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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忠:中国历史上的瘟疫、检疫与卫生

更新时间:2020-01-29 10:52:43
作者: 余新忠  

  

   作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公共卫生举措,检疫制度在中国是晚清时从西方(包括日本)逐渐引入并推行的,主要内容大体包括清洁、消毒、检疫和隔离。

  

   检疫措施和制度的出现,往往以瘟疫的流行为契机。1873年中国海港检疫的开端,针对的就是东南亚的霍乱流行,而1894年的粤港鼠疫、1899年营口的鼠疫、1902年华北等地的霍乱,都对晚清检疫的推行起了直接的促动作用。特别是清末东北鼠疫的大流行,为促成中国检疫的全面展开提供了契机。

  

   不过,检疫举措与中国社会传统观念及习俗多有抵牾,之所以最终能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多数精英接受,跟晚清特别是甲午战争以降,中国社会对“卫生”的日渐重视有关。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余新忠先生长期致力于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出版有《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等专著,译有《瘟疫与人》(威廉·麦克尼尔著)等经典作品。

  

   他对近代中国卫生防疫机制的研究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对疾病的应对,关注的重点在“避”和“治”,而非“防”,缺乏积极主动的、由公权力介入的制度和行为。而近代检疫制度被引入和推行,瘟疫爆发是一个契机,但更重要的原因要从国家和社会的内在因素上去找。

  

   在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中,余新忠教授介绍了他对清代江南瘟疫、近代卫生防疫机制的研究,探讨了“卫生”作为一种文化观念的变迁、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复杂面向,以及作为一种权力的省思。

  

   在访谈的最后,余新忠针对2020年春节前后爆发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2003年爆发的SARS、1980年代艾滋病等疾病的出现如何改变人们的卫生防疫观念,缓和紧绷的医患关系能否从医疗社会史中寻求启示等现实问题分享了他的观点。

  

疫情应对中的国家政府与民间社会

  

   澎湃新闻:您的著作《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被认为是大陆地区第一部疾病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专著,正好是在2003年“非典”期间出版的。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余新忠:我从1997年左右开始关注医疗社会史。攻读博士期间我写过有关道光三年的水灾的论文,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意外地发现,嘉道之际,江南地区(后来发现是全国性的)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瘟疫,现在一般认为这是真性霍乱在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流行。

  

   地方志里有很多关于这场瘟疫的记载,讲到时人染病后的症状,比如上吐下泻、脱水、消瘦、青筋暴露等等,颇为详细生动,但当时却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些记载。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并最终促使我将“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后来我以此为题写成博士论文,并有幸荣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论文的修订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于2003年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出版之时,恰逢SARS兴起,遂很快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使得一本非常专门的学术著作,成了一本大众关注的畅销书,被当年《中华读书报》评最受关注的10本社科著作之一。

  

   这可能是国内第一部受到这样关注的医疗史著作。当时医疗史研究还不像今天这样“显眼”,医学史的研究者大部分是医学界、特别中医学界的人士,在历史学界,说到医疗社会史,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一头雾水。不过国内也已有少数历史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到这方面的研究,比如,曹树基先生写过明末鼠疫与华北社会变迁的文章。不过整体上关注度还是很有限的,拙著的出版恰逢SARS爆发,确实促动了学界和社会对疾病、医疗以及其历史的关注和投入。

  

   澎湃新闻:这项研究尤其关注江南瘟疫和社会的互动。在您看来,清政府和江南社会精英在瘟疫的应对中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余新忠:如果从制度层面上讲,清代国家(其实也不只是清代,历代王朝都差不多)在疫病应对方面基本是缺位的,受国家职能和实际行政能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清代国家很少在制度上对疫病救疗提供法律的依据和实际的指导。

  

   不过,这一事业仍是国家没有界限的、模糊的职能的一部分,故在没有朝廷规定和皇帝指示的情况下,地方官府也可能从道义和责任的角度出发开展救疗活动。救疗既有临时性的行为,也有日常性的举措,比如延医设局、施医送药、刊刻医书以及建醮祈禳等。不过出现瘟疫时,这些并非官府必然举行的举措,而需要视地方个人的素养和能力以及地方医疗资源的丰富程度等诸多因素而定。

  

