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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论社会进步的标准

更新时间:2020-01-24 08:17:18
作者: 潘维 (进入专栏)  

   古代中外哲人早已知道,私有制是悖论的总根源,不平等是人类痛苦的源头。柏拉图的“理想国”拒绝私有制,孔门的“大道”是货力为公的“天下大同”。人人平等,与世无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社会停滞或永恒,是理想中幸福的“桃花源”。但所有人也都承认:动力来自差异。没有高差就没有水流,没有正负极就没有电流。私欲创造丰裕,没有丰裕就没有群体(国家)间竞争的本钱。于是,自私是“本能”“人欲”,但不自私是“人性”“天理”。朱熹企图“存天理、灭人欲”。老子鼓吹“上善若水”,鼓励政治精英像水一样往低处走,用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抗衡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然而,尽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依旧挡不住“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在以种植和养殖产品为主要财富形式的时代,精英与平民间最重要的平衡器是宗教。宗教许诺一个彻底平等的来世,能缓解人们在现世感到的痛苦。佛教相信命运轮回的来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宣扬与神同在的永恒来世,反映人类对社会平等的终极追求。

   在以制造产品为主要财富形式的时代,宗教衰落、资本勃兴,各种意识形态流行。强调精英作用与强调平民作用的意识形态激烈竞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激烈竞争。社会主义强调社会,强调以平等获得社会团结。资本主义强调个人和资本,强调个人攫取利润能给全社会带来丰裕。

   在以无形产品为主要财富形式的时代,资本以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技术创新竞争把社会平等的道义观植入每个人的基因。货币逐渐成为人类唯一的共同信仰,劳动力价格构成社会的唯一差异,一切文化藩篱都在被金钱摧毁。人类几乎彻底平等了,却也陷入精英眼里的“暴民政治”或“民粹主义”。

   比起数千年来的祖先和宗教崇拜,“人造平衡器”很脆弱,资本至上的现实与社会平等的诉求,向全世界展示物欲与精神的失衡,激起席卷全球的宗教或“传统文化”复兴的巨浪。资本是流动的,社会也是流动的,但精英恒定是少数。

   精英利益与平民利益高度一致,也高度不一致。差异导致秩序,也是导致固化的制度秩序崩溃的原因,更是导致社会抗议运动乃至社会革命的原因。历史的天平在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之间左右摆动。而今,由于新生产方式兴起,左右摆动在加速。

   貌似魔鬼,精英与平民的悖论伴随了人类五千年。无解。

   (五)跳出悖论

   概念是知识的载体。克服悖论的唯一方法是放弃引发悖论的概念。

   较之群体内部的(阶级)斗争,群体间的生存竞争才是人类历史演进的主动力。历史天平的左右摇摆都是暂时的;长期和重要的是强国变弱、弱国变强,世界权力地图重构。由于人类群体间激烈的生存竞争,公共生活形态优胜劣汰,群体规模发生从小到大的聚合:从部落到城邦,从城邦到国家,从中小国家到超级大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小规模的国家退出了世界竞争的舞台,世界由广土众民的超级大国左右。在超级大国的压力下,“欧洲列强”被淘汰,欧洲各国开始联合,企图在可见的将来构建一个“欧罗巴合众国”。

   社会文明的进步并不取决于偏重个人自由或群体幸福。跳出争议了两百年的话题,关注凝聚精英与平民共同体的现实,关注国家间的生存竞争,我们或能发现融个人智慧于群体生活的先进机制,从而有效解释“民富国强”,解释过去从东到西以及而今由西向东的世界权力版图变迁。

   谈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易,建造实在的共同体难。何种共同体才现实、有效?在“应然”的价值观和典章制度中找不到社会进步的标尺,实在的共同体则是基于公共生活演进的逻辑。

   如同五千年前,城市依旧是社会文明的主要载体,是公共生活进步或落后的集中体现。无论在哪个国家,而今多数人生活在城市里。当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应主要从城市生活中获得。这与考古学以“城池”来判断“史前”之终结并无不同。

   为衡量当代社会文明的先进与落后,本文企图建构类似“城池”那样简单、清晰、普遍的标尺,从而指出社会进步的方向,也为改善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提供理论指南。

  

   二、社会文明及其两大前提

  

   地广人稀的乡村(country)主要由辽阔的耕地和牧场构成,农民小规模分散聚居,公共财产稀缺。城市则以先进和密集的公共基础设施聚集海量的陌生人,集中展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塑造出远较乡村先进的公共生活形态。

   (一)提出标尺

   无论形式还是内容,理论必须呈现因果关系。笔者从现代繁杂的城市公共生活中抽象出五个要素,是相对的、无上限的标尺,用于解释和衡量公共生活演进的先进或落后的程度。这五个要素是:人均拥有先进基础设施的程度,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程度,精算公权使用成本与收益的程度,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均等化程度,以及国防的强大程度。

   在横向上,这组标尺适用于衡量和解释所有当代社会的先进/落后程度。在纵向上,这组标尺或许适用于“有史以来”,即不局限于“当代”。

   比起种种“国际发展指标”,五大要素因果分明,要素是原因,社会进步是结果。比起各种含混的意识形态两分概念,这组原因标尺定义清晰、实用。

   然而,理论还须简约,非简约难称理论。五个原因显然太多。一般而言,成熟的理论,原因数量上限是三个。苹果掉下来的原因无数,看到无数原因的是普通农民;看到若干原因的是果农;只看到一个原因,而且是意外的一个,是牛顿。

