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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锦标赛制市场工资的不公平性和无效性

更新时间:2020-01-26 08:21:27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导读:现实市场定价具有明显的锦标赛制特征,其价格主要或仅仅与劳务或产品所属等级相联系,在劳动市场上还表现为工资随职位提升而呈跳跃式增加;因此,它既不遵循生产成本原则或劳动投入原则,也不遵循客观功用原则或产出贡献原则,从而是不公平的。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基于抽象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将高管的高薪与高能力相联系,并以教育水平来说明其能力大小。但是,由教育水平和工作能力来解释市场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具有严重的逻辑缺陷,更无法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相反,通过考察自由市场中的权力结构以及权力碎片化的衍生效应,可以更好地认识现代市场中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真正原因。同时,锦标赛制定价还会激发过度竞争,激发短期功利行为,激发各种打埋伏行为和非道德行为,并导致相互间的信任不足和合作不畅等,从而往往是无效率的。锦标赛定价体系之所以流行,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中的权力结构是不对称的;尤其是,权力碎片化发展使得极少数强势者拥有了市场定价的权力,而定价原则是基于特定主权者的利益最大化和少数富人的效用最大化。正是基于锚定效应和权力分析框架的结合,就可以揭示出不确定市场中统一的锦标赛定价体系及其嵌入的利益导向。进而,考虑到市场权力碎片化带来的权力分散和放大这双重效应,企业高管就可以有效拥有股市机制转移并集中大量财富;这意味着,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并不能实质上缩小收入差距,而只是少数人攫取社会大众财富的遮羞布。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热衷于为市场定价体系及其收入差距辩护,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根基于一种方法导向的封闭性思维,以至在对现实的解释时往往陷入交叉混同谬误之中。

  

   本文主要内容载《锦标赛制市场工资的性质拷问:公平性和有效性》,《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1期。

  

   一、引言

  

   《不确定情形下的市场定价机制》一文剖析了市场定价中的锦标赛制特征,由此可以进一步认识市场收入的性质以及市场收入两极化的根源。事实上,锦标赛制的市场定价所遵循的不是生产成本原则或劳动投入原则,也不是客观功用原则或产出贡献原则;相反,市场中产品价格主要与其所属的等级相关,而产品等级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又涉及了社会权力作用(这包括了广告效应等)。[①]譬如,2018年5月,香港消费者委员会抽查市面25款卷装厕纸就发现售价并不能反映性价比,售价每卷4.2元的最贵“厕纸王”得宝(Tempo)与售价每卷2.2元的最便宜“特惠牌”(SureBuy)获得的整体评分都是3分,而两款中价产品“维达”和“洁柔”则获得最高的4分。[②]再如,2018年4月,沈阳消协对25个大米样品进行检测后发现,2.5元一斤的普通大米不仅质量上完胜59.8元一斤的“天价大米”,部分营养指标也独占鳌头。[③]同样,对市面上的普通鸡蛋、普通土鸡蛋、初生蛋、绿皮蛋进行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含量、所含能量以及一些微量元素的检测表明,它们的营养价值相差无几,甚至普通鸡蛋的微量元素钠的含量还略高于初生蛋,但它们的价格甚至相差几倍。这些都反映出,锦标赛制的市场定价往往既不公平也无效率。同时,锦标赛制定价更明显地表现在劳动市场上,因为不同劳务所对应的岗位呈现出显著的等级性,而不同等级岗位间的工资差距则呈现出典型的锦标赛特征,进而这就构成了市场收入层级化的直接因素。由此,基于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我们就可以对市场工资水平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有更深入的认识。

