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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回归传统 开拓新境——林安梧先生访谈录

更新时间:2020-01-16 08:48:46
作者: 林安梧 (进入专栏)  
很多问题是被问错了,就成为严重的问题。

   我认为儒家与道家本来就是“同源而互补”的,我很重视道家,牟先生基本上还是认定儒家为主,道家为辅的,道家做了作用性的保存的功夫。牟先生很显然与宋明理学家不同,宋明理学家辟佛老,认为佛老是不好的,儒才好,到了牟先生,基本上是三教有一个基本的分判,儒家作主流,道家作支流,佛教是外来的。我认为,佛教是外来的,但已经本土化了,儒与道是同源和互补,儒家讲“志于道,据于德”,道家讲“道生之,德蓄之”,基本上是互补的,儒家讲的道跟道家讲的道是同一个道,只是儒家强调人的参与与承担,道家是让道自然开显,无为顺成,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就很有价值了,要懂得回到大自然,要不然“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牟先生本身的形而上学,比如《圆善论》,都比较偏境界形态的,基本上,他是从心性的修养实践的圆,来说宇宙造化各方面的圆,这不是社会政治实践的圆,政治实践很难圆,但是可以有一个圆善,最高善还是可以提的。

   《学刊》:牟宗三先生曾说儒学的发展将来会在大陆,林先生如何看待大陆儒学的状况与前途?

   林:经过一百年的跌宕起伏,遇到很多顿挫,大家都在找寻真正的路,港澳台及马来西亚华人继续维系着这个传统,当时唐君毅先生有个说法,叫做中华民族花果飘零,好像失根的兰花,但他也说我们必须“灵根自植”,但说到自植,必须有个母土,有个真正更宽广更深厚的土壤来生长,大陆有十三亿人口,我认为,儒学在大陆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个趋向其实已经很明显了,与大陆师友来往二三十年来,眼见大陆伴随着改革开放,自然而然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方向,叫回复整个中华文化传统,我认为这是一个康庄大道,老水还潮,回到母土重新生根,重新发荣滋长。

   东晋的时候,中原世族流亡到江东,王夫之《读通鉴论》讲到这一段,说王导最重要的作用在“保江东以存道统”,其实也是以存中国文化之统,中国文化的统系因而保住了。其实,台湾话、闽南话,这汉语是中原古音,是以前中原世族迁徙到福建带来的。福建山多,平原很少,对外交通不便,所以语言就这样保住了。居然最偏远的地方使用的汉语,就是最古老的汉语,台语口语中有很多近于文言,问“你有空吗”,就说“尔有闲否”,“走路”说成“行路”,我认为这冥冥中有一个天运,但不止是天运,因为天和人是密切结合在一块的,人必须去实际参与,才能有这样一个发展。

   大陆儒学的状况,目前来讲,我这样认为,它要生根,不能只是学界内部在谈,也不能像一些讲师一样,把这些东西商品化,以前有种说法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觉得现在该改改这口号,现在应该是“经济发展,文化生根”。要如何生根,我以为必须要出台一些好政策。举个例子,若祖辈父辈儿孙辈买房子能住在同一个小区,那多好,若能给予无息贷款,三代住在同一小区,自然人伦就可以建立起来了。离得远,没有一起生活的经验,人伦就建立不起来了。还有就是要恢复“三祭之礼”:“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要赶快恢复,已经不能再慢了。再慢的话,这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对文化的发展,都有妨碍。很明显的,大陆在制度上已经有些变化,人的个体性强化很多,以前是要把个体性完全泯除掉,强调集体性,现在再这样就行不通了,因为现在私有制已经连着个体性。这时候人伦的建立是必要的,恰当的人伦建立可以缓和个体性的高涨,个人中心主义的高涨,缓和资本主义以利为主导的方式。其实,现在就怕以自由主义为中心,又以权跟利为核心,这样下去,自然会趋向于腐败之路。如果克服了以利为中心,也不以个人为中心,以人伦为重,懂得归返自然,整个就会缓和很多,和谐社会的重新缔造,这才是真正可能的。

   大陆儒学应该配合整个国家社会的进程,而有一恰当的发展。我以为大陆现在就像是汉朝时候的景帝末期,面临一些困境,度过之后就是汉武帝的年代。若真有那么一天,倒不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认为要容纳百家,真正有互动与融通,共生共长,共存共荣。

   《学刊》:在儒学复兴的过程中,有一种保守倾向,要否定普遍性,认为儒学就是儒学,不应该属于文史哲学科中的任何一种,林先生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儒学发展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林:儒学最重视的就是“常道”,常道就有普遍性,全人类基本上都是适合的,自古及今也是适合的,我想现在所谓的儒学的原教旨主义,也不是否认普遍性,而是强调一个更高的独特性、神圣性与绝对性,去涵盖一切,想成为主导,但我的想法不太一样,我以为既为常道,就不必太过强调你的独特性和神圣性、绝对性,其实更应该强调的是可沟通性、可交谈性,要重视的是开放性,要有更多的交往和互动。

