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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鸿钧:传统印度法的多元特征

更新时间:2020-01-20 07:43:16
作者: 高鸿钧 (进入专栏)  
不同的是,后来的信徒不是同时祭拜早期诸神,而是选择某个特定的神进行祭拜。印度教中多神并存和信众各拜其神的宗教传统,无疑是传统印度法多元性得以扩展的重要宗教背景。人们既然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之神,就可以有选择地遵守达摩。实际上,除了五戒--不杀生、不妄语、不偷盗、清洁无垢和调服诸根--作为所有印度教徒的共同达摩,其他达摩都是特殊达摩,如种姓达摩和人生达摩以及君王达摩等。

   (二)政府权威虚弱是传统印度法多元的政治原因

   在古代印度,以王权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如果权力强大,那么,即便印度教的多神崇拜会容纳宗教法的多元性,中央政府也可能借助立法和司法整合分散的传统印度,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法律统一。我们通过比较可知,在不同的几个文明中,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呈现不同样态。在中世纪西方,政治与宗教之间几乎不分高下,各自具有自己的管辖权,即所谓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在古代伊斯兰教国家,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统一于政教合一的体制中。在古代中国,政治权力始终处于宗教之上,驾驭和支配宗教。然而,在古代印度,政治权力一直处于宗教势力之下,这与种姓制度有关。根据种姓划分,君王属于刹帝利种姓,低于祭司阶层所属的婆罗门种姓。在强大宗教势力下,古代印度的君王无力对抗和改变宗教法,而只能服从宗教法,并按照君王达摩的要求,履行捍卫和实施达摩的职责。君王所颁布的王令虽然实践中具有法律效力,但大多情况下只是补充宗教法,且仅仅在特定时期具有效力。总之,在古代印度的大多时期,中央政府的权力都很弱,婆罗门统治着遍布全国的独立村社,数以百计的土邦王公分地而治,国家无力形成长期的统一局面。君王制定的王令无力统合宗教法,也无力整合地方和家族习惯法。

   英国的经验表明,一个专业化的王室法院负责司法,对于整合和统一全国的法律至关重要。但在古代印度,虽然存在层级式王室法院,而且君王主持最高王室法院的审判,但君王的审判深受作为法律顾问的婆罗门宰相的影响。有时,君王还委托婆罗门代理自己主持审判。理论上,最高王室法院管辖重要的刑事和民事案件,并负责审理下级法院的上诉案件,但古代印度没有类似英格兰12世纪以后王室法院那样的审判机制,即定期巡回到各地主持审判,更没有英格兰那样的专业法官。在地域广大且司法权力分散的古代印度,很多重要的刑事和民事案件很难诉到王室最高法院,往往由地方法院直接处理。当事人对于下级法院判决,也很少能够上诉到王室最高法院。实际上,古代印度的绝大部分纠纷都在称作潘查亚特的村社法庭得到解决。司法权力的分散是导致传统印度法多元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16世纪,蒙古人征服印度并建立了莫卧儿帝国。信仰伊斯兰教的莫卧儿统治者不仅对印度的穆斯林适用伊斯兰法,还在印度全国统一施行刑法和税法。在外族的统治下,原本就比较虚弱的印度君王丧失了政治权力,土邦王公只能在外族统治者的特许下偏安一隅,勉强维持所谓的自治。在印度本土君王统治时期,政治权力虽然无力整合多元的法律,但王权的存在毕竟是国家和法律统一的象征,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抑制法律的碎片化。外族统治者虽然允许印度教徒在宗教和私法等事务沿用传统印度法,但传统印度法在丧失了本土的最高政治权力和司法权力之后,便进入了完全的自发状态。此时,婆罗门虽然成为保存和运用印度法的担纲者,但他们住在分散的村社中,各自所适用法律深受地方习惯的影响。总之,外族统治时期虽然强化了刑罚和税法的统一性,却导致传统印度法更加多元化。

   (三)多种法学经典是传统印度法多元的理论前提

   在一神教中,通常都只有一部经典,例如犹太教只有《圣经·旧约》,基督教只有《圣经·新约》,伊斯兰教只有《古兰经》。信徒围绕一部经典进行解释,虽然会出现一些歧义,并会形成不同的教派和教法,但与多神教中具有多部经典的情形相比,从一部经典所产生的法律多元性毕竟受到某种限制。

