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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淳:从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展谈古史重建

更新时间:2020-02-03 23:48:59
作者: 陈淳  

   内容提要:强调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常被认为是中国古史研究(尤其是上古史重建)的特色,但是将两类证据不加区别、缺乏审视地“结合”却会产生问题。考古学与历史学在研究对象、方法和擅长解决的问题上差异很大,因此两者应该是信息的互补关系,而非对具体时间、事件和人物的印证关系。随着理论方法的进展,当代考古学已经能从生态环境、技术经济、生存方式、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角度进行比较全面的历史重建,而历史学也已从单纯地关注政治史转向社会史、文化史等整体史研究。史料分析者要重视文献批判精神,并明白史料和考古材料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而非历史本身。研究者应认识到当代偏好和价值取向对古史重建的影响,区分“真相”和“看法”之不同。当下上古史研究亟待突破“二重证据法”的窠臼。采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新范式进行多学科交叉与信息提炼、整合和阐释,应该成为21世纪古史重建工作的必由之路。

   关 键 词:二重证据法  考古学  文献批判  范式更新  古史重建

  

   20世纪初期,西方考古学在引入中国时受“古史辨”派的影响很大。疑古思潮对上古史传说成分的质疑,令中国学界意识到地下材料的重要性,开启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①的史学研究路径,也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中国考古学从属于历史学的学术定位。夏鼐就曾指出,考古学和历史学“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②而中国考古学的使命感和学术定位,又因王国维提出“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的“二重证据法”而得到加强,甚至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

   王国维当初所谓“地下之新材料”原本仅限于商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它们都是文字资料而非纯物质遗存。王国维本人客观上是站在“古史辨”运动的对立面,而这一方法因殷墟发掘令商代历史成为信史而得到普遍推崇并定于一尊。于是疑古的理性思维受到重挫,“地下之新材料”被扩大到所有考古材料。这就使得后来许多人觉得疑古不但多余而且具有负面意义,遂不加审视批判,甚至流于穿凿附会,给科学的古史重建造成很大弊端和无穷乱象。③

   其实,文献资料结合考古发掘的研究方法并非中国首创和独有。在欧洲,文献记载与考古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1870年起,德国人谢里曼根据《荷马史诗》的线索来寻找和发掘特洛伊城即是用田野考古验证文献记载的先声。谢里曼的发掘和研究使学界认识到古希腊之前的灿烂文明,从而揭开欧洲古代史研究的新篇章。欧洲的古典考古学、中世纪考古学和以色列的《圣经》考古学都是文字记录与考古材料的互补和结合,或以考古发现来印证文字记载,或以文字记载来解释考古材料。

   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虽然是两门关系密切的兄弟学科,但是两者之间往往被认为存在很高的门槛,以至妨碍了学科间的交流和互动。历史学家对考古学文献的主要诟病,在于它们只凭出土材料说话,就像地质学的标本纯而又纯,“科学”得不能再“科学”。其次,考古学文献冷冰冰的术语令人费解,好像在自说自话,无法令人发挥想象力。还有就是考古学有意回避精神方面的问题。他们指出,考古材料虽然是编了号的标本,却不是经过整理和阐释的历史。考古学科的意义不应囿于其内部的肯定和理解,而是在于超越自身学科的畛域,启迪其他学科的思路。④造成这种隔阂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滞后和信息提炼能力的欠缺。与国际学界相比,我们的研究大体相当于欧美世界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那时,欧美考古学家曾被看作是一群自说自话和答非所问的聋子。

   从目前全球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国际考古学和历史学这两门学科无论在理论方法、基础材料、研究对象和范围还是学者的自我意识上都有了巨大进展。特别是考古学这门学科,在经历了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的范式蜕变之后,已经完全超越了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简单互证的范畴及器物分类和年代学的实践操作。它早已不再是“历史学的侍女”,而已成为一门以充分借鉴艺术史、民族志、语言学、口述传统乃至自然科学多重证据的整合来全方位研究过去人类生活和社会变迁的学科。与此同时,历史学也发生根本转变,比如否定传统史学中政治史的“统治地位”,强调整体史,把研究重点放在无所不包的社会方面;提倡“存疑”的历史观,认为历史事实只是史学家根据文献资料所构建的;强调史料多元化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并重视理论对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这反映了两门学科的新范式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某种趋同发展现状。

   我们现在认识到,文字记录和物质文化是在不同的社会活动和历史背景中产生的,代表着独立的证据和线索,它们不能简单契合。⑤而且,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都是历史的产物而非历史本身,必须予以理性梳理才能利用。加之我们所认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研究者立足于当下而构建的一种产物,如果没有考古学理论指导下的严格评判和置信度考量,简单用“二重证据法”将这两种材料简单撮合,必然会遇到两重证据的不协调。这样的“古史重建”,难免会出现许多乱象。

   为此,我们应该从更广阔的视野重新审视两门学科的关系。就中国历史学对考古学的最大期待而言,无疑是能够挖出大量文献,以便验证已有的历史记载。但是,考古学的意义远不是或主要不是提供“佚籍”,而是能从地下挖出一部从未登录的伟大作品。⑥而对于当代考古学而言,文字史料只不过是一种不同的证据或有价值的线索,它与考古学并非一种简单的从属和依附关系。为了更好地厘清两门学科的关系以及说明二者应如何携手重建上古史,本文试图结合国际考古学理论方法的进展,从文献批判精神入手再思“二重证据法”,审视考古学在历史重建中的作用。我们的基本认识是,新世纪的中国上古史研究应超越“二重证据法”的简单互证,更新范式,在跨学科基础上发挥历史学与考古学各自的特长,整合无所不包的证据和信息,并在理论指导下重建一部与文献有别的整体上古史。

