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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鸿钧:传统印度法的多元特征

更新时间:2020-01-20 07:43:16
作者: 高鸿钧 (进入专栏)  
法论与习惯在家庭法领域的冲突最明显。法论要求的婚姻形式和禁止近亲结婚等规则,常常被一些地方忽视。例如,马拉巴尔(Malabar)存在一妻多夫制,而旁遮普存在兄弟共妻制。法学理论中不承认离婚制度,但实践中的离婚现象却广泛存在。至少自法论之后,法学理论开始禁止寡妇再婚,但事实上寡妇常常再婚。古代印度主要实行父系继承制。但在印度西海岸,继承却按母系计算,姐妹之子可以相互为继承人。法论强调妻子必须保持贞洁,但一些地方却流行丈夫借妻于人,以便生育较多子女。在印度南部地区,习惯允许家庭中的妻子和寡妇转让自己财产,甚至可以转让从丈夫继承的财产,而无需男方直系亲属的同意。根据法论,妻子和寡妇无权这样做。法论禁止人们饮酒。但在一些地方,饮酒为当地习惯所认可。刑罚的实施在各地差异也很大。在一些地方,寡妇通奸并不按照法论处以严厉的刑罚,而是罚款;通奸罪也不按照要求诉诸法院,而是允许丈夫直接杀害低种姓的通奸者。此外,村社法庭在司法中常常适用地方习惯而不是正式的法律。

   总之,在古代印度,每个种姓、行业团体、宗族、家庭和地区通常都有自己独特的习惯。村社和行会法庭主要适用习惯解决纠纷,君王司法也参考习惯。遵守习惯与种姓有关。低种姓尽管存在梵化即模仿高种姓的现象,但就总体而言,种姓越低,遵守习惯的程度就越高。至于处于正式法律保护之外的贱民,则几乎完全依照习惯生活。此外,习惯对于边缘地区的影响,大于核心地区。我们如果关注书本之法,会认为法论理论的作用更大,如果关注行动之法,则会认为习惯法的作用更大。

   (五)宽容是传统印度法的文化环境

   古代印度文化和社会环境是传统印度法多元性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在奉行祭祀万能观念的“吠陀时代”,“牛和其他牲畜被强制征用于祭典”,投入祭火的动物数量很大,人们还分食祭肉。有时,人们还把人献祭给神灵。后来,印度教开始反对杀生。有人认为,这种转变乃是源自佛教的影响。实际上,在佛教产生之前,《百道梵书》就倡导不吃奶牛和不食拉车之牛,但当时有人仍然坚持吃牛肉。笔者认为,不杀生观念的出现,首先源于人们的反思,即对吠陀时代过度杀生祭祀弊端的反思,其次是源于对早期战争惨烈后果的反思。历史上的“十王之战”和《摩诃婆罗多》所描写的族内战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早期战争何等惨烈和伤亡何等惨重。进入列国时代之后,佛教和耆那教异军突起,倡导和严格践行不杀生原则。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并把不杀生作为五戒之首;耆那教不仅把禁止杀生作为五戒的第一戒,而且为了避免杀生,走路时要用笤帚扫地,以避免踩踏昆虫;在野外喝水时要用纱布过滤,以避免喝下水中生物。佛教和耆那教的不杀生观念做法赢得很多信众,对印度教构成了刺激和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印度教不得不比先前更加重视不杀生原则,并与佛教和耆那教一样,把不杀生原则作为基本戒律之一,奉为各个种姓都须遵守的共同达摩。在印度教中,杀害母牛是二等罪,杀驴、马、骆驼、鹿、山羊、鱼或蛇沦为杂种姓罪,杀虫子或鸟类属于不净罪,甚至无端伤害植物也产生罪孽。实施这些行为的人要根据宗教法的规定进行赎罪。不杀生观念及其衍生出的非暴力观念,培养了印度人的宽容精神。他们认为,人类既然应该以悲悯之心对待动物和植物,就更应该包容不同宗教或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包容不同的族群和不同背景的君王,以及包容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多元法律。

