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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论社会进步的标准

更新时间:2020-01-24 08:17:18
作者: 潘维 (进入专栏)  
城市人口越多,国家人均产值越高。从事农耕者越少,其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就越大,人均收入也越趋于与城市拉平。我国都市基础设施的先进程度震惊世界,但就全国人均水平而言依然是落后国家。若仅计算都市人均收入,我国早已跨入发达国家行列。因为城市基础设施不够发达,我国仍有很大比例的劳动者从事农耕,以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及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

   始于美国,地球上出现了城市密集相连的“大都市”圈,聚居高达五千万人以上居民,约略等于欧洲主要国家的人口规模,比如大东京地区、大纽约地区、大洛杉矶地区、旧金山湾区、珠三角都市区、长三角都市区,以及建设中的京津冀都市区。大都市是当代社会文明璀璨的明珠,展示最精致的社会治理体系。古今重要的社会文明都围绕当时的超级大国而兴。大都市多属于广土众民的大国,大都市相对多的国家就是超级大国。历经水火战乱生存下来的超大城市是社会文明最突出的标志,而世界史上摧毁社会文明主要指摧毁超大城市。我国古代社会文明辉煌灿烂,因为那时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和最大的超大城市。

   城市化乃至大都市侵占农地,破坏自然环境,生活质量低劣,是违背常识的三大误解。人口聚居度越高,占用的土地当然越少。上千居民住一栋数十层的高楼,不可能比村庄和中小城市占地多。留在乡下的少数人用高科技耕作大片农地,不再耕作边角丘陵山地,野生动物回归,环境当然恢复。大都市教育条件好,卫生和医疗条件更比中小城市和乡村好得多,人均寿命当然也高得多。

   而今流行“大城市病”的说法。“大”本身不是“病”。拥堵才会有地铁,缺水才会有先进的水利和水处理工程,社会秩序混乱才需要纪律严明的城管执法队伍。当下,很多大城市得了“病”,但也有很多没病,至少没有公认治不了的病。得“绝症”的大城市基本都在落后国家,病因主要在于治理体系落后和治理能力低下。在东北亚以外的多数欠发达国家,大城市布满贫民窟或城中村,无给排水设施和电力供应,且警力不逮。那是乡村破产导致的城市乡村化。

   基础设施从何而来?异常强大的远古部落才建设庙宇、宫殿、广场、城池,而这些基础设施并无直接的食品财富回报。从本质上讲,基础设施建设并非“企业”行为,而是“事业”行为,即非盈利的公共行为,所以基础设施带来的发展效应被称为“正外部性”。单独计算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亏损,体现国家公共精神的衰落。单独计算铁路公司的成本收益,指责其亏损,就不会有入藏铁路。涉及国防的基础设施,如修长城,是典型的无法计算收益的开支,但其“正外部性”关乎国家生存。

   具有正外部性的“事业”支出是政府发钞刺激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渠道之一。越来越多的货币从哪里来?央行发放货币有两个主渠道:向商业银行放贷和买入用于弥补政府财政赤字的国债,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债。在外贸收支不平衡的情况下,向商业银行买入外汇可以是发钞的第三个渠道。就正外部性而言,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债务是发钞渠道,是政权在“投资拉动”发展。政府债务不可扩张到无力偿还的地步,这是对“事业开支”的明显约束。经济规模扩大,基础设施债务规模就相对缩减。随着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早年三峡工程欠下的巨额债务就微不足道了。当人均基础设施密度趋于饱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会趋于降低,就需要提升基础设施的先进性,如以先进的通讯和交通设施取代陈旧和落后的基础设施。

   建设密集而且不断更新的先进基础设施,不仅体现大国的政府能力,更与(包括精英与平民在内的)全体国民对公共生活的态度有关。“勒紧裤腰带”建设基础设施,体现公共精神的蓬勃向上。反之,国家衰落首先体现为基础设施建设和更新的停滞,甚至因缺乏养护的财力而使已有的基础设施破败。社会精英带头攻击公共事业开支,标志着国家公共精神趋于萎靡。

