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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治平:自然法今昔:法律中的价值追求

更新时间:2020-01-20 07:34:03
作者: 梁治平 (进入专栏)  
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写道: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历史文献选集》,第12页)

   13年后写成的法国《人权宣言》把“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规定为“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不管由理想通往现实的路怎样遥远、艰难,理想的提出本身(何况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就是一个不可抹煞的功绩。至此,自然法完成了它的第二次革命。

   古典自然法学说在19世纪发展到了顶峰,同时也面临一个极大的困境。这次,它遇到的不是被神学化的危险,而是从思考方式上被根本否定的可能。两千年来,那种把价值冒充事实,以主观代替客观,因而混主观价值与客观规律于一的做法曾经非常流行,而且被视为当然,现在所有这些都受到怀疑。早在1740年,休谟就在他的《人性论》一书中区分了理性、事实和价值,因而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然法的理论根基。此后不久,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康德进一步把道德概念与法律概念加以区分,认为不能以法律正义强制执行道德正义。这实际上为后人严格划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甚至把价值问题从法律中间清除出去开辟了道路。关于自然法思潮在19世纪的式微,还可以从更多的方面来说明。首先,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古典自然法学说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19世纪需要的是秩序,是对各种突如其来的具体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这种解决需要实证的方法和各种技术性处理,不需要含混、抽象的词句。其次,就认识方法而言,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先验的和演绎的方法正相反对。而在这方面,对自然法观念提出非难又是最容易的。在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哲学体系》一书中,自然法这类理想实体的形而上学概念被说成是人类理智的过时之物。这种说法似也不无根据。再次,19世纪中,进化论的传播改变了人类的思想,变动、进化的观念开始取代永恒、静止的观念。而法律研究中的历史和比较方法获得的成功,更加深了人们对反历史思维的不信任。此外,自然法论者把某些主观设定的东西说成是客观存在,是永恒而普遍的自然律,这种武断说法并不总是与社会进步一致的。杰里米·边沁写道:“所有这些关于自然、天赋人权、自然正义和非正义的话……都是旧的偏执在假借新的名义泄愤:当你不同意我的意见时,虽不再说你是异端,但叫你暴君。”

   凡此种种,无不威胁着自然法的生存。

   19世纪下半叶,各种法学思潮迭起。自然法观念的衰微,与当时法律科学的兴盛恰成对照。这似乎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里,古典自然法确实过时了,不但它所代表的那些理想和价值显得(至少是部分地)不合时宜,就是它把实在法与某种价值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本身也被看成非科学。法律被看成纯事实的领域,不容价值涉足。边沁说,在一个多少算是文明的社会里,个人所能拥有的一切权利,只可能来自法律。按照这种说法,自然权利之说即或不是无稽之谈,也绝不可以在法律中立足。边沁的看法或许不错,但他并没有最终解决问题。如果说,权利必须以法律为转移的话,法律又应该以什么为依据呢?难道只是统治者的专断意志吗?而且,难道会有一种完全与价值无关的意志吗?指出古典自然法思维方式的毛病是一回事,否定他们对于法律中价值问题的关注又是一回事。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法律究竟只是无数命令、规则的汇集,还是同时包含着发自人类内心的追求;它究竟只是一堆事实,还是一种充溢着生命的价值。一种失却了价值引导的法律将会是怎样,甚至,是否会有这种法律?生活在这种“法律”之下(也许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法律,但人们可以让自己相信,法律可以不问价值),人们的命运又将如何?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还是严峻的历史挑战。

   进入20世纪,一度声名不佳的自然法重新兴起。1910年,法国人夏蒙出版了《自然法的复兴》一书,这算是“复兴运动”一个明白无误的宣言书。当时,这个“新自然法”运动影响有限,但也表露出一些重要迹象,比如,新自然法运动从一开始就分成两支:神学的和非神学的(前者即新托马斯主义法学,而狭义上的新自然法只指后者)。这两条支线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比如,新自然法既然是20世纪社会生活的产物,它就不可能是古典自然法的简单复归 (即便是新托马斯主义法学,也不能不从时代的土壤中汲取养分)。新康德派的代表人物施塔姆勒提出了新的正义观,他认为,“自然法的内容是可变的”,这个看法很投合20世纪的胃口,因而颇为流行。另一些新自然法论者在其法的定义或解释论中特别注意了法的实证要素,也可以说是受19世纪以来其他法学派别影响的结果。这些,在二战以后的新自然法学发展中有更充分的表现。

