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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培建:后现代主义及其史观对中国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

更新时间:2020-02-03 23:36:36
作者: 沈培建  

   还有评论家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观不仅拒绝反动的后现代主义,而且拒绝极端的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不是要将我们推向历史的终极,而是要我们从所有这一切中摆脱出来,以至于可以重新开始。”(Eagleton,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pp.62,65)

   综观西方学者对后现代主义及其史观的批判,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后现代主义以提出挑战性问题著称,但它自己所遭到的质疑,一点也不比它提出的问题少。不同的是:它提出的问题都是一些本不是问题的问题;而它面对的问题都是它自身矛盾和似是而非所导致的问题。

  

   三、中国学界后现代主义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过去一个时期,中国学界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西方新思潮、新理论受到关注,反映出中国学界日益开阔的视野和活跃的思想,对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学界的后现代主义讨论大致呈现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是:部分学者对后现代主义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历史客观性,解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根基,质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等言行提出批评,担心它会影响中国的价值体系和青年一代的思想。(参见于沛《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王增智《试析目前中国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特征及扼制途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4期。韩炯《历史事实的遮蔽与祛蔽——现时代历史虚无主义理论进路评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3期。葛晨虹《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5期。林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我国青年核心价值观塑造》,《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7年第1期)

   另一种倾向是:不少学者虽然指出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缺点和偏激,但总体上对其持肯定态度;认为要正面理解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将其看成是西方哲学、史学和人文科学的新转向;推崇其开拓性和反传统的彻底批判精神,主张借鉴它的新思维、新方法、新领域、新角度。有人甚至将它当成教学和研究领域改革创新的万灵丹。(参见刘北成等《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刘放桐《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上、下)》,《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3、4期。刘华初《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2期。樊江宏《谈“后现代知识观”对高校历史教学改革的启示》,《中国校外教育》2014年第9期)

   两种倾向中,后一种显然占主导地位。这与西方评论家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形成了明显对照,反映出后现代主义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1.当前研究基本回避了后现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2.忽视了西方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3.对后现代主义及其史观中的错误观点缺乏鲜明立场和批判思维;4.主张借鉴后现代主义却未考虑它与中华民族精神相悖。

   第一,当下的研究主要介绍后现代主义反现代性和反传统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内容。例如反康德,反黑格尔,反对启蒙时代确立的理性、真理、知识;而对其反马克思主义本质避而不谈。这样一来,后现代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而变成了一种反现代资本主义传统文化思想的富有战斗性的进步思想。有学者甚至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继承。(参见华丽《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关系的再思考》,《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1期。杨耕《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再思考》,《文史哲》2003年第4期。王博医《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根源》,《理论观察》2017年第1期)

   然而,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不同:

   1.马克思所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后现代主义挑战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的人类文明。

   2.马克思的“怀疑一切”是要通过怀疑去寻求真理,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后现代主义怀疑一切,是要否定一切,否定真理、理性、知识,包括否定马克思主义,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

   3.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后现代主义以停滞或倒退的眼光看待历史。

   4.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即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去对待事物;因此,马克思主义和它所认识的客观世界一样青春常在。后现代主义则认为一切都是偶然的、随意的、无序的、多样的、不同的、不确定的、无中心的和碎片化的,而不管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是否真的如此。这种主观的、顽固的、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势本身就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模式,尽管是一种被标榜为新思维、新方式、新角度的“新”模式。

   有些研究论著赞许后现代对传统文化思维的“挑战”“颠覆”“解构”“突破”和“超越”;将后现代主义当作解放思想的利器,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借鉴。但问题是,后现代主义否定真理、理性、知识,否定马克思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新”,是糟粕还是精华?是否可以用它来寻求真理、坚持理性、获取知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它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是彻底的批判精神,还是怀疑论和虚无主义?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不足以使我们解放思想,研究创新,而要乞灵于后现代主义,那么后现代主义优于马克思主义之处何在?这些问题在时下的研讨中找不到答案。

   因此,有些学者寄希望借鉴后现代主义僵化的思维模式来解放思想,只会导致思想僵化。后现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性质,使它不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并行。相反,借鉴后现代主义只会使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偏离正确的方向。

   第二,有学者将后现代主义描述成西方哲学和思想的转向,代表西方人文科学的发展趋势,却很少提及西方学者对后现代主义及其史观的批判。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主要通过书本来了解后现代主义。而后现代主义的论著和宣传给国内学界造成了一种假象,即后现代主义已使西方哲学思想、社会理论发生了“转向”。实际上,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依然故我,这种虚构的“转向”并不存在。

   后现代主义充满自我矛盾。它要挑战和颠覆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真理、理性和知识,说这些都是现代社会霸权机制下的产物,必须予以否定。然而它选错了挑战的对象。既然现代社会霸权机制是祸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应当是这种霸权机制,而不是人类文明所产生的理性、真理、知识。实际上,后现代主义本身和它要挑战的对象一样,也处于这种霸权机制之下;它的“挑战”和“颠覆”以及它所宣称的一切,当然也是现代社会霸权机制下的产物。因此,以后现代之道看来,后现代主义本身也是应当被挑战和颠覆的。难怪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后期喧嚣了一阵之后,就式微了。总的来说,很难看出后现代主义对西方整体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有何影响。