   在现实市场中,锦标赛制工资体系还往往体现为这样的特征:社会职业和行业分成不同等级,不同职业和行业的人所获得的工资水平也相差很大;而且,等级越高,相邻等级之间的工资差也越大。相应地,不同职业和行业的工资水平也就构成了一种锚定值,不仅成为人们进入此行业时的工资谈判基准,进而也成了人们选择职业以及不同专业和大学入学成绩的参照系。显然,在商业和资本并购偏盛的当代社会,金融业的整体薪酬就长期位居各行业榜首;同时,随着近十年房地产价格的飙升,房地产业的薪酬水平也逐渐位居前列。根据2010年中薪酬调查显示,在各个行业中,金融保险类企业员工税前年收入达9.7万元,位居各行业之首;其次是房地产和建筑行业,税前年收入达8.67万元。[④]正因如此,这些行业也就吸引了大量人才参与竞争,经济、金融专业是世界各国学生的报考热门。而且,尽管金融等行业的竞争如此激烈,但这些行业并没有通过工资下调来缓和竞争,而是通过不断上调门槛来排除一些竞争者;这样,即使经济危机造成了金融人才的大量失业,该行业的薪资水平也没有明显变化(降低),这也就体现了行业工资的锚定效应。Kruger和Summers的研究就发现,1923年工资相对较高的汽车等行业在1984年仍然是高薪行业,而原先低报酬的制鞋业等行业现代仍然是低薪行业。[⑤]

   由此我们就需要深入思考:由锚定效应衍生出的锦标赛制定价是否合理呢?进而,撇开开合理性不论,锦标赛制的市场定价体系有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吗?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往往倾向于为市场定价辩护。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德就认为,一个产品或劳务的价格既是其用途的决定因素,又是收入的决定因素,从而具有效率和分配双重效应。[⑥]问题是,价格果真能够显示一个生产要素(劳务)的生产效率吗?价格果真能够显示一个生产要素(劳务)的生产贡献吗?在很大程度上,这仅仅是现代经济学基于“理性”推理的一厢情愿,而现实世界要复杂得多。熊彼特很早就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将巨额的奖赏给予少数胜利者,而精心挑选的那批人的最大成就不是为社会服务,而是为了赚钱;也就是说,他们致力于使利润最大化,而不是提升社会福利。[⑦]有鉴于此,本章着重从公平性和效率性两方面对锦标赛制的劳动定价体系展开系统的学理性解析,由此不仅可以深刻剖析现实市场中的工资制定原则,而且可以深刻揭示市场收入的性质以及市场收入两极化的根源,进而深层次洞悉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所存在的内在缺陷。

  

   二、对市场工资的流行认知

  

   流行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工人的工资往往决定于他的劳动支出(计时工资)或劳动产出(计件工资),因而是公平的。这不仅得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倾力宣扬,而且也为现代社会所普遍接受。固然,在既定工资体系下,工人每多生产一件产品就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增加,在这个意义上也就公平的。但问题是,人们在生产出的不同产品时所获得的报酬为何如此悬殊?以我们熟悉的授课薪酬为例:在当前中国的一些商学院,教师的课酬往往与课时量挂钩,上课多的老师所得课酬往往也会(同比例)增加,相应地,这种课酬制度也普遍被认为是合理的。但同时我们看到,普通教师给本科生(甚至硕士生)上一课时的报酬往往只有100元,而同院的一些“名教授”给EMBA上一天课却可得10000元的课酬。显然,这就带来了问题:不同类型的课酬为何会存在如此差异?这种差异合理吗?面对如此明显的现实问题,社会大众尤其是经济学家为何又会如此熟视无睹呢?在很大程度上,这就如布若威指出的,市场经济中的普遍认同仅仅是“制造”出来的假象,是基于“软”强制的“同意”。[⑧]

