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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五个核心命题

更新时间:2020-01-18 10:32:16
作者: 张文显 (进入专栏)  
第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坚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句话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表明我们推进制度创新和国家治理的方向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第二,守正创新,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各方面的制度,建设更加先进、更加完备、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第三,制度和治理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国家制度是国家治理的前提,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是依照国家制度展开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及其执行力的集中体现。第四,国家制度的潜在优势需通过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而转为实在优势,并进一步转化为引领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制度动能和治理效能。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其总体要求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创新,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其总体目标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近十四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找不到现成答案,在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也没有现成模式,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伟大工程。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会上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在党和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植根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了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必定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必定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深得人民拥护和支持的制度体系,也必然是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探索中取得的伟大成果。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为解决这一历史性课题,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探索。辛亥革命之前,各种变法新政、思想启蒙等都未能取得成功。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中国依然是山河破碎、积贫积弱,列强依然在中国横行霸道、攫取利益,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难和屈辱之中。

   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先进分子和革命力量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新政权新制度,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指导,提出了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的主张,并领导人民为之进行斗争和探索。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的探索。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政权,成立边区政府,按照“三三制”原则,以参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建立各级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之际,我们党在东北解放区、华北解放区等地建立人民政权,组建了具有未来中央人民政府雏形的华北人民政府。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和新民主主义法制建设的这些伟大探索和实践,为建立新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理论。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把在局部范围执政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建设的经验和理论在全国范围内付诸实践,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后不久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确立了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实现了中国从2000多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接着,党领导人民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经济社会基础。

   在其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得到明显体现,但单一公有制经济基础和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制约生产力的进一步释放和发展的问题日益显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国家权力运行机制、社会主义民主和公民权人权保障等缺乏科学有效、严明权威的法制规范和监督,以致无力遏制“文化大革命”悲剧和灾难的发生和蔓延。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反思,基于对世界发展潮流和时代进步的深刻洞察,更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小康生活的深刻体悟,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在压力下砥砺前行。改革开放推进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文化领域变革,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党的建设制度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明显提高,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之中,汇聚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在5000多年的政治文明演进中,中华帝国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君臣共治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盐铁专卖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自秦朝结束分封制,改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2000多年来都沿袭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基本法律制度,这种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2000多年来总体上有效地保障了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和社会发展,使得历朝历代都能够集中国力和民力治水、屯田、戍边、治乱,开辟大运河、建设都江堰、构筑万里长城、无数次成功抵御大规模外敌入侵,都体现出大国体制的优势。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无论从政治文化传统上,还是从民众心理习惯上,人民都接受和认同这种集中统一的国家制度和体制。中华民族的历史证明,凡是中央集中统一的国家体制顺畅运行,就一定是天下大治、国泰民安,凡是中央集中统一的国家体制受到破坏,就一定是天下大乱、国乱民怨。再如,在中国历史上,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实行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我们的祖先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种传统美德,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精神之魂,也为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铺就了坚固的价值基石。从中华文明的演进史观之,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非常重视运用好法治和德治这两手。儒家将道德原则视为法律的基础,主张法德一体甚至法律道德化,把“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提炼的社会道德奉为法律,基于人性善的哲学,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主张“礼法合一”“德法并济”“明德慎罚”“大德小刑”“克己复礼”。法家则主张用另一种方式推进社会道德,形成良好风尚,即以严刑峻法禁暴除暴、以刑去刑,对于诸如“弃灰于道”“俯路拾遗”等道德过失都处以肉刑,以使老百姓养成道德习惯。法家基于“人性恶”的哲学论断和“循法成德”的经验,强调用法制的强力治理春秋末期出现的“礼崩乐坏”的局面,“移风易俗”,恢复和重建道德风尚。除却儒、法两家,墨家“尚贤”“尚同”“兼相爱、交相利”,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介乎儒家和法家之间的荀子将法和礼相结合,提出“隆礼重法”的学说。到了汉代,开明的统治者以儒为本、兼采各家,提出了“德主刑辅”“内圣外王”的治国理念,把道德和法律有机地结合起来。到了唐代,长孙无忌制定唐律,以礼入法,把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全面而深入地融入唐律之中。尽管历朝历代在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问题上存在认知、表述、具体实践的差异,但实质上都是以“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基本理念为前提,都是“礼乐刑政”、法德共治理念的表现形式。这些珍贵的政治法治传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在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经验和智慧的总结和传承,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厚重的历史基础,让中华传统国家制度和治理智慧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吸收借鉴了人类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善于把他人的好东西转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能形成了我们的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有符合国情的一套理论、一套制度,同时我们也抱着开放的态度,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外来的,都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的经济基础、政治条件、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亦步亦趋效仿别人的治理体制,也不能做外国政治思想的“搬运工”。但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其文明演进过程中都积累了制度文明成果,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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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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