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黄宗智:国家—市场—社会:关于中西国力现代化路径不同的思考[1]

更新时间:2020-01-29 12:33:57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周黎安2018;亦见黄宗智2019)] 的人员那样来执行其职权。县令要遇到问题/纠纷方才会直接介入,譬如,对某乡保滥用权力问题的处理,更多的时候是因其辞职或“退休”而必须重新选人的时候方才介入。(黄宗智2007、2019)

   第三领域另一具体的例子是,非正式的民间调解和正式的县衙办案两者间的互动所形成的第三领域纠纷解决机制。一旦(民间细事)纠纷一方提起诉讼,村庄社区便会重新启动或加劲进行村庄内部的非正式纠纷调解。同时,通过县衙榜示或衙役传达,纠纷双方或调解人士会获知县令对案件中的双方逐步的呈禀的批复内容,而那样的批复会直接影响到村内的调解,常会促使一方或双方让步,由此达成协议,终止纠纷。然后,会由纠纷一方或调解人士具呈县衙,说明纠纷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并已“见面赔礼”,藉此恳请县衙销案。县衙则会几乎没有例外地批准。那样的纠纷解决过程是由民间非正式的调解和县衙间的互动而达成的——笔者称之为典型的“第三领域”运作,乃是整个正义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档案中有那样记录的纠纷占到所有县衙处理的细事纠纷案件中的三分之一;我们如果纳入没有结案记录但很可能是因为双方不再配合案件审理的进程,但又没有具呈销案,因此使案件纪录中止的那些案件的话,其总比例可能高达三分之二。那也是集权的简约治理体系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黄宗智2001[1997]、2019)

  

   五、当代的中国国家体系

   以上三大古代治理传统的特色,一定程度上仍然可见于今天的治理体系,与中国革命传统同样赋予了其更显著的迥异于西方现代治理体系的“特色”。

   (一)通过革命政党组织动员社会的现代国家能力

   以上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客观历史情况,现当代中国别无选择地只能“发明”迥异于现代西方的途径来建设足可与高渗透能力的现代西方(和日本)国家抗衡的国家体系:即通过社会动员来克服物资和财政资源的贫缺;通过极其高度组织化的民主集中制的庞大革命党组织来动员众多民众;通过特殊的战略——尤其是基于民众支持和情报优势的游击战和游动战来克服相对落后的军火方面的不足,来与高度工业化、机械化的现代装备国民党和日本军队抗衡;通过偏僻地区的根据地,而不是城市中心地带的经济、运输能力来与国民党和日本军队基于城市和运输枢纽的现代化驻点抗衡。最后还凭此传统而来的国力和军力(虽然,没有在国内战争那样的民众支持的维度和游击战维度),在朝鲜来与当时世界上最强盛和现代化的美国机械化军队抗衡,并且居然能够争得僵持拉锯的平衡局面。

   以上这一切尚未被主流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充分重视,但应该被视作强有力的对一般现代化理论的挑战并促使对其的修改,开阔我们对国家能力的根据的重新认识,包括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说,应该成为对一般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和理念的强有力的挑战。

   (二)当代的简约治理以及分割了的集权体系

   在国家治理方面,现代中国也摸索出了与西方十分不同的行政体系。其形成过程再次是与西方现代迥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先是凭借共产党政党组织来推进国家机器现代化的尝试,而且走到了全盘计划经济的极端。结果造成一个臃肿低效和高度官僚化的庞然大物行政体系,虽然在有些方面,如重工业发展和“两弹一星”工程上,仍然展示了可观的功效,但是,总体来说,无疑乃是一个举步艰难和低效治理体系的一面过于其成功高效的一面,并且形成了一个高度“官僚主义化”的僵硬的、妨碍社会创新力的体系,缺乏市场经济那样的创新性、激励性和高效性,也形成了对未来的改革的严重障碍和沉重负担。

   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试图依赖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能量来改进这个臃肿的体系,但最终导致了混乱,包括弄虚作假,以及脱离实际的极端“革命”暴力行为,不仅没有激发建设性的动力,还严重伤害了国家的经济发展。那些经验说明的是,共产党政党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必须配合真正符合民众的愿望和能够得到民众持续拥护的目标——如之前的抗战、内战和革命——才会发出强大和可持续的能量;反之,譬如不符实际或民众利益的政策——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则会导致混乱,乃至于相反的后果。

   在痛定思痛之后,中国方才采纳了建设市场经济,以及凭借中央放权和激发社会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来激活沉重低效的官僚和计划经济体系。其中,至为突出的改革,不是简单来自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而是通过承继和改组革命和古代传统中的特殊机制来激发整个政治经济体系的活力和渗透力。一方面凭借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个人创新和逐利的激励来推动在市场化中兴起的私有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借助地方政府的分割成块块的高度集中的权力来克服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官僚体制障碍,凭借地方政府的强大自主权力来克服官僚体系本身所形成的保守、臃肿、低效等政治体制性毛病。更具体地举例来说,在沉重的官僚体系的压制下,要创办一个民营企业,必须办好几十个不同部门的程序和图章,须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和成本,但在块块化的地方政府的集权权力的积极赞助、支持下,那些体制性障碍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克服,做到“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效果。

   一定程度上,那也是和革命经验直接相关的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传统的延续——当时,在抗战和内战的客观环境中,中央的根据地和各地的偏远地区的根据地缺乏(电报和收音机之外的)电子信息网络。而且,在敌人一再的“围剿”之下,只可能高度依赖各个地方的自主性来建设和卫护全国19个不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治理,由此而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传统,进而影响到后来采用的发展模式。

