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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建刚:极端事件的风险恐慌及对行政法制之意蕴

更新时间:2020-02-07 22:10:14
作者: 戚建刚  
他们指出,感情能够淹没意识……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在历史的进化过程中是这样的,从感情系统到理性评价系统的联结要强于从理性评价系统到感情系统的联结。大量的研究已经发现,心情好的人做出乐观的判断和选择,心情不好的人做出消极的判断和选择。[36]研究人员还发现,情绪对人们的风险决策的影响与其强度有重大关系,即相对较低强度的情绪在人们风险决策中扮演顾问者的角色,而强烈的情绪则可能排除人们对风险的理性思考。罗温斯顿等人(Loewen-stien, G.)认为,在某些极端事件中,人们之所以会全然拒绝计算风险,反对采取任何冒险行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极端事件的可能后果被认为是极度恐慌或具有灾难性。比如,一些公民断然拒绝政府开发核能——即使发生核事故的概率非常之小,是因为出于对核事故的无法估量的灾难性后果的极度恐慌。[37]

   让研究人员感到意外的是,与决定预期效用的变量不同,人们对风险的情绪反应与危险的生动性成正比。研究人员通过人们购买保险的行为加以说明。根据预期效用理论,保险企业预测人们购买保险完全依赖于危害损失的大小、损失的可能性、保险的成本等客观因素。但杰克森(Johnson)等人的研究表明[38],能够引发生动的、鲜明的心智图像的危险会促使人们更愿意购买保险。他们发现,与那些覆盖所有死亡事件的保险相比,人们愿意为覆盖恐怖主义(一种具有高度生动性的事件)行为导致的死亡的航空保险支付更多的金钱。在另一个极端,对于那些只能引发暗淡心智图像的危险,人们不太愿意投保险。洪水的保险是出了名的难以卖,即使额外的回报奖励相当丰厚。[39]

  

   四、恐慌认知对公众决策的负面影响

   以上分析表明,对于人们在风险状态下的决策,恐慌情绪能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极端事件的风险恐慌又会对公众的决策产生什么影响呢?研究人员发现,恐慌认知会影响人们对该类事件的风险的理性评价,进一步催生新的恐慌,即从一种相对温和的恐慌快速转变成一种恐慌性的反应,[40]患上所谓的“恐慌症”,[41]阻碍或者扭曲公众对风险的理性认知,无端地放大风险的危害性,从而做出一些过度的反应。研究人员还发现,恐慌对公众理性决策所造成的种种干扰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机制来起作用的。

   1.可得性启发。心理学研究已经证实,当公众经历了危机事件的打击之后,不清楚下一次危机事件是否会发生时,往往运用可得性启发来评价其发生的可能性,即最容易被公众所想起的事件通常被误以为这个事件经常会发生。这种风险评价方式类似于贝叶斯定理[42]所体现的原理,从而不适当地扩大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43]美国学者凯斯· R ·孙斯坦(Cass R. Sunstein)也认为,公众对危机事件的风险的判断经常受到可得性启发的影响。比如,公众是否会买自然灾害保险极大地受其近期经历的影响,如果洪水并不在最近发生,住在冲积平原上的人们就不大可能买保险;同样,在地震之后,地震保险销售得很快。他还特别指出,公众显著高估了广为人知的致死原因,比如龙卷风、癌症,却低估糖尿病、哮喘造成的死亡。之所以如此,情绪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公众能在脑海中设想出“更坏的情况”,他们就可能十分警觉,对风险概率的理性估计将会被恐慌所排斥。[44]保罗·斯洛威克则指出与有效启发相适应,被高估的风险是引人瞩目的和具有轰动性的,而被低估的风险则是不引关注的事件,受害者只有一人,往往没有重大损害。”[45]显然,极端事件的特点恰好与有效启发的条件相匹配。在“9·11”恐怖事件中,当公众看到恐怖分子驾驶的飞机撞击双子塔,而双子塔崩溃,消防员和警察与时间比赛等的情形,就越容易设想同类恐怖事件将会发生,就越对死亡的想像更为强烈,而政府官员反复警告更为严重的袭击将会在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中对桥梁和建筑发生时,则进一步增强了公众对各种各样的潜在的恐怖危险及其风险的想像的可能性。[46]这就让人不会奇怪,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恐怖袭击在将来会不可避免地会发生。[47]同样,在我国“5·12”汶川大地震后,在关于汶川县城是“迁”还是“留”的问题上,90%以上的汶川民众希望异地重建,该县小毛坪村村主任甚至提出,“就是迁到新疆边陲,也不再回去了。”[48]而奶粉行业中的“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一时间,所有涉及到蛋白质的食品都变成了过街老鼠,在商场里堆积如山却无人问津。[49]显然,有效启发要对此负重要责任。

