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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数字时代的中美战略竞争

更新时间:2020-01-14 02:45:29
作者: 阎学通 (进入专栏)  
淘汰了摩托罗拉。3G时代的初期是群雄竞争,但后期则由苹果称霸,苹果还成功地将其主导地位延续到4G时代。摩尔定律则决定了数字经济的超越式竞争特点。这个特点意味着,中美战略竞争的不是一次性的技术优势,而是长期的技术创新能力的优势。

   第三,数字经济时代的特殊性突显了国家领导力的核心在于改革能力。由于持续技术创新能力的优势决定数字经济时代竞争结果,因此一个国家能够通过改革为创新提供持久的动力,它就有了赢得大国战略竞争的可能。有人认为,持续不断改革表明上次改革没有成功,这种认识源于对改革的误解。任何改革都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的新解决方案,然而原有问题解决的同时必然会产生新的问题,因此就需要进行新的改革来解决新问题。这就决定了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当前,美国能在制度、教育、科技、体育、文化等多个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其原因是美国在持续改革方面比绝大多数国家做得好。同理,在美国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比中国先进的条件下,中美综合实力的差距缩小,是因为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改革没有中国进行的广泛和深入。国家领导力的差别,其核心是改革能力的差别。政府改革能力越强,一国的创新能力上升得越快,国家实力也上升得越快,反之则越慢。当政府采取倒退的破坏政策时,该国的创新能力将趋于零,国家则出现衰败。

   对改革效果的评价并不是横向比较实力的大小,而是纵向比较一国实力增长速度的快慢。所有国家的国民都是根据现实生活来对自己和国家的未来做预期判断的,人们关心的是自己的未来是否能比现在好。生活在一个不断改革的环境中,民众就会认为将来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而在一个没有改革的国家,即使该国的制度、环境和条件横向比较都好于其他国家,但该国的民众仍会失去对未来的希望,因而失去奋斗和创新的动力。改革是一个动态的事务,因此不宜进行静态比较。国家之间不是比较哪一方的起点高,而是比较谁的改革速度快、改革深度大,因此弱国只要能长期保持改革力度大于他国,缩小与他国的实力差距就是必然结果。

   比较当前中美两国的社会期望,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千禧一代”和“Z世代”(指20世纪90年代中叶到2010年前出生的人。——编者注)认为他们的未来难以超越他们的父母一代,而中国的80后和90后则认为他们的未来必定胜过他们父母一代。美国建国以来的成就是建立在不断改革的基础上,然而,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重大改革不多。虽然美国当前的总体实力和发展水平远高于中国,但美国年青人对自己未来的期望却低于中国年青人。对中国来讲,现在急需的是恢复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决心和能力,不能被所谓“深水区改革比浅水区难”的主观臆断所误导。任何时期的改革都同样的困难,相比较而言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中国的物质基础和知识储备都远不如现在,但当时改革的意愿比现在强大数倍。在数字经济时代,大国战略竞争的重点就是政府不断地进行改革,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希望,使人民保持创新的激情,以促进社会快速进步。网络经济靠技术创新推动,而技术创新能力靠政治改革推动,而政治改革靠政府领导力推动。这意味,当下中美战略竞争比拼的是政府领导力。

  

   技术竞争及美国的战略偏好

   中美战略竞争处于数字经济时代,因此在这个时代进行大国战略竞争的战略选择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因此双方竞争的重点、策略及影响也将不同。

   一、网络技术和数字经济的竞争

   第一,数字经济及其技术竞争呈现“三个世界”的分化趋势。根据2017年数字经济的规模,第一世界是美国和中国,美国为11.50万亿美元,中国为4.02万亿美元。第二世界的日本和德国突破2万亿美元,英国、法国、韩国的规模在1万亿以上;剩余国家是第三世界,目前规模都小于0.5万亿美元。在全球化条件下,网络经济也必然是两极分化的趋势。2017年,全球 GDP达到80.68万亿美元,而二十国集团(G20)的成员国累计GDP规模占比全球85%,世界上其余170多个经济体只占不到15%。如今数字经济的第二世界国家的数量要远远少于冷战时期工业化经济的第二世界国家数量。自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国际地位不断下降,其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小于澳大利亚,数字经济的规模只相当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目前俄罗斯凭借军事力量来维持地区大国的地位,但它已从发达国家衰落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无逆转迹象。

   数字经济之所以近年来成为中美两国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主要是靠无线通信技术的快速升级换代,因此无线通信技术优势成为中美两国竞争的焦点。2019年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CTIA)发布了《5G全球竞争》报告,根据其评分,中美并列第一(19分),韩国第二(18分),日本第三(17分)。美国国防部2019年发表了《5G生态系统:对美国国防的风险与机遇》报告,认为:“中国通过一系列积极的投资和频谱分配举措,在5G发展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而在5G发展上,中国、美国、韩国和日本是第一梯队,英国、德国和法国为第二梯队,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为第三梯队。德国专利数据公司IPlytics的报告认为,位于前10位的拥有5G技术专利的公司是,三星、华为、中兴、爱立信、高通、 LG、英特尔、夏普、中国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诺基亚(含阿朗)、交互数字技术公司。虽然这些报告数据并不完全一致,但都显示出中国的5G技术至少与美国处于相同水平或略有优势,因此网络领域的中美两极化趋势将会进一步加强,中美竞争也将会更加激烈。

   第二、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向技术标准制定权集中。冷战结束至今,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是国际规则制定权,当前的国际规则制定权越来越集中于通讯技术的标准制定,具体而言就是关于5G的技术标准。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研究所负责人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说:“中国想要确保其龙头企业能够成为全球竞争的赢家,这样他们就能够设立新的规则。我们在与中国进行科技竞赛,这不是下一个季度谁的利润率更高的问题,而是一个持久战,两个不同体系、不同规则的竞争。”美国国防部的《5G生态系统》报告指出:“先行者国家会制定标准和规范,其他国家将不得不采用这些标准和规范。”

