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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清代中叶朝鲜与日本对中国的观感

更新时间:2020-01-14 11:56:23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观门户神画源判官义经像云云,世或称贵邦太祖为源判官后,不知贵邦有传之者乎?”同时在场的朱柳桥无可奈何下,只好勉强应对说:“以前观日本书,我朝天子先世姓源,系日本人,今忘其书名。我邦或传以康熙帝自言云,均不知其信。”连皇帝也成了日本人,在这种不可证实的传闻中,似乎日本人相当得意(14)。因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汉唐中华已经消失,中国与四夷的位置已经颠倒。他们虽然承认中国是大国,日本是小国,但是当他面对汉族中国人时又专门强调“有土之德,不国之大小,众叛则地削,桀纣是也,民和则天下一,汤武是也。敝国邃古神功皇后征三韩,光烛海外,至今千万岁,一姓连绵,生民仰之,可不谓至治哉?此聊敝国之荣也”(15)。反过来,他们说,中国却已经荣光失尽,正如述斋林学士所说的,因为满族人的入主中原,所以“今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土之风俗尚实之不可问也”(16)。

   这种轻蔑的口吻当然会让中国人很不舒服,中国人虽然落难在异邦,但是心里仍然有一种习惯的大国意识,当本田说了这一番为日本张目的话之后,一个叫张谟弟的人就很不服,虽然不便直接反驳,却想方设法迂回地反唇相讥,他避开话头,却以长崎风俗为例说,“长崎通事,其〔兄〕亡过,将嫂收为妾”(17)。同样在道光六年(1826),当一个叫野田的人故意捅清人忌讳处,说吕留良很伟大,“晚村之不臣于贵朝者,是余所以最信晚村”,在被逼无奈下,朱柳桥也只好以攻为守,转而说“苗俗有跳月之风,任人自为配偶,今日本男妇,亦多野合者,国法不禁”,似有反唇相讥的意思(18)。

   毕竟在他人屋檐下,中国人的这种反击似乎只是偶尔一现,倒是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在笔谈记录中处处显现,就连山水风光的议论,有时也成了另一种“竞争”,日本人简堂询问说“芙岳秀绝,孰与贵邦天台山?”中国船主杨嗣元说:“芙山较天台山一色,但天台山能使人上去游玩。”但是,简堂却显然把比较当成了比赛,于是,便追问“(天台山)三夏戴雪么?”当杨氏回答“无雪,因地气暖之故”时,他就得意地补充:“果然不及芙岳也,若其绝高,假在南海〔终〕(中)〔年〕戴雪矣。”这种无端自负顿时使得杨“默然无语”。如果说,原来处在朝贡体制中心,作为宗主国的中国人还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国族意识的话,那么,原来处在朝贡体制边缘的朝鲜和日本人,国族意识就已经很浓厚了,不仅是在话语中彼此角力,就在互相的了解中也一样相互提防,虽然漂流到日本的中国船员并不介意日本人借阅中国的历书,探问中国的知识和政治,但是,当中国船员打听日本情况的时候,他们却相当警惕。杨启堂向野田氏借阅日本地图,他就说,这“是吾邦大禁,不许外人看”(19),当他们向野田打听日本通天文地理的人时,他又说“天师府中之事,不与外人道,恐泄天机”(20)。

   这时的日本和中国,彼此都有警惕和敌意。

  

   四、分道扬镳:17世纪以后的东亚还有认同吗?

   在相互的对望中,可以看到彼此难以自我发现的死角,更可以看到彼此不同的眼光和立场,朝鲜使者的清国行记、漂流船员在日本的笔谈正可作如是观。《燕行录》中体现朝鲜人对明代的认同与对满清的蔑视,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当时朝鲜人的政治服从、经济朝贡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分裂,一方面又使当时中国人看到朝鲜人之后,不由有故国离黍之思,刺激了汉族历史回忆。这是一个历史的大题目,同时,日本也渐渐呈现了“要建立其独自的国际秩序”的意图,从山鹿素行到本居宣长都在不断地强调日本为中央之国的思想(21)。因此,在丰臣秀吉发动壬辰之役(1592)以后的日本、明亡(1644)以后的朝鲜,大体已经放弃了对清帝国的认同姿态,东亚诸国对于满清帝国的这种看法转变,究竟如何影响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后来的历史和思想?

   近来,很多学者包括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学者都好谈“亚洲”这个话题,有时候,“东亚”作为一个和“欧洲”或者“西方”对应的文化共同体,似乎也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可是,如果说这个“东亚”真的存在,恐怕只是17世纪中叶以前的事情。在明中叶以前,朝鲜、日本对于中华,确实还有认同甚至仰慕的意思,汉晋唐宋文化,毕竟还真的曾经让朝鲜与日本感到心悦诚服,而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也就这种众星拱月中洋洋得意。

   但是,这一切从17世纪以后开始变化。

   先是日本,自从丰臣秀吉一方面在1587年发布驱逐天主教教士令,宣布日本为“神国”,一方面在1592年出兵朝鲜,不再顾及明帝国的势力,其实日本已经不以中国为尊了,不仅丰臣秀吉试图建立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大帝国,就是在学了很多中国知识的德川时代的学者那里,对于“华夏”和“夷狄”,似乎也不那么按照地理学上的空间来划分了。从中世纪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衍生出来的三国鼎立观念,到了这个时候渐渐滋生出一种分庭抗礼的意识,到了清朝取代明朝以后,他们更接过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22),使日本形成了神道日本对儒家中国,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23)。延宝二年(1674),明清刚刚易代,林罗山之子林恕为《华夷变态》作序的时候就说了,“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这时的日本已经视中国为鞑虏(24)。接着是朝鲜,毫无疑问,在明帝国的时代,朝鲜对于“天朝”也有疑窦与戒心(25),但是,本身是蛮夷的满清入主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人对这个勉强维持的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所以,李??痛心疾首地申斥道:“大抵元氏虽入帝中国,天下犹未剃发,今则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26)

   对于东面邻邦的戒惧和警惕,虽然自明代中叶的倭乱和明代后期的朝鲜壬辰之变以后,中国也曾有过,像明代万历年间的周孔教就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与明帝国分庭抗礼,已经说明“我朝二百余年以来无敌国,有敌国自今日始,此岂可以岁月结局乎?”他倒是看到了日本的威胁,要求明帝国早作预备,“万一事出意外,祸从中起,可为寒心”(27)。

   但是好像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没有这种意识,一直到清代中叶的满族统治者仍然如此。可是,这只是一厢情愿,很显然,17世纪中叶以后的东亚三国已经分道扬镳了,即使在号称盛世的乾嘉年间也仍然如此,尽管清帝国的人们还在期待“万国来朝”,但是实际上东亚三国的观念世界中,哪里还会有什么“东亚”、“中华”(或相当于现代所谓“东亚”的地域认同),那个在汉唐宋时代可能曾经是文化共同体的“东亚”,已经渐渐崩溃,而现在一些人期盼的新文化共同体“东方”,恐怕还远远没有建立。

  

   2004年7月5日写于香港城市大学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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