   印度教具有多种经典。首先,作为权威的经典本集就有四部。《梨俱吠陀》虽然具有核心地位,但四部吠陀本集各有传本。人们围绕不同的传本形成了不同的学派,而不同的法经文本都可以追溯到不同的吠陀本集。换言之,多部吠陀本集为后来法律的多元埋下了种子。晚于吠陀本集的《奥义书》,属于广义的吠陀经,地位仅次于吠陀本集。《奥义书》中确立的梵我合一原则,与吠陀本集确立的吠陀神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原则一道,成为印度宗教法的支配性原则。《奥义书》在数量上多达百余种,其中重要的就有十多种。《奥义书》中虽然包含很少具体法律内容,但在宗教和伦理方面对印度教法的影响却很大。众多的《奥义书》为宗教法多元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解释空间。其次,法经之后的法论不受学派限制,是由不同地域的学者分别编纂。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600年,法论的编纂持续了800年时间,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多达百部。与法经相比,法论更关注法律实践,因而更具有实在法的性质。尽管许多法论文本已经遗失,只有10部保存下来,但这10部法论之间的差异就足以反映法学的多元特征,并为后来评注和汇纂的多元提供了广泛的选择空间。最后,在传统印度法律中,宗教法的主要经典分为两大类,一类称为神启经,包括吠陀本集和《奥义书》;另一类称为圣传经。圣传经除了法经和法论,还包括史诗、利论和往世书。出现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8世纪的往世书名目繁多,包括18部主要往世书和18部小往世书,如《薄伽梵往世书》《鱼往世书》和《龟往世书》等。多种多样的圣传经与宗教法的多元发展存在直接联系。

   在古代印度,人们围绕神启经和圣传经形成了大量解释文本。自法论编纂停止之后,各种评注和汇纂对传统印度法的多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摩奴法论》主张,吠陀经文存在不一致时,两者都有效。《摩奴法论》的解释者梅达帝梯把这项原则运用于圣传经,认为圣传经规则与吠陀经不一致时,允许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有人主张在两者冲突的情况下,采取多数人的观点。人们一旦在冲突的规则之间进行选择,就会造成法律的多元发展。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对《瓦西什陀法经》(Vasistha Dharmasūtra)中一个规则的解释。该规则是,“除非得到已故丈夫同意,寡妇不得决定收养事务”。不同地方的学者对这条规则形成了不同解释。米萨拉的学者认为,该规则中已故丈夫同意是指在收养之时,因此,寡妇在丈夫死后不得收养。孟加拉的学者则认为,该规则中已故丈夫同意是指夫生前明确同意,否则,寡妇的收养决定无效。印度南部地区的学者认为,该规则适用于丈夫生前收养,但不限制在丈夫死后收养。印度西部孟买的学者认为,这条规则意指寡妇对收养事务具有酌定权。关于如何理解《摩奴法论》的一个规则,也形成了多元的解释。该规则是,“如果父亲收复了曾经丧失的祖产,那么他就不必把那种由他自己挣来的财产跟儿子一起分,除非他本人愿意分”。毗吉纳奈什伐罗认为,这条规则是指儿子无权享有父亲的自得财产。旃德里卡(Chandrika)认为,这条规则是指父亲对自得财产有独立处分权。吉穆陀伐诃那却认为,该规则的含义是指,对于在世父亲的一切财产,儿子不享有权利;只有父亲亡故,儿子才对父亲财产享有继承权。

   在不同法律传统中,法学发挥不同的作用。在古代中国,自秦朝之后,以皇帝为首的政治权力始终掌控法律的发展,国家法成为主导法律形式,法学仅仅以律学的形式辅助法律的理解和实施,反思和批判现行法几无可能。在古罗马,法学家的解答在早期法律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私法领域的作用尤为突出。进入帝制时期,政治权力急剧强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法学家在法律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也抑制了不同法律学说所促成的法律多元发展。在公元426年,古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颁布了《引证法》,钦定五位法学家的著作具有权威性。这一方面提高了五位法学家及其著作的地位,但同时限制了法院对其他法学家著作的引用,也限制了自由援引法学著作所带来的法律多元发展。在古代伊斯兰教国家,穆罕默德逝世之后,作为法律权威经典的《古兰经》内容便不再增加。在伊斯兰教中,法律作为安拉的命令,政府没有立法权。此后,伊斯兰法的发展主要诉诸对《古兰经》解释。人们认为,只有那些宗教和法学学者才有资格解释《古兰经》中的法律内容。因此,发展伊斯兰法的任务便落在法学家的肩上。

