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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琴:晚清民初留学生社会形象及其演变

更新时间:2020-02-07 23:37:56
作者: 刘晓琴  

   内容提要:晚清时期,留学生的社会形象从模糊到清晰,从对容闳等早期边缘人“通夷言夷字”“久居外洋”的模糊认识,到清政府派遣同文馆学生出洋、幼童留美、船政学生留欧,形成对出洋肄业生的认知,社会逐步认识了这一新群体,留学生形象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建构起来。甲午战败后,在张之洞《劝学篇》、梁启超《敬告留学生诸君》等著述鼓舞下,出国留学迅速成为晚清社会的焦点之一,社会对留学生寄予厚望。在一系列奖励游学毕业生出身和授予官职政策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留学生被清政府任用,树立了留学生社会精英的形象。直至民初,社会赋予留学生群体救治中国衰敝的重任,留学生在政学工商各界均举足轻重。留学生也承载了社会及家庭对自身的巨大期许和压力,完成了自我形塑。20世纪20年代中期,诸多因素导致留学生遭到学界批评和质疑,对留学生的崇拜逐渐破除,理性认知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留学生精英者的形象依旧,普通民众对留学生仍旧盲从。在清末民初社会形象演变过程中,留学生从社会边缘走到了舞台中心。

   关 键 词:晚清民初  留学生  边缘人群  社会精英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returned students  marginal groups  social elites

  

   晚清至民国,留学生形象的形成及其演变中,存在有两条主线:一是在真实历史场景中的留学生①,一是在文学作品中的留学生②,二者中留学生的形象有时合二为一,有时又截然相反。在留学生文学中,研究者认为以五四为界,五四时期留学生是“弱国子民”的卑微形象,五四时期之后是“留洋归来而数典忘祖、洋奴气十足的‘国人’”③,留学生似乎总是在文学作品中以负面形象示人;而在近代留学史中,留学生是社会变革所期望的关键角色,二者之间有着强烈的反差。虽然对留学生持或褒或贬的态度是同一时空客观存在的两种评价,其同一时期的形象也并非千篇一律,但是从整体上看,留学生形象在晚清至民国有一个曲折的演变过程。本文并非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探讨留学生形象,也无法将这一讨论扩大至留学目的国民众眼中的中国留学生形象之建构,而是聚焦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场域下,留学生社会形象(包括留学生自我形象)的形成、发展与演变。

  

   一 从模糊到清晰:晚清留学生形象的形成

  

   在留美幼童出洋之前,留学生人数极少,其形象模糊。近代留学史往往从容闳、黄宽、黄胜留美而始。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冬,当马礼逊学堂(Morrison School)校长鲍留云(Rev.Samuel Robbins Brown)提出愿带学生赴美学习时,“全堂学生聆其言,爽然如有所失,默不发声……为之愀然不乐”④,唯有容闳三人愿随出洋,容母得知则“凄然泪下”,留学在19世纪40年代不仅不为人所知,而且视作凶险之途。

   容闳于咸丰四年(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立即启程回国。虽然容闳身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⑤的理想,却在回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辗转于广州、香港、上海等地谋生,终至咸丰七年(1857年)以译文获得声誉,“人人知予为曾受西国教育之中国学生”“几无一不知予为美国毕业生”⑥,然而并未使容闳的处境改变。转机在容闳成为曾国藩幕僚之后。容闳主动通过曾国藩幕僚函荐,得以入曾国藩幕:“金子香同广东友人容君淳甫⑦(光照,香山人,通夷言、夷字,曾居花旗八年。应其国贡举得隽。去年左孟辛⑧函荐于我,属引见揆帅,故来)来。”⑨而容闳“通夷言、夷字,曾居花旗八年”就是推荐者赵烈文对容闳的印象。之后容闳主要用于招募外洋工匠。当容闳受曾国藩委托到美国购买机器回到上海后,同治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曾国藩为容闳请奖,奏片中仅有“花翎运同衔容闳,熟悉泰西各国语言文字,往来花旗最久,颇有胆识……以同知留于江苏遇缺即补”⑩,容闳“留美生”的身份模糊,曾国藩最注重的是容闳语言上的优势。同治七年(1868年),容闳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廷上条陈,建议派遣留学生:“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11)为了防止遭致反对,容闳特意将这一教育计划列为第二条,且另拟三条。“此条陈之第一、三、四,特假以为陪衬……乃不显有偏重之意也。”(12)容闳的留美教育计划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留学”潜在的阻力很大,特别是在丁日昌丁忧回籍后再无下文。直至天津教案发生后,容闳被丁日昌电招为“议员”,留学生的身份在督抚看来,主要是“翻译”的角色。

