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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国家—市场—社会:关于中西国力现代化路径不同的思考[1]

更新时间:2020-01-29 12:33:57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在前一阶段,没有认识到西方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双面实际;在后一阶段则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所推动的经济发展。我们需要将现代西方主流理论置于一旁,聚焦于中西实践历史的不同,才有可能认识到其历史实际,才有可能设想一个不同于西方主流的社会科学以及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路径。

  

   二、现代国家能力

   乍看起来,现代西方自由民主政府的权力似乎要远低于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国古代国家,更不用说当代共产党政党国家体系下的国家。但那仅仅是单一面的,乃至于错误的认识,因为,正如历史社会学家麦科尔·曼Michael Mann所说明,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虽然是个低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却是个高度基层渗透力的国家。相比来说,中国古代的国家虽然是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却是个仅具低度社会基层渗透力的国家(Mann,1984, 1986)。

   在国内过去的论析中,有过错误地将政府的“中央集权”度简单等同于强大国力的论析,忽视了其基层政府运作机制之与西方的不同,也就是说,混淆了中央政府(相对地方政府)的集权度和国家能力两个不同概念。[ 李强针对王绍光和胡鞍钢的著作《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的评论较清楚地指出了此点,但是,王—胡指出中国财政体系在1990年代初期已经过份偏重地方分权,需要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学术和政策贡献,并且被中央采纳实施。而且,他们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国家在其经济发展以及社会保障中所需要起的作用。但同时,一定程度上,他们的部分论析确实将“国家能力”较简单地等同于“中央集权”度。(李强2011;王绍光、胡鞍钢1993)至于西方政治学关于国家能力的一些论述,可以参考薛澜等2015的叙述,但总体来说,隔离中国的实际较远。至于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们这方面的研究,称得上五花八门,几十年来都没有形成“共识”,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各种各样对原先的“极权国家”模式的某种修正;其中,许多难免仍然带有要么是来自新自由主义的“极权模式”的影响,要么是其相反的,同样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公民社会”模式的影响,说到底大多都仅凭借西方理论来认识中国(刘鹏2009转述了不少文献)。本文从历史视角来指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误导,从“集权的简约治理”、“第三领域”和共产党的特性和其“社会动员”的传统来讨论国力问题,与以往的这些这些研究颇不相同。下文不将与这些文献进行更直接和详细的对话。] 实际上,正如曼所论析的,国家基础设施渗透基层力才是现代西方国力真正的特征,不是中央政府的集权度。

   它和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以及市场经济,更和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和战争密不可分。正是现代工业经济发展赋予了现代西方国家机器和现代国家军队其不可或缺的远远超过农耕社会经济的财政收入。它也和现代西方(韦伯型的)专业化、条条化和高渗透力的科层制体系密不可分,同样和其财政收入紧密相关,那是决定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基层渗透力的关键条件。一定程度上,它更和自由民主政治体系的建立紧密相关——那是企业家和商人们从贵族和王权所争得的权利和权力紧密相关的一个历史过程。资本主义工业+市场经济+现代科层制国家+自由民主体系乃是现代西方国力缺一不可的来源,乃是现代西方国家能力这个多因素化合物的关键组成因素。

  

   三、中国国力的不同的现代化路径

   回顾现代中国,它的国家现代能力建构历史路径和西方截然不同。首先,它的历史背景不是侵略他地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而是被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而且,在其革命过程中,主要依据的绝对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而是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与现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截然不同。中国革命所面对的最艰难问题是:怎样才能从那样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建立一个能够与现代工业经济国力和军力抗衡的政治经济体系?

   众所周知,中国革命所发明的是,凭借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力量来动员小农社会中的民众(“群众路线”),凭借高度依赖民众支持和情报的游击战和游动战术来与现代工业化的国家军力抗衡。它靠的不是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所倚赖的最高度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城市中心地带和运输枢纽,而是在偏僻的省际交界的交通不便的落后地区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它采用的不是阵地战,而是游击战术和游动战术。凭此,逐步赢得了抗战和内战中的优势和最终胜利。这些因素虽然在过去的学术中多被关注到,但并没有从相比中西现代国力建设路径不同的角度来论析,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革命建立的国家能力的基础是多么不同于一般现代工业化国家。

   那是中国革命的真正独特之处。它居然能够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凭借革命政党的组织和动员民众的力量来对抗现代工业国家的国力,取得了不仅是出人意外的、相对掌控中国城市现代工业的国民党及其美式装备的军队的优势和最终胜利,更是相对更高度现代工业化的日本侵略者的有效抗御(抗战之中成功地建立了19个根据地)。后来,由此传统而来的国力和军力,甚至更出人意外地在朝鲜战争中,争得与当时全球现代工业和军事能力最先进和强大的美国打成平手的拉锯局面。这些经验和成绩展示了一种迥异于现代西方的国力和军力的模式,乃是出乎一般预料的历史实际。

   其后,更凭借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组织能力和决心而争得“两弹一星”的成功。在仍然是农业为主的薄弱工业经济基础上,做到能够面对原子弹和氢弹威胁和庞大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敌视(“遏制并孤立”containment and isolation),而确立国家安全的成绩。这也是迥异于一般关乎现代化和现代民族国家能力的论析的历史实际。

   这里,我们不妨借助(制度经济学所常用的)“路径依赖”这个概念来讨论中国现代的政治经济体系。显然,它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凭借资本主义工业化市场经济+科层制+自由民主国家来进行“现代国家建设”,因为那些条件在中国都缺乏历史基础,其现实与现代西方相隔距离实在太远。它必须沿着其已经走出的革命历史路径来进行其现代国家的建设。