   在比较法领域,人们根据立法者、法官和法学家在法律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早期的罗马法称为“法学家之法”,把英国法称为“法官之法”,把近代欧陆的法典法称为“立法者之法”。与罗马法相比,伊斯兰法更具有法学家之法的特征。在传统印度法中,宗教法是核心。作为宗教法渊源的宗教经典都出自婆罗门法学家之手。法学家通过解释这些经典,使得法律适应不同时空的需要。与古代伊斯兰教国家相比,古代印度的中央政府权力较为虚弱,制定和执行王令的能力也较弱。因此,在法律的形成和发展中,与古代伊斯兰教国家的法学家相比,古代印度法学家发挥的作用更大。相比之下,在传统印度法中,法学家之法的特征更为鲜明。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发现,法学家在法律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法律多元的程度成正相关,即法学家在法律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愈大,法律愈加多元。

   此外,法学的发展是否形成流派对法律多元也有一定影响。在古代伊斯兰教国家,伊斯兰教主要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两派形成了本派的法律。同时,逊尼派内部形成了四大法学派。但自10世纪中叶,有些学者担心逊尼派法学的自由发展会影响法律的统一,因而决定在法学中关闭独立推理和自由解释之门,开始恪守先前法律解释的成果。与此同时,在古代伊斯兰教国家,政府指定法官适用某一学派的观点--例如阿巴斯王朝钦定哈乃斐派著作为权威著作--有助于遏制法律发展的多元趋势。在印度教中,法学在早期形成了学派,但自法论之后,法学开始处于自发状态,并没有形成学派,政府也没有限制学派自发的倾向。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认为,在属于法学家之法的法律传统中,法学派的形成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法律的统一,而没有形成学派的法学自发状态会放任法律的多元化。

   (四)习惯的重要作用是传统印度法多元的实践因素

   在各国古代法的发展中,如果政治权力较为集中和强大,国家法的立法和执法能力较强;如果宗教法的地位较高,并得到较为统一的实施,那么,习惯在法律发展中的作用就会受到抑制。在古代印度,大多时候中央政府的权力都较弱,而印度教法本身存在多元的特征,因而习惯在传统印度法的产生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反过来说,习惯的突出作用又是导致传统印度法多元的实践因素。

   首先,种姓制度最初是一种习惯,即雅利安人定居印度之后的产物,是各种力量博弈和社会分化所产生的事实。这种事实随后得到了宗教的认可和正当化,并变成一种法律化的社会事实。换言之,种姓之法实质上是宗教规范对习惯性事实的认可。

   其次,良好习惯是传统印度法中宗教法的主要渊源之一。但良好习惯原本是指那些知晓吠陀的圣贤所奉行的习惯。这些习惯要么在吠陀经中有明确规定,要么得到通晓吠陀的圣贤一致遵守。因此,良好习惯不是指地方习惯,而是指圣贤所践行的正确行为规则和典范行为模式,实际上是指标准雅利安人的习惯。然而,良好习惯在数量上毕竟有限,且都是早期的产物。后来,为了协调人际关系和解决纠纷,大量习惯涌现出来。法经和法论都吸收了许多地方习惯。例如《摩奴法论》中关于继承所列举的三种规则,就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三种继承习惯。实际上,更大数量的习惯是处在法经和法论等圣传经之外自发地发展。

最后,从理论上讲,只有良好习惯才是宗教法的渊源,才具有法律效力。但在实践中,后来,自法经产生后,良好习惯的作用开始减弱。大量的习惯发挥着法律的功能。法论开始承认习惯的地位,但要求不得与神启经和圣传经相悖。一些现存石刻、铜版文书和法律文书表明,人们往往采取的是变通的而不是法论主张的交易方式。法论主张利息不得超过本金,但实践中人们常常无视这种限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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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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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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