  

   一、考古学理论方法的进展

   历史学家研究的大部分材料都是文字记录,这种材料是对人类思想和行为的直接说明。他们一般认为,没有这种文字就没有真正的历史。考古学家研究的材料主要是人工制品,它们通常被叫做“物质文化”。考古学家主要是根据古代先民遗留至今而免于损毁,并有幸被我们发现的有限物质遗存来了解过去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能彼此补充,以充实人类发展的编年史。但是,这两门学科在利用的证据类型、重建过去的方法和提供的信息上差异很大,因此在所能重建历史的侧重方面也必然不同。

   考古学就本质而言旨在研究古代未知名者的遗存,其大部分努力是为了了解古代文化的产物而非文化本身。这些物质遗存更多体现了古代先民的生活方式、技术和经济,并有助于人们追溯它们的历时发展。由于证据的物质性特点,考古学家只能对它们的含义作出一般性的推断。加上这些证据常常是残缺不全或碎片化的,所以需要不断优化考古学的理论方法来提炼各种信息,以便对这些无言的物质材料作出科学的解释。一般而言,考古学家采用的理论方法越是简单粗糙,处理的材料越有限,则对历史产生错误认识和不当解释的可能性就越大。⑦

   对于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之间的区别,俄国考古学家利奥·克莱因有很好的说明。他指出,考古材料是物质遗存和人工制品,并非是由语言锁定的概念。相反地,历史学家处理的是思想和语言领域的材料。文献资料与历史学家的语言相通,但考古材料则不是,后者处在另一个领域。因此,考古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把考古材料(特别是它们的信息)转换到思想和语言的领域中来。⑧而这种转换的关键,不但在于材料的积累,更在于理论方法的完善。值得强调的是,文献史学与考古研究关注和提炼的信息大不一样。前者多为时代明确的特定事件和人物,后者则擅长处理一般性事件如环境、技术、生计、人口和社会结构变迁的长期趋势,对历史学擅长且特别关注的具体时间、事件和人物信息很不敏感。

   考古学研究人,所以它是一门人文学科。它研究的是人类的过去,所以它又是一门历史学科,但又和文献史学的研究迥异。它的研究方法又像自然科学,这是因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材料,于是提炼这些材料中的人类行为和思想信息需要提出问题和假设,然后寻找各种材料和方法来进行分析,并予以验证和作出解释。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讨论了考古学研究中理论、方法和材料这三个关键组成部分的相对重要性。他们把理论置于最重要的地位,认为考古材料只有在理论方法充分完善的情况下才能被了解。⑨这意味着,考古材料的意义和重要性取决于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而各种方法是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和手头材料来进行选择和开发的。于是,对于当代高水平的考古研究,理论引导和问题设计就变得极其重要。

   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建设比较薄弱,人们曾一度将这门学科的发展寄希望于新材料的发现和积累。基于信奉让材料自己说话的立场,人们没有意识到研究什么问题是学者主观的偏好和选择,而没有问题意识的考古研究无法增进对历史的了解。考古学要做到“透物见人”,就像科学家提出关于自然界的一种解释那样,需要一套理论先行的逻辑推理和论证程序,没有现成的图像和答案。正如英国考古学家马修·约翰逊指出的,考古学家和没有头脑的废铜烂铁收集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我们要用一套法则将考古发现转化为对过去有意义的解释。这些法则从根本上说是理论的。事实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理论,它们就不会吐露真言。⑩

   在欧洲的古物学阶段,学者们利用艺术品和古建筑来增进对文献历史的了解,他们并不想研究名不见经传的人群。西欧的历史记载基本不超过罗马时期,于是,对罗马时期之前的遗迹就用一种浪漫主义的想象将其与历史传说中的人群挂钩。比如在英国,对于史前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迹和遗存,学界流行将这些物质文化与凯尔特人的德鲁伊特教相联系的做法。因为根据历史传说,德鲁伊特教是随一批腓尼基人从中东来到英国的。在法国,人们将自己的历史源头追溯到讲凯尔特语的高卢人。1803年,波拿巴·拿破仑建立了凯尔特学院,鼓励学者们利用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和语言学来构建高卢人与现代法国人之间直接传承的历史意识。(11)

   考古学诞生在历史研究最为薄弱的北欧,因为那里人类栖居的历史较短,缺乏可供说明古物的文字和历史传说,所以必须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方法来研究历史。这就产生了以石、铜、铁技术发展先后为标志的相对断代技术。于是,“三期论”成为科学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回顾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的理论方法都是通过不断借鉴其他学科而发展起来的,而且对材料的解读和历史的重建与考古学家受训的专业背景密切相关。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进化考古学阶段,许多考古学家都是地质学出身,在历史重建的理论上受进化论影响很大。他们把考古材料看作古生物学中的“标准化石”以划分不同时代,并以直线进化的观点解释文化的发展。比如法国考古学家莫尔蒂耶就认为,法国的旧石器文化序列可以解释世界上所有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发展。这一时期考古学的历史重建带有浓厚的地质学色彩,当时的考古学家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可以用单一的序列来标示,甚至能够从某洞穴的一个剖面上予以观察。(12)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欧美考古学与民族学建立起密切关系,不少研究者认为民族学能够为考古学提供他们想要知道的所有事情。英国博物学家约翰·卢伯克用现代原始人群的生活方式和习俗来解释古代遗存,并提出一种文化发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解释,把世界各地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看作自然选择的结果。卢伯克的综述,对20世纪上半叶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考古学阐释产生了很大影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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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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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大众考古》2019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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