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黄宗智:建立带有前瞻性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从实质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缺点谈起

更新时间:2020-01-29 12:19:08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在土地不足的情况下,由于生存(消费)的压力,会为了家庭消费的必要,几乎无限地继续投入更多的家庭劳动力。(Chayanov, 1966 [1925])

   在中国的经济史中,这个道理主要展示于小农从粮食转入劳动更加劳动密集但单位劳动报酬较低的商品生产(主要是棉花-纱-布和蚕桑-缫丝):一亩的花-纱-布生产须要约180天的劳动,18倍于水稻,但只赋予数倍的报酬;蚕丝则须工9倍于水稻,但只带来三四倍的收入。这样的农业+手工副业的低报酬劳动都是以家庭老人、妇女和孩子的劳动(“家庭化生产”)来承担的。笔者曾将这种商品化论析为“内卷型商品化”,既区别于“剥削型商品化”[譬如,由地主将收纳的实物地租卖出],也区别于资本主义式的“营利型商品化”。由于此,在同一个商品经济中,小农户单位土地的产出会超越一个资本主义单位,从而支撑更高的地租,也就是说地价。正因为如此,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高度劳动密集化的小农户完全消灭了资本主义型的雇工经营式农场;在其它地区也占据到农户的绝大多数。对认识共和国之前的中国经济史来说,恰亚诺夫提供了极具启发性和洞察力的论析。(黄宗智2014a,第一卷、第二卷)

   同时,恰氏还预见到小农户在工业时代和高度发展的市场环境下,可能长期延续的实际,并提出了一个可能的前瞻性方向——提出建立为小农提供在商品经济中的“纵向一体化”服务的农民合作社的设想,即既非资本主义(企业化)型的市场经济,也非完全与资本主义对立的集体化计划经济。它既不同于波兰尼型的前资本主义论析,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设想。(黄宗智2015b、2018)

   一定程度上,恰亚诺夫可以说超出了波兰尼理论的范围。这是他与波拉尼的一个重要不同,也是他具有特殊理论洞见的一个方面。虽然如此,恰亚诺夫的理论仍然缺乏更为宽广的和长远的前瞻性,因为他关注的主要只是小农经济,即便是商品化了的小农经济。

   3、瑞格理

   此外,我们还可以以实质主义经济史理论家瑞格理为例:在认识方法的层面上,他与恰亚诺夫相似,也是从最基本的事实中去探寻最重要的理论概念。他特别突出前工业经济所依赖的有机能源和工业经济的无机(矿物)能源之间的关键差别。前者的极限乃是马力,最多只可能达到一个人劳动力能量的七倍,远远不及后者单一个矿工(在19世纪)每年所能生产的约200吨煤炭的能量。我们知道,在工业时代,单一辆人们常用的轿车便可以达到数十到数百匹马力的能量,突破了此前极其有限的人畜能量所限定的产出水平。瑞格里借此说明前工业农业经济与工业时代的工业经济的基本不同,连带也含蓄地说明了基于后者的经济学之所以并不适用于前者。(Wrigley 1988) 这是个对基本实际的洞悉,但常被如今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忽视。他们习惯将源自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理论逻辑用于所有经济体,包括前工业时期的农业经济。(黄宗智待刊a)

   虽然如此,我们也要考虑到,波兰尼和瑞格理等(也包括恰亚诺夫以及其他可以被认作实质主义的理论家,如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和斯科特James Scott等)实质主义类型的理论家们基本全都聚焦于前工业时期社会经济的论析,缺乏关乎工业化了的社会经济体的现代性和前瞻性,不如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理论那样具有明确的现代性和前瞻性。这是他们的影响只可能成为另类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实践主义:布迪厄

