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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楠楠:论唐宋法律考试与法官职业化趋向

更新时间:2020-02-03 01:31:07
作者: 蒋楠楠  

   内容提要:唐宋法律考试制度主要包括科举制度中的“明法科”、吏部铨选“试判”以及选拔法官的“试刑法”考试。它们是选举制度的组成部分。法律考试始于唐而兴于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选举制度与唐宋司法传统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唐宋法律考试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不仅推动了官员知识结构的改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撼动甚至扭转了仅以通晓儒家经义即可为官的惯例,为士大夫阶层的时代风貌注入了新元素。唐宋法律考试制度经统治者在总结成败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逐渐确立了以“试刑法”作为选拔法官后备人员的考试制度。这一制度的推行直接促使了初具职业化趋向的法官群体的形成。

   关 键 词:法律考试  明法科  试刑法  试判

  

   作为中国法治文明发展中的重要转折期,唐宋时代的法律考试制度①之盛,素为学界所称道。自唐朝初年“明法科”开科取士以来,统治者对法律考试的推行可谓不遗余力。在承袭唐代“明法科”以及吏部“试判”的基础上,宋代统治者又逐渐创设了专业的选拔中央高级法官的“试刑法”考试、官学教育中的“律学公试”以及胥吏“试法”等法律考试科目。宋神宗熙宁变法时期,法律考试制度更是发展到了顶峰。

   法律考试制度的繁荣发展,反映了唐宋统治者追求政治清明与司法公平的理想,体现了唐宋之际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变。宋太祖、太宗虽以武力获取天下,但在建国伊始,他们很快就在治理国家方面转向了重视法制的轨道。完善法律考试制度,提高司法官的法律素养,也正是统治者构建理想司法秩序、追求司法公正的有效手段之一。

   有关唐宋时期的法律考试制度,学界已有一定关注,徐道邻、卓帆、莫家齐、季怀银、霍存福、陈景良等均有文论及。但有关研究成果,大多还停留于静态的制度梳理阶段。事实上,唐宋时期法律考试制度的发展并不是断裂静止的,而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法律考试始于唐而兴于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选举制度与唐宋司法传统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唐宋法律考试制度的动态发展过程为关注点,并试图阐释制度发展背后所蕴含的理性与经验。

  

   一、唐宋法律考试制度的发展特点

   唐代法律考试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传统中国司法文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而宋代法律考试制度的发展,展现了宋朝统治者对唐制的继承与创新。

   (一)唐代法律考试制度的特点

   在传统中国最为繁盛的时代——唐代,统治者为更好地贯彻国家法令制度,在中央官学中设立了律学馆,首次于科举考试中创设“明法科”考试制度,极其重视对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与选拔。为了提高官僚群体的法律素质和实际吏能,吏部铨选中设立了“试判”考试。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终唐之世,整个法律教育和法律考试制度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就唐代“明法科”考试而言,它是科举考试中常设的六科考试之一,是中国历史上首创的专门法律考试科目。参加“明法科”考试的人员主要有两类:一是“在馆学而举”者,即律学馆学习的生员;二是“不在馆学而举”者,即州县逐级选拔出来的乡贡考生②。按《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凡明法,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第,通八为乙第。”③可见,唐朝初年的“明法科”考试要试律七条,令三条,通八条以上方为合格。尽管唐代“明法科”之创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其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明法科”的应试者数量不多。由于受过专门的律学教育,律学生在“明法科”应试者中应该是功底最好的。但在整个中央官学教育系统中,律学生的数量很少。律学员额最多时也仅为五十人,而整个国子监六学总生员名额为二千二百一十人,相比之下,律学生仅占2.3%④。此外,唐代“明法科”的录取人数与兴盛的“进士科”录取人数亦形成鲜明的对比。《唐摭言》云:“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⑤可见,唐代进士科每年录取人数近乎千人,而相比之下,“明法科”相当冷清。不但录取员额没有定数,且录取人数较少,每年大约只有三五名,有的年份甚至出现空阙的现象。从教学规模与考试规模来看,这一时代的“明法科”考试不可能是一门热门的考试。

   第二,“明法科”及第者的政治地位不高。清人王鸣盛曾对唐代科举制度有所评价:“若律书、算学,虽常行,不见贵,其余各科不待言。大约终唐世为常选之最盛者,不过明经、进士两科而已。”⑥尽管唐代科举考试制度中“明法科”始终都是一门常设科目,但是在明经、进士两科备受推崇的时代环境中,“明法科”一直都处于最下科的地位。此外,从唐代“明法科”及第者仕宦情况来看,其初任职务品阶较低,且与法官职业的衔接并不密切,仕宦生涯大多止于州县,鲜有跻身高位者。

   就唐代“试判”考言,“试判”是吏部主持的旨在考察选人的法律素养以及行政能力的一种考试。唐代吏部常选的主要内容有四项,即身、言、书、判,也被称为“铨选四事”。“以四事择其良:一曰身,二曰言,三曰书,四曰判。”⑦而其中,“判”是铨选考试的关键。《文献通考》云:“吏部则试以政事,故曰身,曰言,曰书,曰判。然吏部所试四者之中,则判为尤切,盖临政治民,此为第一义,必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摘隐伏,皆可以此觇之。”⑧除吏部常选须“试判”之外,吏部科目选中的“书判拔萃”与“平判入等”科也要“试判”。

   尽管“明法科”的创置标志着传统中国法律考试制度的正式确立,但从实际影响上来看,吏部铨选“试判”的社会影响更大。“明法科”只是科举考试中的一个科目,每年录取人数不过寥寥数人,而吏部“试判”的应试者要远远多于“明法科”。举子出官以及六品以下秩满待迁之文职官员叙官都要参加吏部主持的“试判”。相比之下,唐代“试判”制度也有其特点。

