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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浩:被遮蔽的光彩 ——李景汉与中国近代人口调查研究

更新时间:2020-01-17 10:32:31
作者: 吕文浩 (进入专栏)  


被遮蔽的光彩

——李景汉与中国近代人口调查研究


吕文浩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人口调查史是研究中国近代人口史的重要基础。民国时期社会学者主持的人口调查,规模大小不一,但调查方法比较严谨,代表着中国人口调查走向近代化的基本趋势。作为中国近代社会调查的奠基人之一,李景汉在社会概况调查的学术架构下先后在定县主持了1928年515户人口调查和1930年5 255户人口调查,从中获取了定县乃至华北农村社会人口状况大量而准确的数据,在此基础上他展开了对华北农村人口问题的极有价值的研究;他还参与了1934年定县人口总调查,并详细地总结了在中国农村调查人口的经验教训。1938至1944年间,李景汉与陈达、戴世光等学者共同主持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云南的人口调查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调查主任和主要设计者之一,他都有外人不容易看到的重要贡献。相对于政府主导的诸多人口调查,社会学者主持的人口调查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忽视这条线索将会使我们不能看到中国近代人口调查史的全貌。

  

   关键词:李景汉   定县   人口调查  社会概况调查  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

  

  

引言

  

   中国近代人口史的研究已经有了非常丰厚的学术积累。谈人口史必谈人口调查史,因为后者是前者的重要基础。在中国近代人口调查史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重政府轻学者的倾向,即对于政府主导的历次人口调查关注较多,而对学者主持的人口调查则缺乏深入的挖掘。对于学者特别是社会学专业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所从事的或大或小规模的人口调查,以及他们围绕中国人口调查所发表的种种主张,无论是史学界还是社会学界,研究基础都是比较薄弱的。[1]

   由于人力物力所限,学者主持的人口调查往往范围比较小,但是在调查统计上比较严谨,准确度比较高,他们的努力代表着中国人口调查近代化的基本趋势,对于政府部门的人口调查也或多或少发生了若干影响。重建中国近代人口调查史,必须重视对学者主持的人口调查做深入的发掘和整理。

   李景汉是中国近代社会调查事业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其力作《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在学术界早有定评,但是关于他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40年代中期围绕中国人口调查和研究所做的诸多研究成果往往为“社会概况调查”的光芒所遮蔽。在有关的论著中,往往不是略而不谈就是一笔带过,很难让人产生一种明晰的、深刻的印象。实际上,李景汉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定县所做的人口调查和研究业绩是相当突出的,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30年代末期至40年代中期他参与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中国人口调查和研究工作,取得的成就更是代表了民国时期中国人口调查与研究的最高水准。可惜,目前学术界对李景汉在中国人口调查和研究上所做的工作和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最近若干年来,在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上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李景汉关于人口调查的贡献已经给予了初步的重视。如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2]收录民国时期有代表性的人口调查报告23篇,其中包括李景汉的3篇,《五百一十五农村家庭之研究》(1931年)、《农村家庭人口统计的分析》(1936年)和《从定县人口总调查所发现之人口调查技术问题》(1937年),收录篇目数居于第二位;这3篇文章在研究范围上渐次拓展,在研究方法上不断精进,其突出的学术价值令人印象深刻。云南大学的杨海挺在其博士论文中就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人口调查研究活动给予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研究,其中对李景汉的贡献也略有涉及。[3]

   本文拟在学术界已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李景汉从事中国人口调查研究的缘起与经过,分析从1926年至1944年前后将近20年间其各种人口调查研究活动之间的内在逻辑。本文的努力或可为李景汉学术形象的多面性增添若干事实的基础,亦有助于引起学术界对社会学专业学者在中国近代人口调查史中重要作用的认识。

  

一    发愿与起步

  

   作为中国近代社会调查的奠基人之一,促使李景汉下决心献身社会调查事业的机缘,据他所言,就是留学时期无法回答美国教授提问的有关中国男女性比例、工资涨落指数、土地分配等项问题的基本数据。[4]这段经历促使李景汉将毕生的学术方向确定为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统计工作,其重要性不可忽视。作为中国国情的首要因素,中国人口数目及其结构当然也是其不能不念兹在兹的基础性课题。

   李景汉谈到中国人口数字的模糊,有一段颇能引起多数人共鸣的回忆:

  

   记得我六岁入小学时,那句“四万万同胞”表示爱国的口头禅,随时可以听见,到处可以看见,较比现在的“三民主义”这个名词喊得还要起劲。出小学入中学的时期,仍然继续不断的高呼“四万万同胞”。中学毕业以后,常帮助妹妹们读地理,我国人口的数目依然大书特书为四万万。光阴似箭,又过了几年在大学毕了业,拿起小侄女的课本来一看,中国人口照旧是四万万。海外留学数载返国后,又理会在侄辈,有的是孙子辈,所用的地理课本上,中国的人口还是整整四万万,不多也不少。[5]

  

