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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盛峰:人工智能时代的范式转移与法律变革

更新时间:2020-01-28 21:19:30
作者: 余盛峰 (进入专栏)  

   晚近以来,各种信息技术的演进逻辑,实际就是要不断减少社会沟通在时间维度共识的成本,尽量规避在社会和事物维度达成共识所需要的成本。信息时代的社会沟通,不断向时间的维度进行收敛,沟通的事物和社会维度逐渐边缘化。同时,由于沟通的事物和社会维度的坍缩,人类在社会沟通层面的意义特殊性也被弱化,历史逐渐进入一种跨越自然、社会和机器世界的无差异沟通。

   沟通的多维化、数据化、游戏化、虚拟化、信息化、平行化,奠定了区块链系统出现和演化的动力与逻辑。沟通的无差异化和时间化,导致意义的扁平化和数据化。信息沟通的虚拟化与时间化,成为这一演化趋势的必然归宿。社会结构出现块状分化和平行分化的特点,并可能逐步告别卢曼意义的功能分化社会,形成一系列分布式的块状沟通系统。

   而法律的去社会化、去事物化和加速的时间化,其逻辑结果将是法律的片段化、代码化和算法化。法律不再承担维持全社会规范期望的功能,法律不再是民族国家和世界时间意义上的法律,而是分裂为各类私有化、封建化、平台化、区块化的时间维度的法律。这是一种奇特的既具备世界性特征又呈现块状化运作的法律。它在何种意义上可称之为“法”?

  

   三、信息资本主义与知识产权

   18世纪以降,我们目睹了工业资本的大规模生产和财富激增,这在两个世纪内带来了各法律领域的全方位变革。而在进入到新世纪之后,信息技术革命迅速推动了知识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各类新型财产和资本形态出现,它甚至呈现比18世纪工业革命更为惊人的规模和影响力。

   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工业资本主义利润链条的关键是控制生产流水线和大众市场,而信息资本主义的竞技场则是研发创造、利基市场、风险控制、专利保护、版权转让和司法诉讼。特别是通过在整个产业链中进行知识产权和信息产权的布置与安排,引入相关法律标准和规则的精妙设计,通过主导和把控相关法律议题与议程,经由法律的“无形之手”控制和垄断利润。重点在于,如何创造一个在全球尺度运行的资本空间结构,它制造同时保持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之间的差异,采取各种途径来降低各类资本在全球流动的交易成本与时间成本。

   信息技术革命对知识信息的传播模式,以及社会生产、分配、交易与消费的传统形式带来了各方面的冲击,从而也需要更为精致的法律规范机制。在进入到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学的稀缺性已逐渐转型为一个功能性的概念,而主要不是通过具体劳动来圈占有限物质客体的意象。它不需要物理圈占和物理控制手段,并且不再只能通过劳动过程来创造。作为抽象物,信息/知识只能在其“流动性”中才能最大程度发挥效用。信息/知识被转化为一种法律财产形式,继续围绕资本主义的逻辑展开。资本逻辑颠倒了信息/知识的生产过程。信息资本主义对稀缺性的构建和运作真正摆脱了先验主义的形式,与稀缺性相关的法律控制技术变得更加精确。

   “自然时间”不再是确认信息/知识创造顺序的依据,相反,主要是通过“法律时间”的规范决断来确立相关信息/知识产权的边界。在进入到19世纪后半叶之后,技术工程系统、经济系统、法律系统和艺术系统呈现加速的结构耦合和结构漂移现象,“知识”越来越多地变为“信息化”与“数据化”的对象,知识的“本质”不再是核心问题。在这种演化趋势下,“知识”的“信息化”与“数据化”进程,开始将大量信息和知识纳入到不同社会系统的代码逻辑与特殊的功能运作之中,知识不再只是知识,而首先变为不同社会系统的功能评估和程序性的系统授权的对象。法律系统主要不是处理知识/信息的“使用价值”,而是处理它们的“交易价值”。