   第一个要素和第五个要素并非人与人的关系,也并非公共生活本身,而是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基础设施”是公共生活存在的前提,“国防”则是公共生活的保障。这两大前提条件对论述社会进步不可或缺,却不是公共生活本身。

   于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可简化为三个: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程度,精算公权使用成本与收益的程度,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均等化程度。

   这组标尺也自成因果体系。城市意味着密集的公共财产,所以需要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因为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所以要精算公权的收益与成本;因为精算公权的收益与成本,所以需要育小、养老的社会化/均等化。

   三大标尺对世界各地社会文明的先进与落后是否有较强解释力,是否可证伪?这里提出检验的三个标准。第一,能否增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给较大人口规模的群体提供较强内聚力;第二,能否对外部群体成员产生较强吸引力;第三,能否为技术和知识的创新和普及提供较优越的环境。若能同时满足上述三种要求,这组标尺就能判别社会文明的进步与落后,就能解释世界权力版图的变迁。

   (二)理论创新的企图

   理论无所谓正确与错误。理论分优劣,优劣在于解释力的强弱。这组标尺明显展示出替换流行理论的企图。

   这组标尺没强调宗教社会的世俗化、理性化,没强调推举领导人的方式,没强调社会与政权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没强调大众对政权决策的参与,也没强调保护私有财产的自由“法权”或“市场成熟度”,更没讨论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的“正确关系”。那些两分概念不展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不能解释世界权力地图的变迁。一旦用于解释历史和现实,那些概念就陷入“魔鬼悖论”。

   社会是组织起来的群体,政权是治理社会的机构,两者貌似不同,却在定义上重叠。群体如何获得组织?政党从哪里来,政权从哪里来?不参与组织社会怎么治理社会?中国的“家国同构”又是什么?所以,没有社会就没有政权,没有政权也就没有社会。从宫殿、庙宇、广场、城池开始,政权与社会从未分开过。在现实中,政权与社会同构于公共生活;在理论上,政治学与社会学文献重叠。

   保障企业家财富的“法治”环境的确重要。然而,法治存在的原因又是什么?为什么貌似传统深厚的香港法治一夜间崩溃?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不力,就不会有法治。而且,创造财富的机会还与国家的大小、强弱相关。比起欧洲和日本的“法治”(rule of law),美国更像是“律师之治”(rule of lawyers),律师价格定输赢。所以,美国能出现巨大互联网公司,而欧洲和日本迄今落后。

   回顾两百年来的民权进步,经济民权进展不大,政治民权进展有限,而社会民权推动了最深刻的公共生活进步。在无形产品主导财富创造的今天,财富积累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联越来越弱,私财意识开始减弱,遗产税普遍化,核心家庭走向解体,社会渐趋共同负担育小、养老责任,迫使政策向普惠演化。而今,劳动者再生产由社会平均分担而不再由家庭各自承担,是世界各地社会主义者的共同诉求,也显然是社会进步的总趋向。较之群体内精英与平民的斗争,群体间的生存竞争才是历史演化的主要动力。西方民权的显著提升与17世纪中期以后国家间生存竞争烈度的大幅升级有关,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缔结之后。

   在解释三大标尺之前,需先讨论社会文明存在的两个前提条件。

   (三)公共生活存在的第一前提:人均拥有先进基础设施的数量

   广袤的耕地和牧场上的农民分散聚居,小型聚居地的财富无力支撑复杂的基础设施。而且,熟人社会容易讲精神道义,不易“犯规”,难以催生复杂精致的公共生活治理体系。

   什么是城市?城市意味着超常密集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之上衍生出大量公共财产,公共财产聚拢企业和事业机构,企事业机构创造海量财富。

   公共生活基于公共财产,没有公共财产就谈不上公共生活。庙宇、宫殿、广场、城池,是最初的公共财产,标志着“社会文明”的诞生。社会越落后,公共财产越少;社会越进步,公共财产越多。多与少如何衡量?除了“人均”拥有量,没有更好的标准。人均基础设施的拥有量是可计量的,即可进行跨国比较。

   公共财产分为公有财产和共有财产两大类别。公有财产主要是基础设施,还有下文将讨论的国防装备。公有财产之上衍生出巨量的城市共有财产,将在下文讨论。从部落到城邦,从城邦到国家,从小国到大国,基础设施聚集越来越多的陌生人。从庙宇、宫殿、广场、城池,到“开驰道”的秦朝和“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罗马帝国,基础设施构筑了社会文明存在的前提条件,如长安城和罗马城。

   何为基础设施?当下,基础设施指的是给排水、电力、通讯、普通和高速公路、地上和地下交通运输轨道,以及海空港口。

   基础设施属于城市。全国的地面、空中、海上交通网络主要用于连接城市,特别是大都市。人口密集的城市才值得建设密集的基础设施,如百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就不值得建设昂贵的地下铁路。人烟稀少之处,基础设施稀缺是必然。

   基础设施的发达程度与城市人口规模相互促进。基础设施越发达,吸引的人就越多;人越多,税基越大,基础设施就越发达。在以种植和养殖产品为主要财富形式的时代,农民占国家人口绝大多数;在以制造产品为主要财富形式的时代,城市化率是衡量社会形态先进性的基本指标;在以无形产品为主要财富形式的时代,城市是绝大多数国民生活的地方。此时技术异常发达,极少的人就能照看广袤的耕地和牧场,如美国农民占其总人口数的比例不及1%。城市聚拢本国大多数人,聚居着本国绝大部分精英,是先进技术和出色知识的温床、国民财富的主产地、国家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地。革命者或许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策略,但目标还是夺取城市。

人均先进基础设施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绝对正相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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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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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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