官方在背后支撑,但避免官方参与的痕迹,以便更有转寰的余地。正如丁所言“恐由官与之辩驳,彼族恼羞成怒,或致酿成事端,故由绅士请彼处状师控告,为以矛刺盾之法”(23)。所以2月8日当星察理听闻此事后,曾向闽浙总督何璟求证,何答复士绅正有此打算,但尚未最终确定,并且“中国官府并不赞成,这事该由中英官员进行解决,而不是让普通百姓插手干涉”。星察理请求若真有此事请告知他,以便通知传教士寻求法律帮助(24)。同日他又向丁日昌求证此事真假,丁声称“此系由绅士主意,不关官事”,并再次强调教士侵地确有凭据,请审判时星察理能相助“使教士全搬出城”。星表示如士绅控告有真凭实据,会设法令教士出城(25)。两人都在玩外交手法,丁抛出士绅以减少官方的压力,以便官方有更多的伸缩性,实际上他已在暗中为控告做准备,而星在丁肯定证据确凿的坚持下也不可能正面拒绝。

   之所以到香港延请律师,是因从1840年代开始,香港中西构讼多聘请西国律师,内地视其为一种典范(26)。香港律师自然成为首选的对象,何慎之与香港的联系也是一个桥梁因素。事实上1877年“福州中美诉讼案”,福州通商局已从香港聘请伍廷芳作为代理律师。李鸿章曾忧虑延聘外国律师,费用大且担心其不无偏袒,所以希望培养通晓西律的中国律师,来处理中西交涉案件(27)。而本案之所以没有继续聘请伍廷芳而选择英国律师,可能与他在“福州中美诉讼案”的失败有关,也可能他正受香港其他案件与事务的牵扯,无暇北上(28)。此外,丁日昌认识到“外国状师向与其使臣、领事平行”(29),这也是他决议让士绅到香港延请英国律师控告的原因。最终希剌成为福州士绅的代理律师,他丰富的律师经验,特别是前述他相对公正和乐观的表态赢得了福州官绅的认可。他接受了邀请来到福州,在1879年3月正式代表士绅向领事法庭提交了诉状。

丁日昌将从旧卷中摘录的侵占凭据交绅董转交希剌,希剌认为“有此凭据,必可得直”。丁曾将此转告威妥玛,后者也向他表示“若有侵占凭据,由公堂断令将原屋交还”(30)。李鸿章也对他的策略表示赞同,1879年3月5日曾致函丁“占地一节,由绅士请状师与之理论”(31)。促使丁日昌决议以司法手段彻底让传教士搬离乌石山,永绝祸根,排除了福州部分官员担心刺激英方欲将就了结的意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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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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