   与此同时,民间社会力量,特别是其中的乡贤,往往在其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尤其是在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等地区,清中期以降,乡贤们借助比较丰富的地方医疗资源和日渐兴盛的慈善力量和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疫病救疗活动,并日渐增多地创设了医药局等日常救疗设施。不仅如此,对瘟疫的应对,在经费来源、救疗功能和慈善色彩等方面,也出现了若干重要的改变,开始依靠稳定而具有灵活性的经费来源(比如丝捐、铺捐等),并通过收取号金的方式尽可能减少资金缺口,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方向发展。

  

   按照一般基于西方理论而形成的认识,国家和社会近代的发展中往往处于一种对立状态,社会力量和公共领域的发展,往往预示着近代资产阶级和自由民主力量的兴起。但揆诸中国的经验,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从国家和社会对瘟疫的应对来看,社会力量的日渐活跃,非但没有出现同国家和官府日趋严重对立的现象,相反在兴办医药局之类的事业中出现更多、更为广泛的合作。清末出现的一系列变化,也完全不存在国家和官府职权退缩的事实,实际上是具体职能的明确化和扩展。在清代江南,国家和社会,或者说朝廷、官府和社会间区别虽然明确存在,但像西方那样的绝然对立却没有出现。对当时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不仅需要从朝廷、官府、乡贤、民众等这样更为本土的名词和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加以理解,还有必要暂时抛开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以合作与互补这样一种新的认知模式来重新认识它们的互动。

  

传染病和外交压力双重刺激下的卫生检疫制度


   澎湃新闻:您在博论写作中即涉及清末中国人的卫生防疫观念,后来又进一步扩展写成《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能否谈谈卫生防疫制度是如何在中国建立的?

  

   余新忠:现代以流行病监控、卫生监督、检疫和隔离等为主的卫生防疫举措,是一种由政府介入的公共行为,具有显著的积极主动的姿态。与现代防疫相比,中国传统社会对疫病的应对,明显消极许多,基本属于一种以“避”为主的个人行为。这种观念上乃至制度上的转变,是近代以降在西方行为与观念冲击下逐渐形成的。

  

   早期引入检疫制度,与海关有关。一般认为,中国的海港检疫始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那一年暹罗(今泰国)及马来群岛诸地霍乱流行,为防备疾疫由海上传入,上海、厦门两地海关经与各国领事商议,制定并实施了中国最早的检疫章程。当时规定,如果船只由行瘟之处驶来,“即令登挂黄旗一面于前桅上”,一面由医官查验,一面派巡查小艘围视其案,一切人均不使上岸,根据检查结果斟酌而办,船只停泊港外或退回吴淞口外,“总期疫气不至传入”。

  

   检疫在19世纪末的几十年里一直由海关和洋人操持,20世纪初以后,因为检疫中频繁出现洋人与华人的矛盾,清政府和地方官府开始以比较积极的态度参与其中,认为中国人应该自己参与检疫,以防被外国人欺凌、主权沦丧。

  

   地方政府最早正式设立卫生机构是在天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以后建立都统衙门,其中有卫生局,主要由日本人负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袁世凯以直隶总督身份接收天津的行政权力,都统衙门取消,不过根据中外双方的协议,有些部门被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卫生局。这是中国地方政府施行卫生行政的序幕。

  

   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卫生行政制度是在清末新政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成立中央卫生行政机构——巡警部警保司下的卫生科,次年巡警部升格为民政部,卫生科升格为卫生司。

  

   中国的情况与日本还不同,日本是在中央订立政策,自上而下推行。中国各地情况复杂,机构设立后,不同地区的执行情况差异很大,中央政府也管不了。所以在此过程中,一直到民国时期,很多地方的卫生行政可能都是一纸空文,制度和传统社会的行为方式有较大的冲突。

  

   澎湃新闻:历史上疫病的爆发是否刺激了卫生检疫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余新忠:日本学者饭岛涉写过一本《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书中也涉及霍乱、疟疾。这个标题给人的感觉是,近代中国卫生进程和传染病的刺激有关,但事实上我觉得,疫病只是一个契机。

  

   近代中国人要实行卫生制度,源动力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追求自强、进步、文明、救亡图存的压力。其实西方国家产生卫生制度的根源也不是疾病,源动力是经济发展,也有其他因素的配合。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清末东北鼠疫爆发时,清政府引进检疫制度,但真正处理检疫事务的,是外务部。清政府是以紧急外交事件的方式来开展检疫、防疫措施的。当时清政府要实行这套卫生制度,是为了防止给外国人提供口实,借机进行军事干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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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20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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