   网络技术与其他技术有何不同?自古以来,在大国的战略竞争中,技术都至关重要。例如在古代,铁器、云梯、马镫的发明都使发明方增大了在战争中获胜的机会,所以技术一直都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内容。如今的网络技术创新不仅决定了国家战争能力的强弱,还决定了社会财富增长速度的快慢,社会变化和进步的大小,以及综合国力的发展状况。网络技术与核技术两者的应用范围是没有可比性的,核技术的应用范围是有限的,但网络技术则是无限的。网络在今天社会中起着中枢的作用,它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都无法与网络相分离。网络技术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面临的大国战略竞争的内容和形式将与先前不同,网络技术的核心性与重要性也将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逐渐凸显。

   二、美国的战略选择

   就中美战略竞争而言,其本质是双方实力差距缩小导致的国际权力再分配的竞争,即国际权力要按照新的实力对比进行分配。以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为例。在国际金融领域,尽管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增强,但在该领域的权力却并没有相应扩大,依然受到美国的制约。中国建立亚投行在客观上稀释了美国在全球的国际金融权力,因此美国阻止其盟友加入。根据实力结构变化进行国际权力再分配的调整,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现有的国际权力结构进行调整;二是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和美国对华为的遏制属于后者,即制定什么样的国际规则。美国认为当前的国际贸易规则对中国有利,增强了中国在贸易领域的权力;中国作为第一大贸易国,对WTO的影响太大,WTO的许多规则都服务于中国的利益而非美国利益。美国想要废弃WTO规则,依据美国的需要制定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即从其原先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改变为公平贸易原则,即双边贸易不得有大顺差。其中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则问题,则关系到技术标准和技术保护问题。

   从目前的态势来看,中美贸易谈判的关键已不再是平衡贸易赤字问题,而是美国想通过新的双边贸易协定阻止中国科技进步速度。公平贸易是指双边贸易中进出口相对平衡,美国现在已不关心贸易赤字问题,而是将重点转变为以协定压制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于是竞争的焦点聚集于国际电子通讯技术的优势问题。目前全球性的网络规则尚不健全,现有的一些规则覆盖面不广泛,约束力也不强。奥巴马将这一领域的规范问题称为是“蛮荒时代”。制定什么样的网络规则正在成为中美之间竞争最核心的问题。

   在网络规则的竞争中,中美分歧是多方面的,其中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一是关于美国企业在中国独资经营的问题。是否允许外国网络企业在华独资经营,这是一个网络规则的问题。二是关于国企补贴的问题。国企补贴问题反映的是国家科技发展政策问题,即政府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技术创新的竞争。特朗普声称,美国的5G战略是由私营企业为主体进行的,不依靠政府的扶持与干预。而美国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对华为的遏制,显然并不是美国所声称的不得动用政府力量支持企业的技术竞争。美国国防部的《5G生态系统》报告更是明确要求美国政府全面直接介入5G的战略竞争。1958年美国决定建立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则是一个完全由政府主持的科技竞争例子。三是网络规范应是自由流动原则优先还是安全保障原则优先的问题。美国强调网络是用于传输信息的,流动自由应为网络规范的第一原则。而中国认为,互联网事关国家和百姓的生活安全,因此将网络安全视为第一原则。这就使中美双方就网络规则产生严重分歧。网络规范的竞争充分体现了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质是规则制定权之争。

   特朗普政府在战略竞争中倾向于采取单边主义的策略。特朗普政府认为,在多边场合美国无法发挥其绝对优势,因此选择只进行双边谈判的单边主义策略。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只要是双边谈判,美国就自然获得实力优势。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朝核问题谈判中,美国都坚持双边谈判而不进行任何多边谈判。在遏制华为5G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内部存在着策略分歧。以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为代表的部分政府要员认为,需要借助盟友的力量共同遏制中国,因此他们到处游说盟国拒绝华为的5G技术。特朗普本人则认为盟友指望不上,因此盟友们会以协助美国遏制华为为砝码,在贸易上占美国的便宜,因此特朗普一面遏制华为一面对盟友提出增加关税的威胁。

   自2018年12月美国让加拿大抓捕孟晚舟以来,彭斯和蓬佩奥游说盟国遏制华为5G的外交成果有限,除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坚决支持美国,其他的盟友表现得并不积极。英国率先表态,认为5G的安全问题是可控的,变相拒绝了美国的要求。此后,德国、法国、意大利都表态不拒绝接受中国的5G技术,印度也表示无法排斥中国的5G。日本在这一问题上摇摆不定。2018年12月时它坚决支持美国,但到了2019年3月突然宣布在5G技术采购上不会排除特定的国家和企业,这就是变相放开了与华为合作的限制。今后日本在5G上的政策仍可能摇摆。虽然澳大利亚政府坚决抵制中国的5G技术,但西澳大利亚州在调查了联邦政府制定的相关规则后,仍表示同意华为继续提供5G产品和设备用于该州的地铁项目。

中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基本上采取了多边主义的策略,这不仅体现在政府的表态中,更体现在中国的具体行为中。中国的主场外交活动都是多边国际会议,中国积极参与的G20、金砖国家峰会、亚投行、上合组织、“10+1”、东亚峰会、“17+1”都是多边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强调多边主义原则,但遇到了一些现实困难。由于基础设施投资风险大,因此愿意参加多边投资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很少,到目前为止,在“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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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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