   对大型国家而言,内部凝聚力是重大问题。先进基础设施的密度属于城市建设领域,是凝聚精英与平民共同体的基石,能提升国家的向心力、内聚力,并增加外部吸引力。基础设施也显然能改善技术和知识创新与普及的环境。

   密集的基础设施之上的城市是先进公共生活形态的第一前提。五千年前如此,五千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

   (四)公共生活存在的第二前提:强大的国防

   国防本身不是社会文明,古代城池的城墙不是公共生活,却是社会文明生存的保障。“强大的国防”指的是两个要素:拥有大量先进武器,拥有具备较高军事素质和高昂战斗精神的军队。

   人类群体间的生存竞争有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政治手段的作用。政治的终极方式是战争。战争指的是:人类群体间以武装力量毁灭性地打击对方的武装力量,令对方群体屈服。战争最终决定某类公共生活形态的存亡,比如城邦。

   广土众民的国家需要强大的国防。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不同:国内政治是有政府、有规则的政治;国际政治是政府间的,无政府、无规则的政治。无政府的政治被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支配,也受“安全悖论”左右,即一方的安全必然导致对方的不安全,一方炼成防御的“金钟罩”就能放手攻击对方,成为对方的不安全。中国古人称矛与盾彼此争强为“矛盾”,远较西人更早理解“安全悖论”。

   联合国全部近两百个成员间的关系是有“国际规则”的,但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履行取决于强大的国家的意愿。最强大的国家在“国际法”之外或之上,因为其本身就是“执法者”。强者的“长臂”做想做的事,弱者做不得不做的事。美国海军舰艇常来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耀武扬威,以威慑中国而获利。若中国海军有能力去美国东、西、南三面的海岸附近“耀武扬威”,美国海军就不会来了。

   为生存安全,为不被欺负和掠夺,强国都争当更强,并与其他国家合纵连横。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最安全的国家,因此美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际货币。强大就能从全世界赚到巨额“铸币税”,还赚到为全世界提供“公共品”的好名声。所以,美国人均年收入达6万美元,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的4万美元。“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无政府状态下没有国家是绝对安全的,所有国家都需要国防军。没有国防的迷你小国是大国的附庸。中小国家拥有国防,一方面是威慑,威胁给侵略者造成“不值得”的损伤,提高侵略的代价门槛;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国需要盟国,需要中小国家分担军事开支。高质量的国防属于广土众民的大国,中、小国家向大国交纳“保护费”,并以外交纵横来尽量少交甚至不交保护费。

   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武器的先进性和数量。在冷兵器时代,强壮的马匹和先进的刀剑数量决定战争的胜负。在热兵器时代,武器的先进性和较大数量更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然而,武器是由人操作的。如同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也需要武器使用者具有较高的素质和士气。在今天的数控武器时代,军事素质以及拼死战斗的高昂战斗士气,依然决定战争的胜负。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的最极端手段。战争的至高境界是“全民皆兵”。以战止战,宁死不屈,对手就只能赢得战役而无法赢得战争。秦灭六国的最后一战针对的是楚国残余抵抗势力,异常惨烈。如此,“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核威慑”时代。核威慑的定义是:遭到核攻击的国家依然拥有核报复能力,即“第二次核打击”能力,能与核攻击方同归于尽。换言之,核威慑以“确保相互摧毁”的恐怖维持和平。一旦核武器被“使用”,核威慑就崩溃了。所以,核武器不是能拿来使用的“常规武器”,而是不可使用的“绝对武器”,仅用于“核威慑”。理论上,在常规战争中,核国家越接近战败,就越有使用核武器的可能,导致常规战争升级到同归于尽的核战争。所以,“核国家不打核国家”成为一种潜规则。“核威慑”是理论,从未经实践检验。尽管人类可能付不起这“实践检验”的代价,核大国经常用优势常规武器挑衅另一个核大国而获利,赌的是“绝对武器”的不可使用性以及对方缺乏同归于尽的决心。所以,与前核威慑时代相同,核大国仍需先进的常规军备。