   目前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仍然只在理论层面打转。主张借鉴的声音不小,成功借鉴的实例却不多。这不仅说明后现代主义研究后继乏力,而且证明后现代主义本身缺乏生命力,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没有施展的空间,也没有多少实际价值。

   第三,在史学领域,不少学者十分清楚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否定历史客观性,但并未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批判。他们认为后现代史学注重边缘领域研究,开创了新领域、多角度的研究途径,应当借鉴后现代主义理论来打破僵化思维和单一模式的研究状况。有人甚至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导致了史学研究思想僵化、方法单一的局面。(靳志朋《后现代主义与人文史观——当前中国史学的机遇与挑战》,《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这种指责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发展的繁荣局面视而不见。以中国史为例,随着新档案、新史料的发现,涌现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家族史、人口史、区域史、城市史、环境史、海洋史、水利史,等等。史学研究中多学科方法并用,拓展出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需要指出的是:其一,这一切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与后现代主义没有关系。其二,史学领域出现的新发展,是以新史料(档案、文献、文物、族谱等)的发现为依据,有坚实的客观基础。不是怀特所提倡的那种“编史元小说”,脱离历史客观,依靠主观臆想来杜撰新领域、新方法、新角度中的新故事。

   怀特理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否定历史客观性,重弹唯心主义老调。他混淆了历史和历史学之间的区别:1.将历史学说成是历史,于是历史本身就是主观认识中的历史,可以任意解释;2.将历史学的主观性合理化、扩大化,进而否定历史的客观性。

   历史客观性和自然界的客观性是一样的。自然界先于人类存在,无论有没有人类,无论人们认识或不认识,其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也先于我们存在,无论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知道多少,都不能改变或复制存在过的历史。因此历史的客观性是绝对的。而历史学是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人们对历史遗留物(各种史料)进行研究而获得的历史认知,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过程。历史学当然包括人的主观认识,但这种认识必须以客观史料为依据。史料本身会说话。尽管人们对同一史料可能做出不同解释,但如果没有史料,人们什么解释也不可能做出。因此,历史学的客观性虽然是相对的,但这种相对的客观性制约着史学研究中的主观性。怀特自己也承认:是否用浪漫的、悲剧的或讽刺的手法来描写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一生是可以讨论的,但绝不能将其写成喜剧(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84)。说明他至少还没有糊涂到家。

   自20世纪70年代怀特的史学理论出现,至今已有四五十年,像样的后现代史学著作寥寥无几。整个后现代史学乏善可陈,原因很多,有两点十分明显:其一,后现代史学提倡写历史小人物、边缘题材等。然而,这些领域缺乏史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人认为后现代史学注重边缘课题研究,走出了传统史学的狭小天地。但事实上,传统课题和边缘课题之间没有任何分界线,传统史学研究也一直在不断地向边缘领域扩展。因此,研究边缘课题并非后现代史学的专利。如果将传统史学与后现代史学的成果两相比较,就不难发现,龟缩在狭小天地里的正是后现代史学。其二,尽管怀特鼓吹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历史,但没有哪位史学家愿意宣称自己的著作是主观杜撰,是“编史元小说”。西方史学界如此,中国史学界更是如此。

   第四,后现代主义及其史观与中华民族的精神格格不入。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不会设想,更不会接受历史终结或历史倒退的理论。《易经》开篇一句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些古训反映出中华民族对天道,对人道,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信念,迸发着一种蓬勃向前的恢宏气势。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迈向现代化的道路没有任何成例可循。“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这句直白的话语,不仅代表了现代中国人在挑战与机遇面前,万众一心,勇于探索的坚定意志;而且展现出中国的改革家们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处变不惊的那份睿智与沉着。

   因此,尽管后现代主义将“历史终结”和“历史返转”说得头头是道,但在中国不可能有多大市场。如果将后现代主义用于学术理论研究,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无法回答中国社会持续、迅猛发展所提出的问题。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些与后现代主义抱怨的问题相似。然而中国人解决问题绝不靠历史停下来或返转去。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靠社会向更高阶段迈进来解决。总之,历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历史的不断发展进步来解决。这就是“中国方案”对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史观的回答。

   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末日意识形态。其史观无论是“历史终结论”还是“历史返转论”,都是以停滞或倒退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发展。面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弊端,既无力改变,又无可奈何。于是,后现代主义以前所未有的极端方式表达出一种愤世嫉俗的绝望。这种“前所未有的极端”往往被标榜为“新”。

   因此,对后现代主义及其史观的研究,一定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研究后现代史学推崇的“新领域”,如边缘课题、历史小人物等,也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强调历史的客观性,避免历史研究中的主观性,不能被后现代主义牵着鼻子走。

   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如果在学术研究中借鉴后现代主义,无疑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中国学界解放思想,力求创新,靠的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因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

   后现代主义具有浓厚的怀疑论和虚无主义色彩,与历史唯物主义针锋相对,会直接影响史学研究。必须指出后现代主义及其史观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维护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防止后现代主义及其史观、史论对学术研究,特别是对史学研究的负面影响。这是史学界不可推卸的责任。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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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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