   与上述理论家们不同,布迪厄很好地突出实践理论与形式化“理想类型”主流理论之间在认识论层面上的根本性差异:前者更贴近真实世界,是超越单一的主观主义或客观主义、单一的意志主义或结构主义、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理论。它论析,实践是超越两者,经过其互动与结合所产生的,因此,其逻辑是模糊的而非清晰的,但是更符合实际的。布迪厄给出的重要例子是阶级“习性”和“象征资本”,比偏向单一方(阶级结构或物质资本)的形式化理论更符合实际,因为真实世界不可能是完全简单取决于主观或客观、意志或结构、唯心或唯物,以及理性或感情的任何单一方。简单将二元对立的任何一方排除于认识之外,乃是不符合实际的建构。它仅是西方现代主流理论的惯用方法。在认识论层面上,布迪厄的实践理论要比上述的实质主义理论家们更为明确地符合真实世界的实际。尤其是他的象征资本概念,已经促使“左”和“右”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人类学界较广泛地采用了诸如“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关系资本”“政治资本”等一系列衍生用词和概念。有的还根据他的启示,在这些其他的领域中洞察到他所说明的(类似于阶级关系中的)剥削关系,包括“象征暴力”的概念。(Bourdieu, 1977, 1990 [1980];黄宗智2015a)

   但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缺乏一个能够区别“善”实践与“恶”实践的标准,容易陷入一种纯回顾性或纯“客观性”的理论,缺乏对未来的前瞻性准则。“左”“右”形式主义理论,相比实质主义或实践主义理论,则不仅是关乎实然,更连带是关乎应然的理论。那既是它将实际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弱点,也是其具备强势影响的部分原因,使其更简单易懂,更带有明确的前瞻性,也更会被当权者借用为统治意识形态。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则虽然更符合实然世界,但却欠缺关乎应然的设定。

   虽然如此,布迪厄的自我认同无疑乃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并且长期广泛参与为劳动者争取权益的各种活动。他的“象征资本”概念的意图无疑乃是要将马克思的阶级论析推进、扩延到象征领域,而他关乎“实践”的论析则是要更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之强调行动过于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同时,布迪厄对片面化的“理想类型”理论建构方法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根据笔者的理解,他的理论一定程度上乃是不仅对自由主义所采用的理论建构方法也是对马克思所采用的理论建构方法的批评和修正。

   在我看来,布迪厄的理论还需要更明确地考虑后现代主义所突出的 “话语”维度,那是前瞻性道德理念不可或缺的维度。因此,我们不可避免地也要考虑到 “表达”和“话语”及其与实践之间的关联,并认识到,两者固然可能是一致的,但也可能是充满张力甚或是相悖的。布迪厄则完全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层面,几乎等于是设定了两者之间必然一致。

   用于中国,笔者曾经特别突出,在中国的法律历史中,道德理念与实用考量所结合的“实用道德主义”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两者既有相符之处也有相悖之处。正是两者的结合和互动形成了中国法律长时段历史变迁背后的主要动力(黄宗智2014b),亦即“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但合起来又是另一回事”。这是布迪厄没有关注到的维度。

   (三)实用主义

   在美国的环境中,伴随形式主义法学而来和与之抗衡的不是实践主义而是实用主义理论。兰德尔Christopher Langdell从1870年到1895年执掌哈佛法学院25年,乃是美国的形式主义“古典正统”法律思想的创始者和奠基者。他非常有意识地将法学比喻、等同于欧几里德几何学,将其建构为一个从给定的、不言自明的“公理”(个人权利)出发,凭借演绎逻辑来得出一系列定理,借此将其前提公理贯穿于整个法律体系。兰德尔虽然学术著作很少,但他一心一意地聚焦于上述目标,通过教学和其在哈佛法院学的权力和影响,成功地将其心目中的法学建构为美国(被称作)“古典正统”的主流法律理论。(黄宗智2007:尤见第15章;亦见黄宗智2015a: 后记一;黄宗智待刊b)

