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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浩:《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书后

更新时间:2020-01-13 21:55:08
作者: 吕文浩 (进入专栏)  
第六章《以西学为重的课程变革:从人文至理工》反映得尤为集中。作者对清华人事网络与权力组织的分析,对校长人选、贡献与继承风波的分析,对中美教师素质与差别待遇的分析,很得史笔神韵。至于对外交部管辖清华优于教育部的分析,对曹云祥贡献的肯定等等,如果笔者的理解不错的话,作者不是为翻案而翻案,故作惊人之笔,而是结合历史情境做出的论断。历史学的研究应该脚踏实地,修正流行的任何偏见。本书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有价值的工作。这也是本书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近人关于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多集中于各个时代的学制、教育思潮或教育家的活动、教育思想等方面。前者失之于面宽,后者失之于面窄,都难以反映一个特定时代、特定空间教育史的真实面貌。学校是教育的主要载体,离开校史研究教育史很难得出有力量的结论;选择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学校作为个案考察的对象,不失为推进教育史研究向纵深拓展的有效途径。

  

   令人遗憾的是,近十年来除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之外,校史研究目前大体上还未进入教育史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有关的资料书不是太简略,就是太偏狭,远远不能适应学术研究的需要;编著的校史著作往往是适于校方宣传需要的一般读物,大多出于众手(如署名某某“校史编写组”),缺乏宏观的学术考虑。这个样子的出版物只有一般的参考意义,严格说来,未足厕身于学术著作之林。陋见所及,《交通大学校史》(1986年版)、《南开大学校史》(1989年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96年版)是较有价值的几种。台湾的情况与大陆相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国祁教授也说“台湾各大学自己修撰的校史,均不可读”。如果我们认为研究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史离不开对各个层次有代表性大学的深入个案研究,那么这种落后的研究现状就值得一番反思了。

  

   《清华大学校史稿》是官修史书,《清华学堂》是私修史书。官修史书可以充分享受到校方权力介入带来的资料、人力、经费诸多便利,但是同时免不了要受(一)就本校论本校(二)学校宣传口径带来的诸多限制,难以展现学者个人的学术思路和学术抱负;私修史书在目前校史研究异常落寞的环境中要求得发展的确困难重重,资料搜集受许多学术之外条件的制约,同类著作学术水准偏低,缺乏活跃的学术讨论等等都使得高水准的校史著作不易出现。据笔者私下和有关学者交换意见时了解,对《清华学堂》一书的若干观点有些学者还持不同意见,甚至还有人根本不以为然,当笔者建议他们写文章讨论时,他们都不愿意写。《清华学堂》一书的作者不是本校校友,完全出于学术考虑进入清华校史研究,只此一点,便值得我们重视。本书的若干观点、方法都不无推敲的余地,但它走的路子是对的。我们希望这种功底扎实,别开生面的校史著作成批的出现,这样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才会深化。校史研究要取得质的突破,首先必须使校史研究成为学术界共同关心、共同讨论的课题。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是也不应该是各个学校校方派定的三几个人的“工作任务”或专利品。把校史研究局限在“自家人来”,“扬自家声光”不是纯正的学术态度,从来做不出什么大文章来。而把校史研究从目前的状态下解脱出来,首先有赖于各校校方的努力。这些题外的话,在此姑且不多申述。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苏云峰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96年8月版,平装本新台币450元,精装本新台币500元。

  

本文是作者刊于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6期(1998年)上长篇书评的缩写版,原文约1万字。

  

  

  

本文责编:sunxu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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