   2.概率忽视。概率忽视意指公众对低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变化比较麻木或不太敏感。昆鲁斯(Kunreuther)等人的研究发现,当某一风险的比例在十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和一亿分之一之间发生变动时,公众对其认知不会发生改变。[50]埃尔克· U ·韦伯(Elke U. Weber)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当一个特别让人嫌恶事件已经有49%的发生概率时,如果它的概率改变了1%,公众不太会注意,因为这是很细小的改变。但是,如果它的发生概率从零增加到1%,那么就会引起公众强烈的关注和担心,并尽全力避免它。[51]罗腾斯杰克(Rottenstreich)等学者的研究则发现,公众不仅对概率的变化缺乏敏感性,而且这种不敏感性依赖于公众对特定风险的心理态度。与对某一风险的平淡心理态度的结果相比,那些能够让人产生剧烈感情的风险,对于其概率的变化,公众则要麻木得多。[52]普瑞雷克(Prelec)的研究表明,在不确定状态下决策时,公众往往高估那些给人产生鲜活印象的小概率事件的权重,特别是那些与极端结果有关的事件。[53]凯斯· R ·孙斯坦同样认为,当恐慌情绪高涨时,公众会集中于事件的糟糕结果,对于这种糟糕结果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则不注意,而恐怖事件发生后,这种现象最容易发生。因为“恐怖主义”所引发的生动印象和具体图景可以“挤出”脑海中其他考虑,包括发生概率是相当小的关键看法,也就是说,即使损害的可能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公众的反应强度也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54]相同的情况,在我国也发生。根据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于2003年5月8日到21日所进行的一项“非典公众心理调查”表明,对于“医院是最容易传染非典的地方”的选项,竟有78.7%被调查对象选择“是”,对于“看到身边的人咳嗽,我急忙躲开,因为我害怕他会传染我非典”的选项,则有5%选择“是”,而有15.4%的被调查者最近身体出现了很多不适,如食欲不振、心慌、胸闷、多汗、手失眠,患上“非典恐惧综合症”等。[55]但有医学专家指出,公众在医院里感染“非典”的机率比较低,即使感染了“非典”,其死亡率也远低于流行性感冒。即使不做任何治疗,“非典”感染者95%都可以痊愈,并且死亡者多数都是老年体弱有其他疾病者。[56]这些分析的要点是,当公众成为概率忽视的牺牲品时,建立在统计证据基础上(危险不会发生的)的确信马上会被情况恶化的生动印象所动摇,会对特定危险的风险做出情绪性、过度扩大化的反应。这种反应又会进一步增加公众的恐慌心理,从而强烈的干扰公众的理性决策和判断。除非能够证明,危险是根本不可能发生,但这本身又是不可能的。

   以上分析表明,通过可得性启发和概率忽视的机制,对极端事件的恐慌会阻碍公众对风险的理性判断,不适当地扩大危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然而,如前所述,这种恐慌不仅存在于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的公众之中,有时整个社会都会产生恐慌,形成所谓的“集体恐慌症”。一旦一个组织或团体陷入“集体恐慌”,那么其对风险的判断就会产生严重的偏差,单个的极端事件所造成的伤害或损失会持续很长时间,导致远远超过该行为本身的一系列连锁反应。“9·11”恐怖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恐怖袭击发生后,出现了下列事实:纽约市损失了10亿到30亿美元的税收;全球航空公司的损失超过100亿美元;美国“大公司”裁员将达到20万;英国航空裁减约13%人员等等。当然,这仅仅只是开始。袭击所引起的连锁反应——财政方面的、物质方面的及心理方面的——扩散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57]2008年我国奶粉行业中的“三聚氰胺”事件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也是颇为严重。根据上海市食品协会的一份调查,仅上海市而言,“三聚氰胺事件”对上海整个食品行业的影响都很大,包括甜食休闲食品行业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很多以奶粉作为原料的甜食休闲食品品牌深受其害,最严重的就是消费者开始对乳业行业不信任,已经产生了恐慌情绪,一时间闻“奶”色变。一些与事件无甚关系,但选用了奶制品作为原料的涉奶食品企业的生产、销售都出现同比三成以上的暴跌。[58]然而,正如“9·11”恐怖事件一样,“三聚氰胺事件”拖累的不仅仅是涉奶食品行业,而是整个食品行业产业链,甚至还包括更多领域。[59]