   天津教案后,容闳得到丁日昌的帮助,派遣留美生的计划终于得到了曾国藩的同意,同治十年七月初三(1871年8月18日),曾国藩、李鸿章等联名上奏“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折”(13),并酌议“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开启了幼童留美史。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1872年3月1日)曾李二人再上奏折,容闳被派为副委员,理由是“前在花旗居处最久,而智趣深远,不为习俗所囿……该员练习外洋风土人情,美国尤熟游之地,并以联外交而窥密匙”(14),容闳留美毕业生的身份仍旧不清晰。与此同时,出洋肄业局的正监督人选为陈兰彬,正如丁日昌所言,“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15)。容闳没有得到清政府完全的信赖。甚至到十九世纪末期,晚清权要提到容闳时,仍只记“久居外洋”等模糊之词。如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三(1896年5月15日)翁同龢日记中记载见到容闳的情景,“江苏候补道容闳,号纯甫,久住美国,居然洋人矣,然谈银行颇得要”(16)。对留学生的认识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对其官职则记录详细,对容闳的评价中带有嘲讽。

   在留美幼童挑选过程中,容闳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困难:民众视出洋为畏途。以首届留美幼童之一詹天佑为例,出洋必须具结,具结内容如下:“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指幼童出洋肄业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17)经多方努力,同治十一年(1872年)夏第一批幼童选毕,八月十一日起航赴美。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官费留学生,远涉重洋,踏上美国的土地。

   与容闳同时赴美的黄宽、黄胜留学归国后的情形也值得注意:黄宽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以伦敦传教会医生的身份,于1857年1月回到香港,先是在香港伦敦会医院任职,“即便在医学界与宗教界中也有一些西方人士视黄宽为异己”(18)。由于受到歧视和排挤,黄宽辞去传教士的工作,1858年回到广州行医。黄宽自办医院,也曾在惠爱医馆、博济医院兼职,治病救人的同时“一面编译西方医学著作,一面又组织训练班,培养少数中国青年充任医生的助手”(19)。按照陈邦贤《中国医学史》的记载,黄宽曾得李鸿章邀请,于1862年赴天津任医官,但不到半年即辞职回广州继续行医(20),之后又曾任广州海关医务处医官(1863年)、西南施医局主任(1875年)。黄宽西医留英背景是其职业生涯的起点,作为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难得的西医人才,黄宽受到了重视,但是也遭致伦敦传教会内西方人的排挤。黄宽在李鸿章幕府内任职时间短暂,李鸿章对西医、特别是中国西医人才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黄宽作为中国最早的留英西医人才的形象没有在以李鸿章为首的士大夫眼中建构起来(21)。

