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宦生活与古代作家成才之关系
沈 登 苗
本文拟从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作家的仕宦生活经历为研究对象，试图从时代背景、社会风尚、文化传统等方面考察形成这一特殊成才道路的原因，并就仕宦生活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 作家与仕途
笔者以《中国历代作家小传（上、中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国文学史上较有影响的285位古代作家统计表明，有90％左右的人有过仕途经历，至于那些极少数布衣终生的作家，他们在出世前多半是积极入世的儒家理想主义者，只是在理想破灭、求仕无门的境遇中才隐居山林、退归自然的。因此，纵观我国古代作家，几乎都有从政的经历和欲望，具有亦吏、亦儒、文人兼官僚的特点。
（一）官位或社会地位较高
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作家中高官显贵者俯拾皆是，帝王将相不乏其人，从先秦的屈原、李斯，到唐宋的白居易、王安石、直至晚清的林则徐、曾国藩，在当时都曾权倾一时。有的作家虽然官不显赫，但社会地位和名望很高。如李白在长安得宠时，力士脱靴，贵妃捧砚，达官显宦争相过从，一时成为长安的大红人。
(二) 大都有科举功名
仅以153位唐宋作家为例，参加科举的有125位，占总数的82％，其中登第的有110人，占总数的72％。像韩愈、范仲淹、苏轼等大作家都是进士出身。
（三） 进入仕途较早
资料表明，古代作家大都少年得志，步入文坛、政坛较早。我们再以110位进士兵出身的唐宋作家为例，在30岁前中进士的占60%，如上官仪、沈佺期等都是20岁中进士。可以想象，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唐代，他们的确是捷足先登，较早地进入仕途，为日后的事业创造了条件。
(四) 仕途曲折
以先秦到宋朝的195位入仕作家来说，有148位仕途曲折，占总数的76%。如王安石两次被罢相，柳宗元三次被贬官，罗隐十举进士而不第，晁错、嵇康等则被统治集团所残杀，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二 作家从仕的原因
（一）大一统皇权政治的产物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大一统皇权政治的社会，它的突出点是“官为贵”，权力意味着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封建教育其根本点就在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四书”之一的《大学》曾明确提出“治国、平天下”，是封建教育的最终目的。这就决定了大多数士以精通经籍为务，以统治术的研究为本，入仕成了知识分子职业的唯一选择。
(二) 谋求生活出路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在我国，虽然早在春秋战国就形成了庞大的士阶层，文学也在宋文帝时代就开始在儒学、玄学和史学之外分立一科，文学作品亦在齐梁时代开始在书目中和另外的书籍分开，但是，由于受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制约，没有象今天那样以写作为职业、靠文章谋生活的专业作家。文人首先要解决生活问题，尔后才能舞文弄墨。因此，做官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主要生活出路，入仕成了文人谋生的手段，许多作家谋求当官便是基于此。唐朝诗人李贺便是其中一个。为生存入仕的另一个原因是封建统治者钳制知识分子的高压政策所致，如明统治者明确规定“士大夫不为所用者罪该抄杀”，迫使知识分子为其服务。
（三）传统文化的影响
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现象，就不能摆脱对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的关注。众所周知，以儒家为中心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儒家经典历来是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仅以唐为例，当时中央官学和地方儒学都以学习经学为主；宋以后“四书”长期成为封建政府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总之，儒家经典贯穿了整个古代教育，耗尽了知识分子的毕业精力。而儒家经典就其政治内容来说是入世哲学，就其外壳来说，经典的语言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至汉朝以后，“六经”被推崇为文学的最高理想代表。由此推知，有较高文学修养的知识分子，在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支配下，步入仕途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与儒学精神相表里的是隋唐以后逐渐确立的科举取士制度。隋炀帝杨广设“文才秀美”科，开创了科举考试以诗赋为主、取士以文才为要的先河。且这种制度延续了整整一千三百年。也就是说。科举制度把文学与做官的关系更密切地结合起来。正如梅介人同志在他的《唐代文艺人才辈出的社会原因》（《人才研究》1986年第2期）一文所概括的那样：“那时士阶层的主要出路是做官，做官的主要途径是进士及弟，而要金榜题名中进士得以诗文才华出众”这就把文学与做官的内在联系说得一清二楚，作家仕途上的“达”也在情理之中了。
(四) 统治者的影响
首先，是帝王作家群的客观存在。仅据《中国文学家辞典·古代(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帝王进入作家之林的就达十七位之多，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帝王作家群。无可讳言，它的存在，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长盛不衰和文学家的群星灿烂及其宦海沉浮不无影响。其次，推动了文学流派和裁体的发展。中国古代不少重大的文学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与帝王的参与有直接的关系，如“汉赋”、“建安风骨”等。第三，不少作家由于受到帝王的宠爱而出人头地。如司马相如因《子虚赋》受到汉武帝的赏识而出名做官；张九龄替唐玄宗撰书为文十三张无须起草，得到破格提拔而成为一代名相。
