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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探寻中国长远的发展道路:从承包与合同的区别谈起

更新时间:2020-01-29 12:00:11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摘要:在市场经济与集权的国家体系、市场合同与行政发包/承包两者结合的框架中,由国家与社会间互动所产生的第三领域和其运作机制,已经成为中国新型政治经济体系的一个关键特点。它既引进了现代西方的私营企业市场经济,也保留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体系以及主要生产资料国有的制度。它的行政体系既趋向类似于(韦伯型的)现代西方科层制,又带有(古代)中国的“集权的简约治理”和“分块的集权体系”特色。它不可能通过中西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路来认识和理解,须要从二元合一的思维来掌握。一定程度上,它可以被认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官方用词的一个具体和实质含义。

   关键词:市场合同与行政发包、集权的简约治理、分块的集权体系、二元合一、第三领域

  

   一方面,在今天中国特殊的政党—国家体系下,共产党仍然起到主导性的作用,国家仍然拥有主要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和其他主要自然资源。它同时通过一个高度集权的财政体系来调控资本。它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即便已经不是一个计划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它同时也是一个生气蓬勃的市场经济,其中私有企业占据到非农生产总值的约60%,而具有独立经营权的市场化小农场则占据农业总产值的很高比例,即便他们并不拥有自家农地的所有权。我们该怎样来认识这样一个既是社会主义的也是市场经济的混合体?既是中国传统(古代和革命传统)的也是类似于西方市场经济的混合体?

   鉴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间的极大不同,我们是不是只能认为两者只可能有一方才是“正确”或“真实”的?我们是不是只可能要么认同于目的论的全盘西化道路、要么认同于目的论的本土化道路,就像许许多多中国现当代思想家(也包括西方的中国研究)那样?如果不然,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抓住中国现当代不可避免的中与西、古与今,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并存和混合这个基本实际?

   本文将进一步探讨,面对两者必然并存的现实,我们能否提出一种迥异于一般非此即彼的思路?能否想像两者不仅是并存,更是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甚至共同形成一个超越双方任何一方的整体?能否形成一个能够更好地释放两者诸多方面的创造性能量的结合?一个超越二元对立思维的整体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图象?

   但在进入以上较为宽阔的问题的探索之前,我们需要先澄清市场合同与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国家采用的行政发包/承包制度的不同。两者常被调换使用或合并为一(如“承包合同”),由此而导致对两者不同含义的混淆。我们需要从说明它们间的不同出发,然后才能进入两者之间,以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体系之间,怎样可能被创新性地结合起来的讨论。

  

  

“合同” VS. “承包”

  

   “合同”概念的核心在横向市场交易中两个具有同等谈判权力实体间达成的、受到法律保护的协议。“发包”/“承包”关系则是在纵向的、多是由国家发包给某人或某实体(如某官员或农民/农户)来承包的责任,虽然也同时附带给予后者一定的自主权力。这里要注意,“权力”多被人们不精确地用“权利”——即受到法律和法庭保护——一词来表达,实际上主要只适用于“合同”,不适用于“发包“/“承包“。

   历史起源的不同

   首先是两个概念/制度起源的不同。在西方,“合同”主要来自市场交易关系中的协议。固然,在当代之前,中国也有颇多类似与西方的合同协议(Zelin, Ocko and Gardella, 2004),但在当代,承包(与合同)制度的起点和西方十分不同。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被改造为国家所有。改革肇始,从国有基点出发,国家逐步将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体系改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先是国家决定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割开来,将后者发包/承包给农户。发包自始是,并且现在仍然是一个由上而下的举措,而不是两个平等体之间的协议。其实,发包给农民的“责任田”/“承包合同”原来还附带有纳税乃至义务工的责任。即便国家将经营权基本让给了农户,使其可以为市场而自主生产,但实际上农户仍然处于国家最终管控的权力之下。正如赵晓力在检阅了多份“承包合同“以及相关诉讼案件材料之后敏锐地指出:其实,土地承包的实质主要是借助法院来执行国家的行政管理,过于树立可以通过法院来确定和保护的权利。(赵晓力2000)

   下面我们将看到,承包其实是官方话语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国家仍然占有农地的最终所有权,但通过发包/承包将其“经营权”让了给农民——即便仍然可以被国家限制,譬如,仍然可以规定不少农户必须生产粮食,无论其回报多么低。当然,国家也可以随时征收农地。

   概念基础

   合同与承包制度的历史变迁趋向是在十分不同的概念基础上形成的。在雏形的市场合同中,讨价还价是合同订立的过程的一部分。一方可能在某方面稍微让步,对方也会同样在另一方面做出某种让步,直到双方达成都可以接受的协议。那样的讨价还价可能受到当时市场情况的影响,在某一产品或房子的“买方市场”的情况下,买方可能因为市场需求较低而获得更好的优惠价格;反之亦然。典型的合同会经过这样一个讨价还价过程。即便是行将被雇用的就业者也可以在“卖方市场“的情况下,要求并获得更好的就职条件,和买房子或产品的人同样。在那样的市场合同文化中,完全由单一方来确定合同条件相对少见。