   如此的法学其实与韦伯认作“形式主义理性”理想类型法律的传统非常近似。其弱点在于简单化(单元化)和理想化了实际:和欧几里德几何学同样,它是一个在被假设的世界中方才适用,但用于真实世界,只可能是片面和简单化的理论。但同时,由于它自我设定为(像几何学一样的)一套无可怀疑的“科学”理论,借助现代 “科学主义”的巨大浪潮而达到其占据“主流”强势地位的目的。而且,由于它还是对实际的理想化,也带有前瞻性的功能,甚至常常会使理念被简单等同于实际。(尤见黄宗智2015a:后记一)

   正因为其违反实际,它也促使与其对立的“实用主义”法学理论的兴起。后者的奠基人物是兰德尔在哈佛法学院的同事以及后来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他开启了长期以来与古典正统对立并存的法律实用主义传统。它关注真实世界的法律实践多于被建构的条文和理论,也比较关注实用性的社会改良。在政治立场方面是相对比较“进步”的法学传统,在美国多来自民主党而非相对较“右”的和较保守的共和党。

   在其实际的操作中,美国的法律体系与其说是古典正统/形式主义的,不如说乃是结合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两大传统长期拉锯的一个体系。那样的结合实际非常具体、形象地体现于美国最高法院的组成:在近一个世纪中,先由形式主义占到其九名大法官的大多数,在经历了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以及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之后,转为实用主义占到大多数,在近几十年则伴随新保守主义的大浪潮而再次反之。在实践层面上,我们可以说两者的拉锯结合才是美国法律体系整体历史真正的核心,并且赋予了美国的正义体系比其任何单一面更强大的生命力。(尤见黄宗智2007:第15章;亦见黄宗智2015a:后记一)虽然如此,形式主义的一方无疑一直占据了前瞻和话语层面上的高地。

   韦伯所区别的四大类型法学传统(形式非理性、形式理性、实质非理性、实质理性)用意是要勾画出历史上不同法律体系的一个划分地图。他论析的关键主线是,将西方法律体系的历史认作一个逐步趋向形式理性的传统,将其论述为西方法律的最重要的特征以及其现代化的核心(虽然,他也对其未来表达了一定的忧虑——讨论到形式理性类型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个“铁笼”似的体系)。至于非西方的法律传统,他虽然偶尔还使用了“实质理性”的矛盾结合范畴来讨论中国(以及西方的社会主义法律),超出了自身所设定的片面化了的形式理性和实质非理性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建构,但是,他对所有的非西方法律传统的最终判断是,将它们全都都划归为“实质主义非理性”类型。他将实质主义等同于专制权力和不可预测性(区别于高度逻辑化、专业化和独立的形式理性法律体系),也将其等同于道德价值理念,同样缺乏形式理性的逻辑性。他更将形式理性法律认作科学的、普适的、无可辩驳的逻辑化体系。结果,在他的全球不同文明的法律体系历史论述中,非西方文明最终只不过成为其论述的西方形式主义理性法律体系的陪衬,不过是他赖以突出西方形式理性文明“特色”的“他者”,一如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所批评的那样。(Weber 1978 [1968]:第八“章”; 黄宗智2014b,第一卷:总序;亦见同书第九章)[ 亦见黄宗智编著,待刊书所纳入的赖骏楠文章。]

   在笔者看来,理想类型的理论建构方法,虽然其初衷可能仅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即凭借将复杂实际简单化、片面化,凭借演绎逻辑来梳理、洞察那单一面所隐含的机制和逻辑,但是,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如此的理论建构后来多被绝对化、普适化、理想化,甚至被等同于复杂得多,多元得多的真实世界。

   简言之,形式主义理论的弱点在于对经验实际的简单化,片面化,但其强势也来自同一根源。它不仅将实际片面化,同时也将其理想化,由此而占据了前瞻和话语层面的的高地。它的特点正是,通过对实质/实践/实用的经验实际的简单化,通过以高度“科学化”、普适化的自我包装,占据了对现代和未来的理想的高地,借此占据了 “主流”位置。它也多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采纳为其统治意识形态。

相对来说,实践/实质/实用主义的优点主要在于其对形式主义认识论的批评,说明其乃是对真实世界的简单化和片面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995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