   正因为其特殊的、深深扎根于社会和革命历史的国力建设路径,中国后来不会像苏联和东欧大部分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那样简单接纳“休克治疗”的方案而试图全盘采纳西方的模式,试图浓缩西方历时多个世纪的(从重商到“放任”,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再到全球化中的霸权)的发展路径。对中国来说,那是完全不可思议的选择。中国的选择是要沿着已经开辟的历史路径来建立其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现代化,包括其国力的现代化。

   今天,我们无论是在关于中国古代的政经体系还是现当代的政治经经体系的思考中,都需要从中国本身的历史路径、本身的古代和革命经历出发来思考,而不是试图模仿实际上是在中国不可能的西方现代化历史路径,更不用说其片面化了的不符实际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所建构的路径。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所指向的、也是其必然的方向。它是在革命(以及其受到古代影响)的原有路径上,后来添加借鉴模仿西方的进路,而不是简单的全盘模仿西方的进路。那才是中国发展道路之与西方的不同以及其所以相当成功的关键。

  

   四、中华帝国的治理传统

   那样的选择背后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传统,也是中华帝国的一些关键传统,包括被革命传统所承继与改造的古代传统。

   (一)集权的简约治理

   首先是笔者称作“集权的简约治理”传统(黄宗智2007)。在中央政府层面,中华帝国固然是个高度集权的体系,皇帝具有远大于西方民族国家国王的生杀大权。但是,正如上引历史社会学家曼指出,它不具有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基层渗透力。后者既是伴随资本主义发展,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发展而来的几何级数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也是伴随现代深入基层社会的韦伯式科层制的条条式专业化公务员体系的后果——无论是在基层公共服务还是控制能力上,都远超过基于农耕经济的中华帝国。

   与其不同,中华帝国则有意识地采用了尽可能简约的治理方式。那既是出于卫护中央集权的有意选择——集权的体系高度依赖官员个人对皇朝/皇帝的忠诚,每多隔一层便会多一层的离心威胁,也是出于农耕社会的有限财政收入的考虑。因此而形成的制度是在基层层面高度简约的治理体系:县令乃是中华帝国最低一层的直接由中央委任的官员,在十九世纪,每位县令要处理平均约25万人口。(黄宗智2019)

   在县衙门内部,相当广泛采用(可以称作)“行政发包”的制度来委托某当地人为其各房体系中的主要(承包)负责人,由其出资来“承包”该房的责任和其所附带的收入,转而将房内的其它职位也进一步分别由房主“发包”给各房内部的任职者。[ 这里借用的是当今中国的用词,也是周黎安教授的用词和论析框架,来表达笔者对当时县政府的组织逻辑的研究和认识(周黎安2018)]这个做法在收入最多的刑房和户房两房尤其明显。而县令在执政中一般都会让各房自行其是,不会直接干预各房的运作,要遇到其执行任务中遇到纠纷,或者需要更替人员时方才介入。这些是已经被详细的经验研究所证实的实际,县政府的各房的运作乃是“简约”治理的一个简单明了的实例。(黄宗智2019)它是中华帝国集权的简约治理行政体系“特色”[ 所谓的“特色”,当然仅仅是相对西方理论、从西方主流理论视野来判断的“特色”;我们若将那样的视野颠倒过来,依据中国经验的理论来判断,当然便会看到西方众多的悖论“特色”之处。] 的具体形象,和高度渗透基层的带薪酬的现代科层制公务员体系十分不同。

   (二)分块的集权体系

   同时,它也是一个笔者称作“分块的集权体系”。那也是中华帝国行政体系与韦伯型科层制的一个基本不同。帝国时期的国家体系治理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地方政府都是模仿中央的小规模复制体,其县令乃是皇帝和中央政府的地方代表。正因为如此,其权力结构也与中央相似,高度集中于其县令一人(“父母官”)。也就是说,其权力组织主要是块块型的,而不是现代科层制中的各部门高度条条化的体系。一定程度上,地方政府本身也是个集权的简约治理体系,是中央政府的小型复制品。这也是其仅具有低度渗透基层权力的一个原因。它和高度条条化、专业化和具有巨大基层渗透力的现代西方政府截然不同。(黄宗智待刊d)

   (三)第三领域

   更有进者,在集权的简约治理体系与相对被简约治理的基层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中,还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笔者称作“第三领域”的体系。在那个第三领域中,形成了较多的“半正式”——既非纯国家也非纯社会——的组织和治理型式。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十九世纪宝坻县处于国家和基层社会交接点上的关键性“乡保”——他是个不带薪酬的,由社会威望人士推荐的、但县衙委任的半正式官员,平均每人管辖20个村庄。他是原来的基层治理蓝图中的治安的保甲,征税的里甲,和主管社会道德教育的乡约 (Hsiao 1960) 简约化合为单一半正式职位的关键性基层治理人员。相对乡村社会,他一方面代表县衙的官方威权,包括执行县衙派下的任务和传达县衙饬令,另一方面,则代表民意(包括处理民间纠纷)和协调地方显要向县衙举荐人员等的工作,既是相对乡村的政府代表,也是相对政府的乡村代表——即较为典型的第三领域人员。(黄宗智2001[1996]; 黄宗智2019)

一如县衙内部各房的运行模式,19世纪的相关地方档案资料显示,县令一般都会让乡保们自行其是,要到有了涉及乡保执行任务中引起纠纷或委任新乡保的时候方才会介入。其所采纳的同样是简约的治理方法,在正常运作中,基本任由乡保像承包“行政外包”[ 即不处于正式官僚体系晋升机制之内的、负责在其之外的社会中运作的“外包”人员——又是周黎安教授的用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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