   但在改革期间的中国,一般情况则恰好相反。逐步市场化是国家的决定、承包是国家由上而下的发包,国家要比承包农民占据强大得多的权力。承包一方,即便其与国家的关系被称作”承包合同“,一般都预期其条件将会完全由对方确定,根本就谈不上讨价还价。那样的“承包合同”无疑直接影响到市场中的合同关系。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即便是市场中的“合同”, 一方常会根本就看不到合同文本,或者要在最终阶段才能看到,并必须立即签署——因此而导致“霸王合同”的称谓,并没有讨价还价过程的实际。众多的市场交易合同实际上更像“承包”而不像对等双方间的“合同”。正是不对等的“承包合同”塑造了中国的不同合同文化。

   劳动法律中合同逻辑的不同使用

   劳动法律乃是市场合同关系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这主要是因为资方和劳方比较明显的权力不对等。社会主义理论将其表述为阶级剥削,即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之被资方榨取。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不会接受这样的理解。直到其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之后,方才促使改革,依赖的是合同理论的理想类型,借之来倡导必须改革雇佣关系而使其更接近合同理念中的关系,包括确立劳动者组织工会和进行集体谈判的法定权利,以及设立法定的社会保障——如失业保险和退休与医疗保障。在美国历史中,它们一般被与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相联系。这是“福利国家”的核心,其目的是纠正资本主义过激的方方面面。正是那样的措施起到了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历史性的危机之后的恢复和延续。

   但是,在最近几十年中,合同的逻辑则被借用于相反的方向来让资方避免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等责任。它导致了所谓的“中介公司雇员”(agency worker)或“劳务派遣工”(dispatch worker)使用的兴起(多是通过中介公司而不是实际的厂方来雇用的),名义上主要是临时性的或“半职”/钟点工人,一般不带有就业保障或福利。合同理论则被借用来赋予这样的雇佣关系正当性——其逻辑是,这样的雇员实际上具有与资方同等的权利,因为他或她完全可以自由地决定要否接纳如此的合同。在实际运作中,如今这样的雇用方式已经常常不限于临时工而被用于长期的正规全职工。劳动关系研究者将这样的工人称作 “precariat”, 即结合“precarious”(不稳定)和“proletariat”(无产者)两词的新创词,我们也许可以译作“危难工人”。如今,这个“危难工人”范畴已经占到西方所有就业人员中的约20%(Standing 2011)。

   社会主义的中国则从一开始便展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演变过程。共产党革命自始便在理论上将生产资料改作全民所有,土地和资本同样成为国家而非私人所有。共产党则是这个新制度和社会主义理念的的监护者。工人的权利和社会保障自始便已被确立。

   伴随改革的来临,共产党政党国家采纳了市场化的决策,将市场经济,包括承包与合同的制度,纳入了中国的政经体系。以上已经看到,第一步是将农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拆分开来,将经营权发包给农户,由他们自主经营为市场的生产。其后,由乡镇和村庄集体广泛设立计划外的乡村企业,让乡镇政府和村庄集体在市场的“硬预算约束”下经营其所创办和拥有的企业。原先多是通过旧的集体制度来雇用员工,一开始采用的是集体制度下的工分制,当然谈不上城市产业工人所有的福利。1990年代后期,在“抓大放小”的决策下,中小国企进行私有化改制,等于是国家让它们“甩”掉对其员工的义务的“包袱”,为的是加强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活力。结果是那些企业的员工们基本失去其所享有的福利。同时,私有企业广泛兴起,乡镇企业也广泛被私有化,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镇就业,基本都不享有劳动者的保护和保障。这样,城镇工人大多数都成为(国际劳工组织称谓的)“非正规工人” ——即没有或少有法律保护和福利的工人,区别于之前具有那样的保护和保障的“正规工人“。

   在最近的十年中,更引进了西方的“中介公司雇员”“agency  workers”制度。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将其表述为“劳务派遣工”,定义为处于“劳务关系”而不是(受到旧劳动法保护的)“劳动关系”下的员工。名义上,这样的雇用方式只被用于“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的员工,但实际上则被相当广泛用于长期的全职员工。新兴的劳务派遣工无疑也属于我们称作“非正规工人”的范围。在实践层面上, 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在于,2010年,新型劳务派遣工加上原有的非正规人员,已经达到所有城镇员工的共约不止75%,远远超过西方的20%。在这样的从正规化返回到非正规化和去正规化的反向演变中,合同理论被吊诡地用于相反的目的。

   固然,也有一些试图抑制这样的趋势的举措。譬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2013年宣称,要企业们在三年之内达到劳务派遣工不超过每家员工的10%的比例。但实际上其作用比较有限。非正规化的总体趋势实际上无法阻挡。

   至于那些之前的正规工人们对被去正规化所提出的抗议,中国政府所采用的对付方式是,简单规定国家法院不受理那样的诉讼,要由企业本身来处理。最近几年,国家更扩大了这个政策的适用范围,确定其不仅包括国有企业,更明确地包括所有其他类型的“企业”(如集体企业和事业单位乃至于私营企业)。只要其“改制”是由“政府主导”的,即要么已经获得政府批准,要么是由其执行或主导的,法院将会裁定不受理。(黄宗智,待刊c;赵刘洋,待刊)

   可以见得,中国政党国家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和西方有一定的差别。在西方,经国家颁布的法律一般凌驾于政府行政权力之上;在中国则不然,政府行政权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可以将某一类型范围内的诉讼争议置于法院受理范围之外,通过行政权力的干预以及调解制度来处理某些诉讼纠纷。

国家行政体系内的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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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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