   有人认为,自然法的真正复兴是在二战之后。这种看法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在此之前,自然法思潮大体还属于“潜流”,二战以后,它才发展成声势浩大的运动。导致这个变化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直接的,恐怕正是那场世界性的战争。屠杀犹太人、蹂躏人权和其他种种暴行,居然会假法律之名做出。这个无情的事实不但使人重新注意到法律的正义性问题,而且促使人们从“法律就是法律”的实证立场转向对“法律应该怎样”这一问题的探索。曾经担任过魏玛政府司法部长的海德堡大学教授拉德布鲁赫便是如此。他在目睹纳粹分子骇人听闻的罪行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忽视正义的地方,在作为正义核心的平等在成文法条款中不断遭否定的地方,那里的法律就不仅是‘不公正的法律’,而是完全失去了法律的本性。”他的话可以表明富有责任感的西方知识分子对于纳粹暴行的愤慨之情。不过,这毕竟是在二战以后,同是对法律中价值问题的关注,虽然也是发自人类的良心,比之以往的自然法学说,已采取了更为精细、复杂的形态。这里仅以战后新自然法学代表人物之一、哈佛大学法理学教授富勒的理论来说明。富勒认为,法律与道德是不可分的。但他着重论证的,并非实在法与自然法的一致性(如古典自然法的倡导者那样),而是“真正的法律制度”本身应该遵循的某些原则。根据他的说法,这类原则共有八项:(1)法律须具有普遍性;(2)法律须具有公开性;(3)法律不得溯及既往;(4)法律须明晰且易于掌握;(5)法律不得相互矛盾;(6)法律不得要求不可能之事;(7)法律须有合理之稳定性;(8)颁布之法律与其施行应当一致。(参见Lon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ch. 2.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这八项原则被看成法律固有的“内在道德”。这些原则中任何一项的欠缺,都必然导致不道德的法律,而按照富勒本人的说法,这种不道德的法律根本不宜称为法律。在一个古典自然法的信徒看来,富勒的这套理论大概是陌生的,因为以往的自然法只要求法律与外在的道德目标一致,实际是讲内容的“合理”(亦即法律的“外在道德”),富勒称之为实体自然法。富勒的自然法注重法律的一般程序,讲法律的形式原则,即其“内在道德”。这个由“实体自然法”向“程序自然法”的转变,表明了人类认识的深化,从中也可看出不同学科和法学各流派之间相互渗透的趋势。这便是现时代的新自然法。把这种东西与传统的自然法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恐怕主要不再是共同的理论模式,而是对于法律中价值问题的关注。这种关注,从古希腊思想家那里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人们理解西方法律沿革的重要线索。这里面不乏令人深思的东西。

   探索人类法律的道德基础或价值目标,即便是以某种“虚假”方式表现出来,也同样值得肯定。有些人把法律视为自在的封闭体系,由分析入手,阐释概念的含义和规范之间的关系;另一些人把法律看成社会现象的一种,以社会学观点研究法律,强调法律的社会目的和效果。此外还有些人,他们把法律与人类某些基本价值联系在一起,致力于探求法律的正义基础。就一般情形而言,第一种人必须是训练有素的法学专家。他们长于分析,熟知法律的各种概念和和推理方式。第二种人多半是社会学家和受过社会学训练的法学家。他们擅长于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法律。最后一类人可以是哲学家,也可以是任何富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法律中价值问题的深切关注,可以在他们心中强烈的正义意识里找到根据。虽然这一类人不一定总是受过良好的法律专业训练,而且,他们有时会采取某种“虚假”的说明形式,但是,在一个称得上文明的社会里,他们的工作像前两类人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说,对法律结构的概念分析和社会学研究,主要是把法律变成能够有效运用的社会手段的话,那么,探求法律的价值意义,就是在寻找法律最真实的生命。禁绝这种探求,就是扼杀法律的生命;失却了批判能力的法学家,即便不是暴政的帮凶(如纳粹时期的许多法学家),至少也将沦为僵死法律的殉葬品。我们今天重温自然法的历史(虽然只是一个极其粗略的概述),不能不记住这一深刻的教训。

   本文来源于《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1期),欲求详细内容请查询实体出版物。选编不易,转载请遵守基本规则,务必注明原始来源和“勿食我黍”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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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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