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振红:基于人生境界的公民守法四层次说

更新时间:2020-02-03 01:36:00
作者: 刘振红  

   内容提要:守法是社会机体的健康状态。诊治知法而不守法这一社会痼疾,需探讨由知法转化为守法的内在动力机制,包括公民情感、意志、信念等因素所起的作用。在这些内在因素中,人生境界处于统摄地位。基于冯友兰先生人生境界理论,可概括出公民守法四层次:“不知法而合乎法”“逐私利而守法”“出于义(仁)而守法”“顺应理而守法”。守法四层次的理论价值在于:回答了守法与权利、义务、信仰之间的契合关系。其实践意义是:一则摹写了公民守法的实然图景——大多数公民为利而守法;二则描绘了公民守法的应然图景——国家公务人员因“义(仁)”而守法,立法者、法学研究者“顺应理而守法”。

   关 键 词:人生境界  逐私利而守法  出于义(仁)而守法  顺应理而守法

  

   一、知法与守法的背离

  

   守法是社会机体的健康状态,是法理学的终极关怀。公民为什么守法?西方学者提出了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论、暴力威慑论、法律正当论等学说,①我国学者从经济学、伦理学、文化学、宗教学等方面进行了解读。②守法正当性理论十分丰富。随着“五年普法”等法制宣传教育的持续开展,“应当守法”已成为当代公民常识。知道并不等于做到,知法而不守法已成为阻碍法治社会建设的严重问题和守法理论需要回答的时代命题。

   破解知法与守法相背离难题,医治“知法懂法而犯法者明显增加,知法懂法而规避法律者日益增多”的时代弊病,③可以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法制体制改革、强化宪法与法律实施、持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等法治系统工程来解决。但这些“外在视角”下的措施难以达至普法教育的根本目的——使公民做到慎独式守法、自觉式守法、信仰式守法,因为自觉、信仰深藏于主体人生观、价值观之中,其实现主要依赖主体的情感、意志、态度等内在因素。破解知法而不守法难题,需要我们在关注外部监督约束措施的同时,从“内在视角”探讨公民守法内生动力机制,即由“知识—情感—意志—信仰”等诸多内因交织而成、被人生境界统摄、将法律从外部规范与制度转化为守法者内在需求与自觉的心理转换机制。内生动力机制,是公民守法乃至法治社会建设的真正生命力所在。对公民守法内生动力机制研究不足,是现有守法理论研究的主要缺陷。造成此缺陷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分强调法的规范性特征,直接原因是学习、推崇西方守法理论有余,未能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提炼出中国特色守法理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十分注重人的内在修养,有“更多关乎人性觉解的道德实践理论”④,为探讨公民守法内生动力机制提供了充足的理论资源。基于人生境界理论探讨公民守法内生动力机制,可诊治当下学界忙于迻译西方法学理论、急于移植西方法律制度之弊病,蕴藏着提炼总结“汉语法学”守法理论之可能性。⑤

   在中国当代哲学家中,冯友兰先生是对人生哲学有深刻洞察的哲学家之一。“人生哲学是冯友兰始终关注的一个重点”⑥,他在《新原人》一书中从觉解、学养、才命、死生等角度系统阐述了人生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人生四境界理论探讨了人“活得怎样”这一哲学源头问题,是冯友兰先生“承接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贡献”⑦,是中国当代人生哲学的代表性思想。

   运用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分析公民守法可发现,公民守法呈现出“不知法而合乎法”“逐私利而守法”“出于义(仁)而守法”“顺应理而守法”等四个由低到高的层次,它们交错织成公民守法的实然与应然图景。守法四层次说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答了知法而不守法这一时代问题,是发展中国特色守法理论的积极尝试。

  

   二、自然境界中的人“不知法而合乎法”

  

   “觉解”是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一书中提出的核心概念,也是其人生哲学的基础概念。“人生亦有其最特出显著底性质,此即是其是有觉解底。”“解是了解……觉是自觉。人做某事,了解某事是怎样一回事,此是了解,此是解;他于做某事时,自觉其是做某事,此是自觉,此是觉。”⑧依据觉解的有无及其程度高低,冯友兰先生将人生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认为,当人对世界“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时,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过原始社会生活底人、小孩子及愚人,其境界多是自然境界。”⑨处在自然境界中的人,或者顺着他的本能做事,“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不得不止”;或者顺着社会风俗习惯做事,周围的人都这样做,他亦随波逐流。“他所行底事,对于他没有清楚底意义。就此方面说,他的境界,似乎是一个混沌。”⑩

   处于自然境界中的人,对法律没有觉解,出于顺习、顺性行事。以局外人持有的法律观念衡量其行为,可得出“不知法而合乎法”或“由法行”的结论,即他们的部分行为与法律规定相吻合。更有甚者,个别处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其行为完全合乎法律规定,乃至于被社会赞誉为“守法楷模”。这里的“守法楷模”相当于韩非子所讲的“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他们的行为出于性情,如同“孝友出于天性”一样。但是,其行为只能称之为“合乎法”或“由法行”,而不能称之为守法,因为守法是外在客观行为和内在主观意志的统一。康德认为,若是出于天然底倾向,而不得不然者,其行为虽可以是不错底,但只可称之为合法底行为。(11)