   其次,在印度历史上,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公元前273年至前232年在位)以宽容著称。据历史记载,阿育王在惨胜的羯陵伽战争之后,开始悔悟,并成为佛教徒。此后,他采取诸多宽容政策。阿育王时代的铭文,如摩崖法敕和石柱法敕,记载了有关内容。其一,阿育王施行宗教宽容政策。铭文中记载,阿育王主张不同教派和谐共处,并设立正法官负责协调佛教、婆罗门和耆那教之间的宗教事务。其二,铭文宣布政府对佛教、婆罗门教、“邪命外道”和耆那教一视同仁;要求善待并接济婆罗门和苦行者;阿育王三次出资为“邪命外道”修建岩栖洞窟住所。其三,有关铭文记载,阿育王在执政的第十三年开始,禁止为筹备御宴而宰杀牲畜,并取缔了皇家狩猎,禁止杀害陆生、水生和飞行动物。他还宣布,人们即使举行宗教祭祀,也不得宰杀牛羊等牲畜,而用面蒸制品代替牲畜。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阿育王在皈依佛教之后,成为了转轮王。他开始运用佛教的义理和戒律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伦理,并把重要的信条刻在摩崖和石柱上。但他没有歧视其他宗教,而是主张不同宗教和睦相处,并要求善待和资助婆罗门教徒、耆那教徒和“邪命外道”的教徒。第二,阿育王倡导不杀生原则并践行这一原则,他还把这一原则适用到审判案件上,要求法官公正审判,反对城镇管理者滥用监禁与拷问,并应对死刑犯缓期三天执行,给予申诉和复审机会。第三,根据佛经的记载,佛教虽然反对印度教的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以及梵我合一的原则,反对佛教徒礼敬婆罗门,甚至主张刹帝利种姓高于婆罗门种姓,但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对婆罗门比较包容,不仅允许婆罗门加入僧团,还往往将沙门、比丘和婆罗门相提并论,并宣称自己是“婆罗门中的婆罗门”。在佛教产生时期,与佛教同时兴起的其他沙门“外道”,同佛教竞争十分激烈,因而佛教对它们加以排斥,尤其排斥“六师外道”中由拘舍罗所创立的命定论教派和由大雄所创立的耆那教,蔑称它们为“邪命外道”和“苦行外道”,还因耆那教中天衣派裸体行走,蔑称其为“裸性外道”。但阿育王在铭文中却把这两个“外道”与佛教徒和婆罗门置于平等的地位,尊重它们的信仰,并主张救济他们,且实际帮助他们。第四,从铭文中的内容看,阿育王所推行的达摩虽然含有佛教的伦理信条,但并不涉及佛教达摩概念的核心内容,如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四谛、八正道和涅槃等修行和解脱法门,而更类似印度教中君王实施的达摩。凡此种种,都表明了阿育王皈依佛门之后的宽容精神。

   最后,阿克巴(1556年至1605年在位)是印度莫卧儿帝国的皇帝。这位作为蒙古人后裔的伊斯兰教徒,自1561年亲政之后,施行了许多重要改革,以宗教宽容著称。1563年,阿克巴取消了对印度教徒一直征缴的香客税。1564年,他下令取消了对非穆斯林的人头税。他主政时期还废除了遴选政府官员的宗教限制,取消了对印度教徒建造神庙的限制,禁止强迫印度教战俘改信伊斯兰教,并允许改信伊斯兰教的印度教徒恢复信仰。牛肉是穆斯林重要的食物,而在印度教中,牛却具有神圣地位。为了表示尊重印度教徒的信仰和生活习惯,阿克巴对杀牛施加了限制,并带头不食用牛肉。他还常扮作印度教徒,佩带刹帝利的种姓标志和印度教徒的耳环。在莫卧儿王朝,波斯语是官方语言,阿克巴下令把印度教的吠陀经和史诗以及六派哲学译成波斯文。他还出席并聆听有印度教徒、耆那教徒、拜火教和天主教徒参加的讨论,希望兼容并蓄,实现各个宗教和睦相处。实际上,阿克巴的宗教宽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印度文化的底色。

   当然,古代印度存在许多宫廷斗争、野蛮的杀戮和惨烈的战争,也存在对非雅利安人的歧视和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甚至存在个别的宗教迫害现象。但总体而言,印度文化中不杀生和非暴力思想以及阿育王和阿克巴的宗教宽容政策,在其他宗教中很难发现。古代印度没有发生宗教战争,并很少出现宗教迫害,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印度宽容的宗教和文化。宽容的宗教和文化是传统印度法得以多元发展的重要环境。

   此外,理论与实践的差距也成为传统印度法多元的一个原因。例如,宗教法在理论上高于世俗法;但实践中,君王的王令和世俗习惯有时比宗教法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法、利和欲的关系上,理论上法的地位最高;但在实践中,对利的考量往往超过对法的考量。理论上,神启经的地位最高;但在实践中,作为圣传经的法经和法论的作用更大。理论上,法经和法论文本在效力上高于评注著作;但在实践中,评注性著作往往比法经和法论文本的作用还要大。