   然而,在极端事件背景下,集体恐慌症的出现却有一定的机理。凯斯· R ·孙斯坦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将其概括为两种效应——信息连锁效应和声誉连锁效应。[60]当某一事件的风险不为公众所认识,而公众仅凭道听途说形成自己的看法时,信息连锁效应就开始产生了。孙斯坦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假使艾伦说废弃的有害垃圾堆放地非常危险,本来持怀疑态度或者中立的贝蒂就有可能支持艾伦的看法;本来不清楚这件事的卡尔就会想:如果艾伦和贝蒂观点一致,那么这个观点一定是正确的;黛博拉只有足够自信才能抵制住艾伦、贝蒂和卡尔的一致观点。当成百、上千、上万的公众仅仅因为别人也这么想而接受某一观点时,这一系列影响就会导致社会连锁效应。孙斯坦的这个例子虽然是假设的,但其所包括的基本思想特别适用于极端事件的风险。因为这些危机的风险一般具有新颖性、短期间内不为人所知等特性,比如人们将“非典”形容为“来无影,去无踪”的病毒,有关这些危机的小道信息极易在人群中流传,从而产生连锁效应。“非典”期间,北京大量出租车司机拒载乘客往医院,及北京医院的门诊量和历年同期相比大幅度下降等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公众认为医院是最可能被传染“非典”的地方。而这种极端观点的形成,与媒体大肆宣传和报道及公众之间谈论医护人员在医院感染“非典”的情况密切相关。[61]

   声誉连锁效应是由个人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引起的。[62]公众的动机仅仅是获得社会的赞同和避免反对。即使是最自信的人有时候也会为了建立或者保持自己的声誉而调整自己的说法。他们甚至会选择保持沉默。这种现象在极端事件背景下显得非常突出。如果很多人都害怕某个风险,你可能不会质疑有无必要如此惊惶,以免显得愚蠢。如果大家都认为某个风险微不足道,你也可能不会通过言语或者行动来表示反对,以免显得不理智。有的时候,公众倾向于按照他们所认为的主流观点去说话和做事,好像他们同意或者至少不反对这些观点。如同信息连锁效应发挥作用的场合,声誉连锁效应发生作用时,有关风险的异常想法、观点或行动的讨论都会消失。这正如一位公开质疑疯牛病对健康的危害的社会学家所说的,如果你当众表示怀疑,那么大家会觉得你像一个恋童癖患者。[63]同样,2008年7月5日,当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汶川,重建的选择》播放了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专家张信宝强烈反对汶川异地重建的节目时,汶川县不少激动的村民就聚集起来,准备凑钱租车到成都,将张信宝接到汶川,“让他过过我们的日子!”。[64]

通过信息连锁效应和声誉连锁效应,公众对极端事件的风险就形成一种集体的恐慌症,出现心理学上所说的“团体思维”现象,即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试图调整自己的观点以和他们所认为的该团体的共识相一致。这可能会导致整个团体作出不理性的决策,即使每一个个体都明知该决策是非理性的。由此引发大规模的错觉会持续很久,甚至还会做出非常不理性的行为。“非典”事件体现了这一点。2003年4月,北京市的“非典”信息全面公开后,其他省市的人对北京人形成了一种集体偏见,将其视为“病原体”。但凡具备这样一些条件:北京身份证、说普通话、驾北京牌照的车、车票的始发地是北京,都会在其他省市招来惶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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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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