   之所以存在“不知法而合乎法”的现象,概由于:第一,模仿与顺从的心理基础。模仿是人的本能,顺从社会习俗一般会使个人生活变得简便高效。不要说在原始社会,就是在科技发达的当今时代,模仿与顺从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亦不可轻视。当个人处于群体(即使是虚拟群体)之中时,“无意识、易受暗示和轻信”等群体特点就会在他们身上显现,这不会因为群体成员是“博学之士”还是“白痴”而有所差别。(12)第二,不知而行的认识基础。知与行的关系,除了人生修养(成圣的自我决定、自我实现)方面的“知行合一”之外,(13)还有道德方面的“知易行难”和技术方面的“知难行易”,(14)以及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不知而行”。第三,传统法律观之思想基础。在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法律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三位一体”。(15)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合乎“众人之情”,排在第二位的是合乎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天理”,合乎国家制定、颁布的法律则退居第三位。如此排序使得个人即使不知法,但只要懂得“人情”“天理”,依照“人情”“天理”就能使自己的日常行为合乎法,就能判断邻里的行为是否违法,“他(她)知道某人的行为‘伤天害理’‘不合情理’,这就是‘犯法’”(16)。传统文化具有强大惯性。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当下,有些人仍把“合情合理”作为行动标尺,这就在所难免会产生“不知法而合乎法”现象。

   “不知法而合乎法”,属于顺从性情或习惯的自然产物,有待于提升为对法律有觉解的守法行为,因为它具有简单性、冲动性、偏颇性等弊端。经验观察告诉我们,公民在处理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之事时,出于一时感情冲动会盲从他人,顺从社会习俗,但如果他面对社会变动时代的新问题,或者顺从社会习俗的结果违背其初衷时,就不得不主动思考包括法律在内的诸多社会政策。另外,“不知法而合乎法”容易走向极端,产生“过”与“不及”两种偏至。“不及法”较易理解,因公民对“守法”无甚觉解,其行为难免偏离法之“中”。之所以会产生“过”的偏至,是因为行为“合乎法”者类似愚忠愚孝,最多追求法律效果,根本无从思考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而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正是守法应有之“度”。

  

   三、功利境界中的人“逐私利而守法”

  

   “在功利境界中底人,其行为都有他们所确切了解底目的。他们于有此种行为时,亦自觉其有此种行为。他们行为的目的,都是为利。”“都是‘为’我底,都是‘自私’底。……大多数普通人的境界都是功利境界。”(17)“逐私利”是功利境界者的行为动机,之所以定性为“私”,是指利之目的而不是结果。就客观结果来说,功利境界者的守法行为有时会造成利他性后果。“逐私利”之中的“利”,可以理解为积极之利——增加现有利益,也可以理解为消极之利——避免减少现有利益,但二者均反映了功利境界者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主观能动性。“有我”使功利境界者的人生层次高于自然境界者。

   利用人的逐利心理使其守法,是古今中外很多思想家的认识。法家代表人物管仲认为:“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弗就,见害莫能勿避……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18)西方法学理论中亦有类似看法。古典自然法学家霍布斯说:“下面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人的行动出于他们的意志,而他们的意志出于他们的希望和恐惧。因此,当遵守法律比不遵守法律似乎给他们自己带来更大好处或更小坏处时,他们才会愿意去遵守。”(19)当代经济分析法学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服从法律更多的是一个利益刺激问题,而不是敬重和尊重的问题。”(20)

   功利境界者的守法动机可概括为追逐四种私利:一是人身自由、健康之利。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遵守交通安全、生产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涉及人身安全类的法律法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身、生命安全。人们遵守刑法的有关规定,不愿或不敢以身试法,就是震慑于刑事犯罪行为招致的剥夺自由乃至生命的刑罚。二是物质之利。在“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已经成为人们普遍观念的时代背景下,经营者从工作场所稳定性、心情舒适度、经营长久性等因素考虑,为追逐物质之利而遵守民法、经济法、合同法等调整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三是名誉、荣誉之利。守法者处于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中,人们乐于与其交往,守法经营者会赢得更多的潜在客户,这是守法带来的名誉、荣誉之利。近年来,政府机构、社会组织日益认识到精神性奖励在激励公民守法、传播法治正能量方面的榜样示范作用。四是福报之利。从主观上建立遵纪守法与子孙祸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21),此类道德训诫在不同时期典籍中均有记载。在研究公民守法时,我们可将上述因果报应观念创造性转化为科学发展观,引导人们从有利于子孙后代的角度遵守土地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法、海洋法、矿产资源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资源环境类法律。

“逐私利而守法”这一命题,具有以下价值:第一,描绘了公民守法的心理图景、实然图景。尽管人们守法的直接动机各有不同,“但就总体说来,遵循或诉诸法律必定是由于法律可能给人们带来各种便利和利益,包括心理和感情上的利益(公正)。”(22)这一事实判断亦经得起逻辑检验。以“人生境界的功利层次决定公民守法的功利层次”“大多数公民处于人生境界的功利层次”作为大、小前提进行三段论推理,可得到“大多数公民处于守法功利层次”的结论。第二,拓展了守法动力的分析框架。如同本文开篇所述,关于公民为什么守法,西方形成了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论、暴力威慑论、法律正当论等众多学说。这些学说具体观点相异,但均源于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自然法观念是西方古代世界中一种普遍的信念。(23)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自然法理念,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一个世界”,“所谓生死的世界不过是以生的世界为范本来模拟想象死后世界……所谓另个世界不过是这个世界的延伸、复制、美化和理想化罢了”(24),这就决定了建立在自然法理论基础上的西方理论难以有效指引普通群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9983.html
文章来源: 《山东社会科学》 2019年0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