   相对安全的国家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都比较强大。安全也是创造和普及技术的前提条件。政府出资研发的军事技术在总体上领先于民用技术,为民用技术的进步提供重要动力。退役军人有严守纪律的习惯,往往成为公共生活里最守规矩的市民。退役军官意志坚强,惯于思考战略战术,往往成为商业精英。

   军事技术可以民用,但昂贵且需不断更新的武器只能用于打仗。武器的质量和数量花费大量公帑,维持军人较高的生活水准并安置退役军人也花费大量公帑。 所以,国防是精英与平民共同体的展示场所。精英纷纷贡献于国防事业,社会文明的安全程度就比较高。精英纷纷远离国防事业,蔑视军人,社会文明的生存就岌岌可危。因此,强大的国防是社会文明的保障,是公共生活存在的第二前提。

  

   三、衡量社会先进程度的三大标尺

  

   (一)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程度

   公共生活基于公共财产。城市拥有最密集的公共财产。积累和维护私有财产的意识天然强大,维护公共财产却天然困难。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程度是解释和衡量社会形态先进与落后的第一标尺。

   第一,何为“公共”财产?前文提到,城市基础设施是“公有财产”。但是,在城市基础设施上更衍生出巨量的“共有财产”。大城市里如森林树木般耸立的,经电梯上下的居民楼,是城市最大量、最典型的共有财产。居民购买大楼里的居所,貌似购买了私有不动产,其实仅购买了楼内私享空间的有限使用权。住户们共享楼房结构和墙体里的每根钢筋,共用支撑楼房生命的,需要不断折旧的基础设施,如电力、电梯、给排水、通信网络、内外装饰、地上地下各层的公共空间及其卫生,还共同承担噪音,共担消防责任,共用小区内部的土地、道路、空地、园林。所以,居民楼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是业主们的共有财产——不是集体财产。

   第二,在少数熟人间侵犯彼此利益比较难,在大量陌生人间就容易得多。被城市密集、先进的基础设施吸引,被不断累积的工作机会吸引,大量彼此陌生的人聚拢于城市,从事各种高中低端工作,在激烈竞争中创造财富。与乡村不同,城市生活需精确盘算物质利益得失,密集的公共财产成为私利侵蚀的主要对象。“理性”致富最明显的“捷径”是在公共财产的建设和使用过程中牟利。能走歪门邪道致富,合法致富的环境就恶化。若公共财产可随意侵占,“法治”或严格保护私有财产就是句空话。

   在城市公共交通工具上吃喝、扔垃圾、高声打电话办公或聊天,方便了自己,却让全车人苦于异味和噪音。占用1平方米公共电梯厅放鞋,谁也不能吃亏,结果全楼所有各层的电梯厅瞬间变臭鞋厅,占公共便宜不再是耻辱。私家车在人行道上侵占价值数百万元的15平方米平层,结果把行人赶下自行车道,把自行车赶下机动车道。在居民楼顶搭建一个违章建筑,私家获利上千万元,结果楼顶防水崩溃,楼下窗子过早变形。因人流集中,商业楼对消防、电梯、电力、给排水、治安等的要求比居民区高得多,所以商业区水电气和物业管理费比居民区高得多。而今所有先进城市都有商、居严格区分的法律。自汉代,我国大城市就严格区分居住的“里坊”与进行商业活动的“市”,铸造了中华出色的古代社会文明。但是,如今都市居民楼里遍布商号、补习班,规避商业区较高的水电气和物业管理费用,迫使全体业主均摊其保安成本和消防风险,遑论商户雇员和客户挤占狭窄的居民电梯,搅乱居住区的生活秩序。

   第三,与乡村不同,城市人高度相互依存,牵一发而动全身。公共财产使用秩序中的不公正遍地都是,导致人人自私、互坑互害、公德不彰,居民们对公共生活的公正丧失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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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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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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