   至于在文史哲学科里面,我倒是这样认为:不论文史哲乃至于科学,我觉得,应该尽量去掘发属于儒学的核心部分,举个例子,比如医学,做一个好的医师的医德,一定会跟儒学结合在一块,我是说儒学应该有一个很宽广的态度。至于大学里面是不是要有一个儒学研究机构,我觉得那是很好的。当然,不是说水平一下子就可提上来了,但总要落实去做,一步步累积,一步步做好。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小孩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所谓的进退洒扫应对,从这里开始做起,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要来推展人文教化所必要有的东西,也不一定标举非儒学不可,其他的也行啊,我做了,但是成功不必在我。若是基督徒的话标举基督,佛教徒标举佛教,穆斯林标举伊斯兰,这很好啊,只要是人伦常道,那就不妨碍于儒学,甚至可以说,这就是儒学。这可以是一个广义的人伦常道,所以做一个儒学的学者,或者做儒教的信徒,不妨碍他成为基督徒,不妨碍他成为佛教徒,不妨碍他成为道教徒,不妨碍他成为伊斯兰教徒,我觉得应该是更宽广而更包容的。

   帝皇专制,父权高压,男性中心,伴随着儒学发展的两千年。有帝皇专制式的儒学,有男性中心的儒学,有父权中心的儒学,这都违反儒学的“仁”这中心意旨。其实,我们应该从这里解开,真正回到仁恕之道,真诚地去关怀和爱。既然是真诚的关怀与爱,上下长幼应当有恰当而适度的关系,虽有长幼尊卑,但不能强调太过,所以我不主张恢复跪拜之礼,除非是祭祀天地祖先神明,平时和老师鞠躬作揖是可以的,不一定要行跪拜礼。我认为毕竟时代在逐渐变化,慢慢就会走上比较好的路子上来,看《论语》大概也看不出夫子的时代,弟子是五体投地跪拜他的。孔子和宰我还有严重的辩论,弟子与他的关系,固然是师生,有些尊卑的分别,讨论问题的时候,还是蛮平等、很文明的。在学术里头,面对真理的时候,当仁不让于师,大家是平等的,不要让两千年帝皇专制、父权高压的东西又跑回来。

   《学刊》:林先生认为传统儒学中有哪些不足之处,亦即有哪些需要修正的东西?

   林:儒学的基本内容并没有被固定化,但就一个常道来讲,有个基本范围,就是对宇宙,对人间、对万有的爱和关怀。但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空,会有不同的方式,现在的父子关系和以前的显然不一样,但是关怀和爱终极是一样的,子女孝敬父母的方式可能不一样,但是敬意应该是一样的。不是我们要去修正儒学的哪些部分,在发展过程中,自然能发现哪些已经过时了,以前晨昏定省的方式当然是重要的,但现在恐怕不是去帮父母温被,而是去帮他们装一个电暖器就好了。具体的方法变了,但背后的精神应该是不变的,至于在传统里,有一些基于地方的特殊的文化需要,然后被强化,比如安徽有很多贞节牌坊,那是因为徽商在外,家庭和人伦总要稳住,所以要靠女性,靠母亲,靠太太,后来就上纲,强调神圣和伟大,但无限上纲以后,又有权力介入,就变成另外的不幸了。

   在很多地方,儒家的表现方式不同,比如台湾是一个拓垦社会,没有贞节牌坊。有些地方有这样的传统,哥哥过世,大嫂就归小叔了,人伦家族保住了,也不会失礼。各个地方有各种做法,不会只是单个方向的,我们在批判传统的时候,会把传统简单化,比如有人说礼教吃人,可是仔细想想,吃人的礼教就不是礼教,礼教怎么可以吃人呢?礼教是用来安顿人的身心的,“礼与天地同节,乐与天地同和”,礼乐教化使人有分寸、有节度,可以和合同一,居然变得会吃人,这还叫礼教吗?在这里要分辨,要条理,条理以后,该批判的要批判,但是批判的不是儒家本身,是伴随着历史发展而出现的那样的儒家,不是儒家本身就一定会那样,需要区别。

   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的精神智慧,应该参与到人类各个不同文明的更多交谈、互动与融通,应该让儒道佛内部有更多的沟通,与西方的文明有更多对话,不用强调如何保护传统文化,更多沟通过程里面,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可贵,我对这一点很乐观。但是要生长,光拿着一些语汇去跟洋人谈没用,这个生长要通过具体的政治社会去实现,就像刚才提的,法令变一变,可能大有帮助,三代买房在同一小区,给予无息贷款,三赢,国家赢,人民赢,社会也赢。这就可能“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原载:《洙泗儒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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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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