   这一切是通过,也是源自,古代第三领域/集权的简约治理传统的“行政发包”制度来执行的——即中央在设定了“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大目标下,一方面放权给地方,一方面又通过中央高度集权化的组织体系,在设定的“目标责任制”下,凭借官员晋升的激励机制来激发地方官员(其关键的省、市、县级的领导干部——党委书记和省、市、县长)的积极性。在以GDP发展率为主要指标的机制下,激发了地方政府和当地企业之间的合作,促使地方政府向企业伸出“帮助的手”(而不是“无为”[放任]或“掠夺的手“),由此而激发了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具有极其强大能量的携手推进经济发展,并克服了极其昂贵的创业的体制性障碍成本的问题。(除了最后一点之外,见周黎安2007、2018)

   当然,那样的做法也难免引发了一定程度的“官商勾结”的贪污腐败现象,但同时,市场竞争的机制又对政府和企业都形成了一种有力的一“优胜劣败”选择,既加强了动力,又抑制了地方政府官员们的可能不经济行为,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不符合当地资源禀赋或不过是形象工程等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官僚主义型的不经济决策。(黄宗智2019)

   正是那样的“第三领域”的政府+企业、国家+市场携手并进机制,大力推动了各地的快速经济发展;正是那样的机制在中国官员和企业之中选择了最具生命力的企业和最能干的经济人才;正是那样的机制造就了中国改革以来几十年中的9%-10%的年增长率,也就是说,每七到八年翻一翻的经济增长率,在1979年到2017年做到了“举世瞩目”的GDP增长到之前的34.5倍的成绩,成为世界上仅逊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统计年鉴2018:表1-2)。(虽然,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以人均生产总值来计算的话,还仅是美国的1/6.7——根据一般的国际衡量标准,中国仍然只是个“中等收入”而不是个“发达”国家。)(同上:附录表1-5)

   虽然如此,我们同时还要认识到,以上的成绩是有代价的。地方政府和私营企业的发展成绩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廉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正是长期潜在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组成了改革期间新興国内外企业的大多数的劳动力。他们几乎全是被当作“非正规工人”来使用的,即没有或少有法律保护和福利保障的劳动力,几乎全都被置于非正规的、理论上是“临时性、暂时性、替代性”的“劳务关系”下,而非具有法律保护和社会保障的“劳动关系”中的正规工人。他们是全球资本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获得高达20%或更多的年回报率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资本的第一理想去处的关键原因。如今,农民工和下岗工人和劳务派遣工人已经达到城市就业人员中的大多数,占比75%以上。加上较显著的城乡差别,它是中国今天社会不公问题的主要来源。(黄宗智2009、2010、待刊d、待刊c)

   这是个不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理念的社会不公实际,也是个不经济的实际,直接影响到国内市场的发展不足,也是如今中国社会经济的头号问题。固然,国家宪法和共产党党章都非常明确地将为民服务、人民的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全民 “共同致富”等一再设定为全国全民的理念,其背后毋庸说是具有深厚革命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也是和古代的“仁政“理念带有一定关联的道德价值。迟早,国家应该会对改革数十年以来的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权宜措施下的劳动去正规化和非正规化决策,做出相反方向的决策和改革。

   当然,要真正贯彻那样的转向,恐怕必须抑制一些具有强势权力人员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并不如纸上谈兵那么容意贯彻。历史上的既得利益者罕有自愿放弃自身的利益来造福全民的先例。这就更要依靠中国特殊政党国家体系的中央集权权力。中国是否真能朝向那样的方向来进行二次改革,无疑要取决于政党国家体系的组织和动员的贯彻能力。这当然还是个不可确定的未知因素,但社会公平理念无疑乃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称得上根深蒂固的理念,也是其在国家宪法和党章中所一再明确表达的核心道德价值,更是其治理正当性的最终来源。当然,这并不意味市场经济将会被再次废弃,而主要是在目前已经被认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框架中如何来实施和贯彻的问题。

   同时,这并不意味中国不需要采纳西方的许多经验。譬如,其市场经济的活力及激励和竞争机制。也譬如,其具有相当高渗透力的科层制体系,如今已经可见于不少中国的国家体系之中,特别是必须具备高度专业化知识或新设立的部门,诸如财政、外交、卫生、食物安全、医药、工业信息等部门。这些是需要相对高度条条化的部门,也是直接关乎渗透社会基层的国家能力的部门。但这并不意味中国将和西方完全相似,而放弃其有许多截然不同的方面,譬如,党政机构中相对特殊的、革命的或传统的部门,如组织、军事、宣传、纪律、文化、农业、公安等各个部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治理体系,一如其政党国家各部门,必定会不可避免地具有迥异于西方的“特色”,必定会同时来自中国(古代、革命和现代西方的)三大传统。其中,至为突出的是既来自古代传统也来自现代革命传统的通过国家和社会二元互动的、源自“第三领域”中政府与社会—市场互补的国家能力。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与可能的未来

   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常被学术界认作仅是一种官方用词——的大框架已经有一些比较明晰和可以初步确定的内涵。首先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如今,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在非农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是大约40%,相对民营企业的60%(黄宗智2012)。前者主要是大型企业。这是个接近两分天下的结构,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十分不同。它也迥异于所谓的“发展型”“东亚”国家。

在后者之中,国家固然相对较高度介入经济运作,积极领导、扶持企业发展,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推进国家的经济发展,迥异于仅是“规制型”的现代西方国家regulatory state。相比自由主义的国家,东亚国家固然更为积极地介入市场来推动经济发展,亦即所谓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 (Johnson 198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9954.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