   其一,尽管“试判”考题与法律知识有一定的关联度,但其成绩优劣的评判标准则主要在于判词工整和辞藻华丽与否。

   从唐代“试判”考题的具体内容来看,无论是吏部常选“试判”还是科目选中的“书判拔萃科”与“平判入等科”,考题大多涉及为政临民中遇到的具体实际问题,应试者的首要任务是必须根据相关律令条文规定,对案件作出正确的处理意见。据《通典》记载:“初,吏部选才,将亲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此所以为判也。”⑨由是知,“试判”的目的是考察选人的吏治才干。正如马端临所言,“试判”乃是“临政治民”的第一要义,要求选人处理地方州县长官在实际政务中出现的实际疑难案件,确实能考察选人的“谙练法律,明辨是非”的实际政务能力⑩。

   然而,“试判”的重点并不在于判决是非曲直,更重要的是如何遣词排句,引经据典。文句辞藻是否华丽,是判定等第高低的重要依据。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考题的重复性,考题难度也不断下降,来源于实际政务的考题已经不足为难。“后日月浸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徵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11)于是,主考官不得不假拟案件,采经书古义以为考题。到后来,考官为了为难学生常常于僻书隐义之中出偏题、怪题。至此,“试判”也失去了初衷,这样的试题也无法考察选人的实际政务能力。

   其二,“试判”的目的在于提高一般官吏的实际政务能力,而非培养专业的法律人才。唐代“试判”的应试者是已有出身的及第举子和秩满待迁的低级文官。这种考试的设置目的在于考察应试者的实际吏能,应试者也往往将其视作晋身之资。就其试中者的为官经历来看,他们登科后授予的职官与法官职业几乎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二)宋代法律考试制度的特点

   晚唐五代以来,武人擅权弄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在深刻反省司法弊政之后,北宋建国伊始,统治者很快就恢复了法律考试制度。在恢复科举考试的契机之下,“明法科”考试很快就得以复置,而“试判”也在参酌“《选举志》及《通典》”的前提下于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恢复。宋代统治者在承袭唐代法律考试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对法律考试制度加以改革,使之逐渐完善,最终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与唐代相比,宋代法律考试制度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法律考试科目增加。由于统治者对法律之学的重视,宋代法律考试科目大为增加。除承袭原有的“明法科”考试与吏部“试判”之外,宋代还新创设了多种法律考试科目,除选拔中央专任法官的“试刑法”考试、官学教育中的“律学公试”、进士及诸科试律考试和胥吏试法考试之外,在徐道邻先生的《宋朝的法律考试》一文中还提及宋代武臣子弟、宗子出官、流外入流的考试都考察法律知识,甚至还要求国子监中的画学生也要读律(12)。

   其二,考题设计更灵活,且更贴合实际。就“明法科”的考试内容而言,起初比较单一,仅以试律令为主要形式,要求应试者熟记现行律、令的具体条文。为提高应试者的综合素质,“明法科”逐渐增加了经义知识的内容。如上文所言,按《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唐朝初年的“明法科”考试要试律七条,令三条,通八条以上方为合格(13)。而到后来,“明法科”又增加了试策和贴经的考试内容。据《唐大诏令集》记载的高宗永隆二年(681)八月的一条敕令所云:“自今已后……明经每经帖试录十帖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其明法并书、算贡举人,亦量准此例,即为恒式。”(14)由此看来,永隆二年之前,“明法科”只有律令的考试内容,而至此诏令颁布后,攻习“明法科”的举子也必须具备一定的儒学经义知识。

   宋承唐制,宋初的“明法科”不仅要试律令,也要试经义。《宋史·选举志》记载了宋朝初年“明法科”的考试内容:“凡明法,对律令四十条,兼经并同《毛诗》之制。”(15)真宗景德二年朝廷将“明法科”的考试内容又更定为通试七场,其中五场试律令,两场试小经(16)。所谓“试小经”,就是考察《周礼》《论语》《尔雅》和《孝经》知识。

   直至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明法科”增加了“试断案”的考试内容。这一改革增强了“明法科”的专业性,更强调考试与具体实践的接轨。“明法科愿对大义者,并立甲乙罪犯,引律令断罪。每道所断与律令相合,文理可采者为通,五通为合格。其中深明律意,文理俱优者,仍为上等。”(17)试律令主要考察考生对律令的记诵,而试断案则更为灵活且重于实践。其考试方式是“假立甲乙罪”,即假设案件,让考生运用相适应的律令条文进行拟判。“合律令,知法意,文理优,为上等。”(18)要求考生作答时使用律令条文合理,并且通晓法意,文理通顺。

   而熙宁六年(1073)创置的“新科明法”,则一律试以律令、《刑统》大义和断案,完全取消了经义的考试内容。元丰二年(1079)七月十八日,朝廷有规定,参加新科明法的考生在试断案时,可以自备法条(19)。由此可见,试断案的考试方式十分灵活,应试者必须明晰法意,徒有记诵而不知法理者肯定很难过关。

就吏部铨选中的“试判”制度而言,“试判”要求应试者完成二百字左右的富有文学色彩的拟判。发展到后来,“试判”开始脱离实际,以出偏题怪题难倒选人为目的,成为了一种无聊的文字游戏。五代时期的“试判”考规不严,合格标准也较低,选人对考试的重视程度也不高,故而,马端临称五代时期的“试判”已经“徒为文具”(20)。吏部铨选“试判”之制在绵延了四百余年之后,终于在北宋熙宁变法时期进行了重要改革。熙宁四年(1071)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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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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