   资本主义的“知识”流通被转化为“信息化”和“数据化”的形式,可以自由地分解,灵活地移动,并紧密地结合于法律系统的持续运作过程。经过这种转变,可以不断容纳新类型的信息和知识成果。当代法律需要处理信息的组合、区分、确权与控制,其规范对象不再是以往相对简单的个人知识成果,而主要是各类复合化、系统化与结构化的信息商品。关键是如何通过法律系统的代码机制,通过产权的规范形式,干预和影响整个信息生命周期。财产确立的重点已不是去具体占有特定的物质,更重要的是精准和即时性地控制住相关的信息和知识产权。

   作为一种新财产形态,信息持续从特定的自然与社会语境中抽离出来,它不断摆脱物质载体的局限,从而获得最大程度的灵活动员与普遍扩散。财产形态的知识化、数据化、信息化与虚拟化,给整个法律系统的代码化、算法化与学习化转型奠定了经济基础。财产不再必然镶嵌于特定的自然或社会网络,而首先隶属于由货币编码的经济系统,进而也被纳入到以代码与算法为基本操作手段的特定技术系统。这也正是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必将经历重大转型的内在依据。

   信息资本主义的主要关注点不是知识的创造,也不是信息生产与分配的问题,而是服务于利用知识、数据与信息而开展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竞争。信息资本主义越来越借重技术性和抽象化的法律规则。主导国家与跨国公司资本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谈判手段,通过技术性的法律规则、概念类别和原则框架的建立来实现其利益。在金融和智力资本的支持下,全球信息业寡头在新的法律平台上重组并主导了超国家层面信息的生产和分配。

   跨国公司通过知识资本化组合,以及经由资产并购、共同持股、战略联盟、相互授权等形式占据了大量的核心信息资产,重新确定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规模和尺度。当代资本主义的竞争策略不仅彻底改变了当代跨国公司的结构和运作方式,而且还改变了信息寡头所采取的传统法律策略,以建立并维持其垄断地位。从知识的信息化到信息的数字化再向数字化商品的不断变化,“知识”不断转化为具有资本相关性和解释潜力的“信息”与“数据”。在信息/知识的“创新”经济中,跨国企业的法务部门及延伸的跨国律师事务所比“研究与开发”部门更为重要。

   新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交易、消费和分配模式的改变,而由知识/信息派生的利益的稳定分配和规范确权,也对传统法律体系提出了结构性调整的要求。财产的形态越来越呈现出无形性、信息性和数据性的特征,各类知识/信息/数字产权通过各种标准化规定从而在全球范围广泛流通。法律的规制重点不再是在所有权意义上获得和占有物品,也不是传统民法的契约或侵权,更关键的是一系列抽象领域,例如市场准入、投融资体系、服务行业规则、知识产权和产品标准。它的核心目标是提供一个统一、通用和结构性的经贸法律框架,以消除阻碍资本自由流动的所有因素,从而实现全球化深度整合与广度开发的全面提升。

  

   四、技术风险与法律全球化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互联网技术、后工业经济、金融新自由主义与法律全球化进程形成共同演化趋势,它们一起推动人类发展从围绕物质资源的争夺,转向有关知识与信息的竞争。伴随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的崛起,世界正在型构一个由人、物和信息组成的全面网络,虚拟产权不断冲击传统的有形财产原则。它们也持续瓦解着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法律体系,改变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和劳动的二元逻辑,进而形成法律全球化的治理模式。通过在知识/信息层面的深度开发和合法化过程,资本力量会进一步深刻转变福特主义-民族国家模式所塑造的技术范式。

   全球信息化的秩序编织,通过管道、机器、终端、电子港、连接埠的中介,借助于法律系统的持续运作,正在不断创造新的全球联结、城市空间与信息文明“无差异的差异化”秩序。法律客体和法律主体,社会行动者与财产对象都进入时间性和流动性的运行平台,资本被纳入到了信息沟通的过程。现在,新的法律范式必须考虑充分耦合性、流动性和暂时性这些特征。