   黄胜1848年秋因病自美归国,首先在香港英华书院从事印刷工作,并协助理雅各翻译《圣经》、将“四书”译成英文;1860年与伍廷芳一起创办香港第一家中文报纸《中外新报》,在香港很有影响力。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黄胜曾积极参与洋务事业,但遭遇挫折。1864年,黄胜接受了丁日昌的邀请(由黄宽推荐(22)),担任上海广方言馆的英文教习,但是三年后(1867年),黄胜辞职重新任职于英华书院,原因不详。1871年后与王韬等人合办中华印务总局、《循环日报》。留美幼童事宜启动后,1873年第二批留美幼童出洋事宜由黄胜负责带领赴美,但是他很快归国——“至迟在光绪元年底以前已回华”(23),回国后曾在香港为福州船政学堂英文班招生。1878年以后第三次到美国,任出洋肄业局委员、驻美使馆的翻译。在此期间,驻美公使陈兰彬对黄胜印象不佳,当容闳拟给其帮办一职时,陈兰彬以黄胜“洋习太重,在局究不相宜,当于是年闰三月去法国途次,寄托改派为金山总领事公署翻译,以金山相距一万四千公里,可免其沾涉局事也”(24)。光绪六年十一月(1880年12月)又被江南道监查御史李士彬参奏“该局帮办翻译黄姓,久为教徒,暗诱各生进教”(25)。“上述的不愉快经验,以及接续而来的撤回幼童之举,对黄胜都是极严重的挫折,因为他大约在光绪七八年之际回到香港后,随即在光绪九年(1883年)十二月归化为英国子民,自此也不再参与洋务运动了。”(26)洋务派官吏对黄胜的认识,仅为“翻译”,不仅不会委以重任,而且处处提防,这是早期留洋归国者普遍的命运。

   光绪七年(1881年)留美幼童被撤回后,《申报》对幼童的报道虽援引的是日本报纸所言,但是评价非常负面:“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性情则多乖戾,禀赋则多鲁钝,闻此辈在美有与谈及国家大事及一切艰巨之任皆昏昏欲睡、顾而言他,则其将来造就又何足观。”(27)留美幼童遭受批评,甚至是从其家庭出身上给予根本性的否定。“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大学奖章获得者以及所有的人,回国以后,无论干什么工作,每月得到的只是4两银子(5.5美元)的低薪,相当于一个办公室工役的工钱。”(28)所反映的仍是留学生被轻视、贬斥的遭遇。一些留美幼童只得在教会学校暂时栖身:“1880年代,他们回国后,发现很难找到称心如意的职位,有些人就委身于圣约翰书院的教职(每月薪金约30两),直到他们在宦场或商界找到较优的位置,方才离去。”(29)

   船政留欧生与留美幼童的命运截然相反,他们不仅陆续得到了清廷奖励,而且很快按照专业派赴福州船政局或各水师任用。正如晚清洋务派期待的那样,船政留欧生的社会形象与他们的专业技能一致。然而,历经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船政留欧生损失大半,战争的惨败在清政府看来这一群体未堪大用,这使得晚清督抚对船政留欧学生的评价不高。

   在外交人员中,较早得到任用的是伍廷芳。当李鸿章向总理衙门荐举伍廷芳时谈到:“久闻其人熟习西洋律例,曾在英国学馆考取上等。”(30)伍廷芳以留英的背景及对西方律例的熟悉,被李鸿章启用襄办洋务,直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任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公使,清末新政时又主持修律工作。总理衙门认识到留学生在外交领域的价值,委以外交职责。在戊戌维新之前,还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西文学堂毕业生出洋游历的一类留学生,他们多数人成为晚清外交舞台上活跃的外交官,出洋游历或留学是他们身份的必备经历,这成为19世纪70年代以后外交人员的主要力量。在晚清外交领域,留学生的作用较早地得到重视,留学生形象与外交官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想。

   清政府在派遣幼童留美、船政学生留欧和同文馆学生到海外游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留学生的认识,从仅记载早期留学生通夷言夷字,到强调留学生在“外国学馆考取上等”,留学生的社会形象得以初步建构。虽然留学生的社会形象已立,却还未得到晚清社会普遍的认同。留学生试图跨越边缘局外人与士大夫之间的鸿沟,但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诸多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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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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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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