  

   四、关于传统印度法多元的争论与评价

  

   上文讨论了传统印度法的统一性和多元性,指出了多元性是传统印度法中最突出的特征,并论述了传统印度法多元性的具体表现。笔者随后分析了传统印度法多元性产生的主要原因。本部分拟考察有关传统印度法多元性利弊的主要争论,并从法理视角对有关争论进行评论。

   (一)法律的多元与统一:甘地对尼赫鲁

   甘地和尼赫鲁是印度近代史上两位最具有影响的精神领袖和政治家。他们在三十多年的交往中,并肩战斗,一起领导了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和争取独立的斗争。两人亦师亦友,在交往与合作中相互影响,产生了许多共鸣。他们都反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致力于争取印度独立;都反对印度分裂,致力于印度政治统一;都反对传统中贱民制度等某些弊端,同时主张充分利用传统的某些合理因素。但是,两人由于出身不同,接受的思想不同,他们在有关印度法律的统一与多元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

甘地关于法律多元的主张,最初体现在他于1908年出版的《印度自治》一书中。他在后来坚持并补充了早期的自治思想。甘地的自治主张可以概括如下。第一,西方近代文明滋生了各种弊端,印度必须予以拒斥;相比之下,印度文明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应予以发扬光大。他认为,印度独立之后,除了必须铲除臭名昭著的贱民制度等传统制度,应保留传统的宗教信仰、社会治理模式和生活方式。第二,甘地认为国家权力依靠武力来维护,而武力必然带来暴力。同时,没有灵魂的国家机器会压抑个人的心性,影响个人的修行。在甘地看来,国家权力,尤其现代强势国家权力,与他所主张的非暴力思想和个人自制思想背道而驰,因而必须予以消除。为了约束人们的行为,协调人际关系,印度可以有某些公共管理机构。但这些机构必须以非暴力和民选为前提,致力于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他反对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主张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组成扁平化的村社联合体。第三,甘地主张,印度传统社会的村社自治组织潘查亚特是印度自治的主要组织形式。印度独立后,潘查亚特的结构和功能应继续保留并得到强化。潘查亚特应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集立法、司法和行政于一体。在政治上代表村民行使权力,负责村社的行政管理事务,并与其他政治组织进行联络和沟通。在经济上,它负责组织村民从事农牧业生产和手工织布,培育村民的优良品德与合作互助精神。第四,甘地谴责英国式律师和法院,号召印度的律师要放弃自己的职业,更不要做法官,应从事手工纺织业。他倡导人们远离喧闹和纷争的城市,到村社过一种宁静和简朴的生活。在高度自治的村社中,人们彼此友爱互助,可最大限度避免纠纷。村民偶有纠纷,可通过潘查亚特解决。第五,甘地强调的自治还包括个人修为的自制。梵文“自治”(Swaraj)原本是指个人修为,即通过自我控制,身心合一,从而实现自我满足。在印度教中,宗教修行的最高境界是“梵我合一”。在印度教中,梵是最高神。在梵与人的关系上,《奥义书》反复强调“梵”就是“我”,“我”就是“梵”。这里的“我”是指个体的“灵魂之我”,区别于感官构成的“肉身之我”。换言之,灵魂之我与梵具有同构性,是寓于肉身之我的梵。在印度教的语境中,每个人都有梵性,因而都有灵魂之我。换言之,人人都具有与梵合一的禀赋和潜质。然而,肉身之我受到感官欲望的驱使,常常会追求感官享受,而背离灵魂之我。人的肉身之我一旦背弃灵魂之我,灵魂之我就会受到污染和拖累,无法得到良好的业果,会在现世或来世得到业报,更无法得到解脱。解脱是指人死后不再轮回,实现与梵合一。因此,肉身之我只有主动接受灵魂之我的监督和指导,才能把持感官,克制欲望,实现与梵合一。要做到与梵合一,人们除了克制欲望,积累善德,操持善业,还须采取特殊行为,例如通过瑜伽把持感观,通过苦行获得善性,通过善性获得思想,通过思想获得自我,通过自我实现解脱。在印度教中,个人修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克制欲望、保持洁净、自愿苦行和补过赎罪等,都属于个人修行层面的达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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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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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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