   其实,运用社会权力-结构方法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市场上盛行的锦标赛制定价中嵌入了严重的不公平性。基本理由有二:(1)价格与生产成本或客观功用之间并不成正比,与劳动投入或产出贡献之间也不成正比,而主要或仅仅与所属等级相联系;(2)这种等级制价格还具有明显的超级累进制特征,以致高等级的产品或劳务所获得的价格或工资往往会远远超过其功用和贡献。一方面,就产品价格而言。例如,生产1斤酒往往都需要用2-3斤粮食,粮食的品质也相差无几;但是,茅台、五粮液等可以卖到数千元一斤,而其他品牌的白酒却只能卖几十元一斤。显然,这里的价格差异主要在于品牌等级,尽管也有能够显示其“独特”的工艺及其他条件等因素。另一方面,就劳动工资而言。例如,纽约市的民事女法官朱迪(Judy)在通过电视法庭而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后所获得的年薪达3100万美元,而前最高法院法官考诺(Sandra Day O’Connor)的年薪却只有20万美元;同样,美国脱口秀节目“大卫牙擦骚”主持人大卫(David Letterman)的年薪是2500万美元,而一般大学教授的工资却只有几万美元。显然,朱迪和大卫的高额薪水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所占据的岗位(以及该岗位培育的能力)所赋予的,而这些岗位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薪水,又源于锦标赛制的市场定价体系。

   市场中的锦标赛制工资体系极其类似于企业组织中的等级,因为企业组织本身就是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在企业组织中,职位越高,工资往往也越高;而且,越是接近顶端,职位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越大。当然,在大多数企业组织中,一个人的职位越高,他的权力和能力都会相应增大。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人也就想当然地认为,这种金字塔工资结构主要是能力而非权力的结果:市场竞争使得上升到高管职位的人不仅是稀少的,而且具有高超能力;相应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就会给予那些稀缺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与其能力相称的高额报酬。果真如此吗?实际上,丹尼尔.贝尔就指出,对于劳动和职位报酬的等级评定与市场几乎没有多少关联,只是有人希望为他们之间的报酬差距找到明确的理论依据才提出“能者多得”的说法。[⑨]

   同时,一些经济学人还宣称,企业高管们之所以可以取得高额薪水,不仅在于他们是高能力者,更在于他们的决策会影响到其他成员乃至整个企业组织的生产力。也即,高管的优劣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业绩。显然,这也就是源自斯密的责任工资理论:所担负责任越重的职业和岗位,往往应该得到更高的工资。问题是,企业高管的责任果真如此之重吗?显而易见的,在团队生产的今天,不仅高管的行为会影响他人和团体,任何职位的成员都会有如此影响。譬如,处于生产一线的钳工是熟练工还是生手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往往就甚大,一些流水线中的工人的失误或破坏行为甚至会导致整个生产过程的中断。既然如此,为何会形成如此悬殊的工资差别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于钳工等生产者这个岗位,有大量的工人来竞争众多的岗位,每个人都容易被潜在竞争者所替代,从而也就不敢实行背信行为,也不敢索取高额保守;相反,对CEO等企业高管这个岗位,往往只有少量人员来竞争有限岗位,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被各种显性或隐性规则排除在外了,从而也就有助于他们索取高额报酬。

最后,针对将高管们的高报酬与高能力相联系的观点,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何以能够认定高管们具有高能力?普遍观点是将之归结为教育。譬如,信息经济学就以教育文凭作为高能力的信号,其基本理由是,高能力者能够以更低成本完成学业,进而往往也就会寻求更高的教育水平或文凭以显示其能力。受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影响,这种认知也已经渗入到大多数的精英观点和社会舆论之中。例如,2007年1月3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面对一群享有极高薪水的观众发表演说时就提出两个观点:(1)收入不平等现象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在过去25年多时间里一直在扩大;(2)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现代经济越来越青睐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和因为受教育学到技能的人。[⑩]与此相呼应,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教育的视角对收入差距的拉大进行了解释。一方面,高水平教育随着教育体系的完善而促进了大规模的民主化进程,更多人掌握了新技能,并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导致社会平均工资也有相应的明显提高;但与此同时,由于不同层次的技能的进步速度相当,从而导致收入不平等现象并没有得到改善,社会工资层级的不平等只是简单地向上平移。[11]另一方面,社会中往往有些人因接受更高的教育水平而成为顶层劳动者,他们不仅拥有独特的技能和新技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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