(五) 士子自身的追求和抱负
以上诸方面为士大夫政治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而士子却以极大的热情表现出与它的高度适应性。委身皇权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精神上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识，平治天下当作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总之，在大一统皇权政治的背景下，在医时济世、忧国忧民的责任驱使下，从春秋战国开始，知识分子都较严格地走着经世致用的道路，他们胸怀为帝王之师的抱负，奔走于漫漫仕途，而事实上，中国古典知识分子，也只有从政做官，委身皇权，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这是历史所证明的。
三 仕宦生活对作家及作品的影响
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政治气候、社会条件、生活环境，以及作家本人对社会生活的亲身实践、经历，势必对作家的世界观产生深刻的影响，并反映到具体的作品中去。
（一） 仕宦生活的积极因素
1．为作家行万里路创造了客观条件
科举时代士子每年从全国的四面八方向京城集中应举。同时，我国古代官吏制度中有以籍贯回避为主要内容的地区回避制。比如清朝规定，官员不得在距离本籍五百里之内任职。那时文官往往在全国范围内升迁。可以想象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要完成这种所谓的“宦游”，往往要作长时期旅行。我国古代的大作家无一不是行万里路者，而“宦游”在客观上为作家行万里路创造了条件，丰富了日后的创作素材。
2．为作家读万卷书提供了环境条件
在古代文学家的仕宦生涯中，大凡都任过类似“校书郎”、“主簿”、“中书舍人”等或与文学打交道，或以收集、保管文史资料为职业的官职。此类官职为作家的大量阅读、潜心写作提供了方便，这种帮助对撰写传记文学的作家尤甚。
3．科举出身的作家基础知识较扎实
综上所述，古代作家大都由科举进入仕途，而真正要换得科班出身，毕竟要经历十年寒窗，掌握必要的文化知识，具有较深的文学功底。又如，以经书为主的应考教材，既是中国古代政治学、军事学、社会学的综合性教材，也是文学、史学、哲学的综合性教材。这说明，在当时的科学文化水准下，他们掌握的知识是比较丰富扎实的。
4．曲折的仕宦生活丰富了作家的创作题材，提高了思想认识
作家们政治上的大起大落，进与退的反复交替，对世态炎凉的亲身体验，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内心世界，扩大了政治视野，对社会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为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顺境时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如柳宗元整整十年的永州贬居生涯，反而造就他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笔者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仕途生活对作家成才和作品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否则，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无法解释。
（二）仕宦生活的消极因素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仕宦生活对作家作品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1．残酷的政治斗争使作家后期意志消沉，缺乏有生命力的作品
曲折的仕途生活，政治上的打击迫害，使许多作家后期厌倦政治、看破红尘，意志消沉，因而缺乏创作激情，缺乏有生命力的作品。如惨遭贬谪厄运的白居易，其后唱吟的大多是闲适、伤感之作。而文学史上素以豪放著称的词家苏东坡、辛弃疾在退居时期的作品中，所抒发的主要感情也是悲然的闲适。
2．文学成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和装饰品，作家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统治阶级重视文学，宠信作家，并规定试赋取士，目的是为了自己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把文学变为忠君文学、奴才文学，把作家培养成宫廷诗人、文学侍臣，使之成为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和装饰品。文学史上曾产生消极影响的“上官体”和“台阁体”便是这一宗旨的产物。相反，一旦与统治者的政治相抵触，甚至填词措辞稍有不慎，便会遭到可悲的下场，“因书废人”，被残酷杀害的有之；“因人废书”，作品遭禁毁的有之。前者如明朝的高启，后者如宋朝的“乌台诗案”。作家和作品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3．儒家思想的某些负效应产生的影响
官僚出身的作家或由作家晋升的官僚，他们一般都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接受、传播、实践儒家思想，因而儒家思想的某些负面效应，也对作家的处世为人和作品的题材、立意、表现手法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由于“存天地，灭人欲”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舆论，使得鼓吹节妇、烈女、孝子等道德说教的小说戏曲蜂拥而至，且导致了我国具有世界意义的叙述体作品为数不多。
2020-01-16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原载《人才科学研究》199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