   作为“规模经济”(economy of scale),福特资本主义关涉主体和物质的大量聚集,侧重于争夺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竞争。这种经济形态的法律范式着眼于当下,其产权在时间上是高度确定的。而作为“范围经济”(economy of scope),信息资本主义必须动员各种知识、符号与数据进行即时建构,资本的较量以“原型”的创新为核心。该法律范式的重心是着眼未来,其财产形态具有高度流动的特点。

   技术、科学、研发、传播、艺术、娱乐在今天都已深深卷入全球化的网络,包含光电线缆、代币、深度神经网络、计算芯片、无线射频识别、生物计算、实时监控、二维码、工业机器人在内的技术因素,乃至知识与信息的存储、调用和交易,也都进入了全球实时运作的网络之中。基本动力就是知识、信息与数据的循环和沟通。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以及各种类型的生物识别和数据传感设备,都推动以往主要借助物质载体呈现的商品不断无形化、数字化和数据化,从而推动法律范式的进一步转变。

   传统财产法概念是基于自然和客体的被动性质,“自然”受支配于人类的劳动与立法,进而形成人法和物法的二元结构。但是,信息革命破坏了主体和客体的二元性基础。生产、分配、交易和消费的知识化、信息化与数据化,使得各类“主体”和“客体”被纳入基于时间的网络化结构。作为“形的编织者”(Weavers of Morphisms),法律对各种“类客体”和“类主体”进行分类、确认、沟通、协调与传递的规范体系搭建工作,以配合建立一种新型的“产学研共同体”(University-Industrial Complex)。

   全球时空尺度的变化冲击了民族国家的法律体系及其哲学基础,甚至影响了以现代性为前提的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结构。各种跨国家、超国家、区域性、亚国家机构以及全球网络和社会功能系统已经形成了全球多元化的法律演化秩序,它们形成多层次、多节点、去中心的产权与合同关系逐渐包围民族国家。大量疑难案件的频繁出现和传统人权机制所面临的困境,都表明了传统法范式在信息化、数字化和全球化趋势中所遭遇的挑战。

   法律不再仅借助国家主权来确立它不学习的运作机制,法律的非主权化依靠各类分布式、学习性和算法性的数字化技术驱动。易言之,众多算法机制已经开始演化生成各类“私人定制”的“法律”。法律的定义与性质正在悄然发生改变。法律不再仅仅是通过国家暴力机器的威慑让人“不敢违法”的形象,与此同时,出现了由各类算法和代码所驱动的令人“不用违法”或“不能违法”的现象。传统公法与私法的双重框架随着国家、技术架构与市场机制的深刻变革而发生蜕变,民族国家作为规范化机制的空间性平台,已经开始被各种新的全球化、超国家、跨国家、地区性、平台性、区块化、部落化、虚拟化的平台机制替代。传统法律依托的是通过回溯过去来规范当下进而稳定未来的时间性技术,现在,它则正在转向各种基于推断性、预测性和模拟性的技术,来规范当下进而重塑未来的法律模式。

   这些不受主权国家控制的技术力量已经对各国民众的平等和自由产生了深刻影响,给当代社会带来了各种潜在风险。例如,许多人工智能技术就可能被大平台公司“俘获”,这些公司利用自身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先天优势,在人工智能产品设计、开发和制造中,写入一系列更有利自身利益的代码与算法,并且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黑箱性,让它服务于自身的利益。在当今的算法性网络社会,技术/信息/知识上的不对称状态已经经由各类信息化基础设施变得无处不在,并扩散到以各种数字化、代码化、抽象化的信息中介之中,这些信息黑匣子在事件发生之前、之中和之后的任何时间点都可能启动计算、监视、控制、干预和协调。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也就开始“算法化”和“计算化”,而传统的各类确保人文主义价值的法治原则也就可能因此陷入危险境地。

具有鲜明学习性特征的算法技术,给传统法律人文价值带来了高度的不确定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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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科学与社会》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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