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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日本“改元之年”的谨慎预期

更新时间:2020-02-05 14:47:02
作者: 杨伯江  

   目前,尽管安倍执政的国内政治环境没有变,但在内外形势压力下,其内外政策的平衡色彩、实用主义特征更趋明显。此外,由于安倍2012年第二次执政以来加速实施的“大国化战略”已走到历史最高点,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逐步显现。同时,中日战略博弈开始进入“深水区”,进入需要精细化设计、精准化施策的新阶段。

  

   一、谨慎展望“令和时代”

   2019年日本的形势和政策受到各种长线及短期因素的影响,大的背景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经历了“改元之年”,从平成步入令和。尽管这只是个符号性的变化,但毕竟给了日本一个总结以往30年、思考规划未来的重要契机和节点。相较中国学界关注平成30年间日本国家战略转型取得的进展,日本国内相对“看衰”这30年,对令和时代的期待也非常谨慎。

   二是安倍晋三继2018年第三次连任自民党总裁后,到2019年11月创下日本宪政史上首相在位时长的最高记录,政治生涯达到顶峰。但鼎盛期往往意味着衰退期的开始。2018年安倍提出“战后外交总决算”口号,既是参议院选战策略,更是基于累积外交业绩的“身后考量”。2019年7月第23届参议院选举和党政人事调整后,安倍政权开始步入重在维持政治向心力、政策执行力的阶段。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举行将给安倍政权打入“强心剂”,但不会改变“月盈则亏”的总趋势。

   三是在国际战略层面,面对中美经贸摩擦长期化、复杂化和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日本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极大挑战。2019年10月日本再次提高消费税,从8%提到10%。这是在几次推迟实施后,安倍内阁权衡政治、经济两方面利弊做出的艰难决定,尽管事先采取了多项冲销措施,仍可能给经济中期走势带来不确定性。

   拉动经济增长是安倍内阁决定内外政策的重要考量。7月,日本官方发布的本年度经济财政白皮书坚持此前的判断,即“2012年底开始的景气周期仍在继续”,但未再重复1月做出的这次景气周期“可能创二战以来最长记录”的判断。同样在7月,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做出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将2019财年经济增速从4月预期的0.8%下调到0.7%;二是维持现行超宽松货币政策不变,短期利率维持在-0.1%,长期利率维持在0左右。从中可以看出,日本经济增长面临较大压力。

  

   二、安倍政权内外政策趋势

   2019年参议院选举后,日本政坛自民党一党独大、自民党内一强(安倍)多弱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安倍执政的国内政治环境没有变,但在上述形势压力下,内外政策的平衡色彩、实用主义特征更趋明显。

   一是政治领导人自身政治理念与现实执政利益间的平衡。譬如,日本国会审议通过引进外国劳工法案,遭到保守派集会抗议、指责内阁推行“亡国的多民族国家政策”,迫使安倍不得不在国会做出解释,称将引进的不是移民,而是外国劳工。在修宪问题上,尽管阻碍重重,但出于维护基本盘的需要,安倍又不能放弃坚持修宪的姿态,在参议院选举前仍高调抛出修宪议题。选举结果是,自民党和公明党议席保持过半席位,但没有达到修宪动议所需的2/3席位。如果加上其他主张修宪的政治势力,勉强可以达到2/3,但鉴于形势复杂,甚至修宪派内部对如何推进修宪也莫衷一是,所以安倍要在任内实现修宪几乎无望。

   二是在多边自贸体制与对外战略“政治正确”之间的平衡。前一个是基于经济合理性的考量,后一个是坚持与欧美战略协调、维护日美同盟的传统立场。2019年日本举办了三场“主场外交”:G20峰会、非洲开发会议、德仁天皇即位大典,特别是在6月底的大阪G20峰会期间,日本的政策取向表现得非常清楚,就是竭力保持这两点之间的平衡。

   三是面对中美战略竞争,在中美之间搞平衡。日本研判认为,“中美对立”将构成日本区域外交的“常态化”背景,日本无时无处不需要在中美之间“走钢丝”,包括在对华牵制与合作之间搞平衡、在“印太构想”的经济属性和安全属性之间搞平衡、在追随美国限制中企与扩大对华第三方市场合作之间搞平衡。

   日本的平衡术不仅表现在对中美日三角的运作上,也体现在对中美两国的双边政策上。对美,日本的战略自主性进一步上扬,拒绝参加美国牵头的波斯湾护航联盟,声称将以自己的方式为中东和平做贡献,同时积极斡旋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日本利用中东“俄进美退”的战略态势,明显加强了在中东的外交存在,中东外交从能源外交走向调停外交。2019年10月,日本与美国达成了双边货物贸易协定,双方在协议之外还在加紧协调更多利益汇合点。

   日方把稳住对华关系看得很重,但两面性也更加明显。2018年10月安倍访华期间双方就第三方市场合作签署了52个合作意向以及多项政府间协议,但日本对参与合作缺乏细化的政策,还加强了对在日外资企业的监控,约谈中国高科技企业负责人。在安全领域,中国军舰时隔十年首次访日,参加日本海上自卫队国际舰队阅舰式,成为中日关系改善的重要标志。但同时,日本“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了在南海的实际存在,在本土西南方向的军事部署持续增强,对华牵制举措有增无减。

   从长周期看,安倍2012年第二次执政以来加速实施的“大国化战略”已走到历史最高点,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逐步显现。障碍因素首先来自日本国内,例如2019年参议院选举中成为焦点的退休养老金问题。目前日本社保支出已占到财政总支出的33%以上,这是一种刚性需求,未来持续增长的趋势难以逆转。从中日关系看,战略博弈开始进入“深水区”,进入需要精细化设计、精准化施策的新阶段。

   (作者: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摘自《世界知识》 2019年第24期)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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