   李景汉对于海关、邮局、内政部所做的人口推算或估计持不信任态度,更让他不能接受的是若干推算或估计相差实在太大,“最高的估计数和最低估计相差超过二万万。我们知道世界上美俄两大强国的人口总数,一为一万万三千万,一为一万万六千万。而我国人口估计的差就不止二万万,约超过他们人口总数的一倍!呜呼,真一伟大之民族也。虽然,天下之模模糊糊孰有过于此者乎?”[6]他谨慎然而语气非常坚定地说:“我向来对于中国已有的各种人口统计,无论是政府的或私人调查的,经过详细分析之后,大半使我不得不发生很大的怀疑。”[7]正是这些经历使得李景汉“早就存了解中国人口谜的愿望” [8],并表示“作者对于我国人口之大谜,闷得难过已久,也随时利用可能的机会,尽量求得了解”[9]。

   1924年李景汉留学归国,最初几年主要从事北平城市人力车夫等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工作,与中国人口的调查研究关系不大。20年代中期以后,他逐渐调整调查范围,由城市转向乡村,1929年出版的名著《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这本书中,李景汉分别对北平西郊的挂甲屯村100家,黑山扈村、马连洼村与东村64家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分析,“人口与家庭”作为乡村人民社会生活的基础都被放在重要的背景位置上。具体调查工作由李景汉授课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调查”和“社会研究方法”班上的学生担任,时间是在1926年秋季学期和1927年春季学期。这次调查结果无疑是准确的、可信赖的。虽然这次调查活动的主题不是人口,所涉及的范围只区区4个村庄、总人数仅793人,但是李景汉在探索中国乡村人口调查方法的道路上总算迈出第一步。

   1928年,李景汉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社会调查部主任以后不久,在乡村建设工作初步取得农民的同情和信任时,随即举行了东亭镇62村515户农家的调查。这次调查并不是对这62村所有农户家庭人口状况的全面调查,而是根据占有田亩状况加以抽样调查。具体地说,即是:“举行这项调查之前,先大略估计本区小农、中农与大农等农户的数目及其百分比。然后按各种农户所占之百分比,在62村内分配要调查的农户数目,如此希望大致可以代表这一区所有农户之情形,使避免过于偏重的弊病。”[10]将这次调查结果和后来在定县其他地方做的范围更大的5

   255户调查相比,东亭镇平均每家人口数为6.9,高于后者的5.5,反映出这一地区农家比较富裕,大农数目偏多的事实。由此看来,东亭镇的人口状况并不能准确反映定县全县的人口状况。甚至有些数据令李景汉感到怀疑和遗憾。他在后来的一个调查中以两个表格展示了515家内按年龄组统计981个妇女的生育、死亡及现存子女等数据,但他同时提醒读者:“上述两项,关于妇女生育、死亡及现存子女数目,均为尝试的调查,作者对于所得结果甚为怀疑,其不准确之程度多半很高。因在中国关于此类材料甚为缺乏,故附带发表于此,以供参考。”[11]

   1934年李景汉回顾自己从事农村人口调查的经验教训时,称这种工作是“棘手工作”,而且是失败的次数居多,“所谓失败自然有程度的差异,就是都没有得到圆满的事实”。[12]1936年他又说:“作者从事农村家庭人口调查已有多次,其中使我不满意的占大多数。”[13]当然,所谓“失败”和“不满意”并不意味着调查全然失败,而只是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缺陷,所获调查资料和调查方法都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

  

二   初结硕果

  

   抗战前惟一让李景汉感到满意的一次人口调查终于到来了。1930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正在定县举行大规模的乡村建设实验,总会已由北平迁到定县,经费较初到定县时增加了20多倍,工作人员增加到100多人,由几间破庙的办公室一变而为据有全县壮丽的贡院,而且平教会还大兴土木,相继建设了保健院和农业试验场,此时定县人民对于平教会的希望、信仰与感情,也达到了最高点。1930年定县人口调查就是在这种良好的气氛下进行的。抓住这个良好的时机,李景汉在消除人民疑虑和改进调查技术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我和我的许多同仁实在是把吃奶的力都用上了”[14]。在调查之前他拜访了各村村长及其他地方领袖,使他们明了此次调查是专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实施“四大教育”的预备工作,也说明绝对与县政府毫无关系,后又用种种方法使村民都不怀疑此次调查的动机。还有两个有利的条件更加促成了调查的成功,其一是平教会社会调查部在李景汉的主持下,已经在定县做了两年左右调查工作,对定县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熟悉,也训练了一批较为成熟的调查员;其二是调查时定县处于没有大量的人口移出或迁入时期,是一个人口极固定的纯粹农村社会,可以代表华北常态农村家庭人口的情况[15]。

1930年定县调查同样是一个抽样调查,共调查了72个村庄,调查者根据调查时的情形,怀疑7个村的材料稍有问题,其他各村也有少数不十分可靠的家庭。因此,在作详细的统计分析时,把稍有怀疑的7村和一切稍有怀疑之家庭的材料完全去除,只统计65村内可靠的家庭材料,“如此不致玉石俱焚”[16]。调查统计结果,共得5 255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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