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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光清:日美贸易战的起因及影响——从美国霸权护持战略角度的审视

更新时间:2020-01-12 16:23:50
作者: 熊光清 (进入专栏)  
日本成为美军的后方和军需基地,美国政府支付巨额的特殊采购,这些特殊采购占当年日本出口贸易的27%,从而给日本带来了“特需”景气,日本经济由此走出困境并迈向繁荣。

   1957-1973年,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日本经济在高速发展阶段有过三大景气时期,分别是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和伊奘诺景气。伊奘诺景气持续时间达到57个月,其中在1966-1970年度,日本实体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2%、11.1%、11.9%、12.0%、10.3%,1971年降为4.4%。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10%以上,如此长时间连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不仅在日本历史上十分罕见,而且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此后,日本进入经济稳定增长阶段(1974-1989年)。1974年,日本出现了战后第一次经济负成长,并且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时,日本制造业重心转移,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迅速成长,但是,这些新兴产业未能改变日本经济减速的趋势。尽管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宣告结束,但仍然保持着较好的增长态势,实现了稳定的增长,这对美国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形成了极大挑战。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三菱财团买下位于美国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这被视为日本兴起和美国衰落的象征。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感受到日本在经济领域已经对其形成了严重威胁,所以,不得不痛下杀手。苏联解体后,美国已经不存在全球性挑战对手,它开始把可能破坏美国地区性霸权的国家作为打击的主要对象,同时,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框架中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各国之间相互关系定位的全球性战略格局发生重大改变,[13]这样,美国不仅在主观意愿上可以放手对付日本,而且可以对日本采取更强有力的手段来阻止其经济发展。

   三、日美贸易战的展开及后果:从美国霸权护持战略角度进行审视

   二战后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对日本经济采取由改造到扶持的政策,并对日本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冷战开始后,美国希望通过日本加强对苏联和中国的制约与围堵,把日本变成反对共产主义的桥头堡,因而大力支持日本经济的重建和复兴。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下,日本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并发展起来。这一时期,日本是美国的忠实盟友,成为美国实施全球霸权战略在东亚地区的重要基地,为美国实现全球霸权起到了马前卒的作用。

   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企业大量向美国出口纺织品和钢铁等商品,严重威胁到了美国这些产业的发展,这样日美之间发生了首次贸易摩擦。美国轻工行业针对日本中小企业出口带给美国纺织业的消极影响,向国会提出限制进口的保护请求。为了避免矛盾激发,1956年日本纺织业实行自愿出口限制。1957年迫于美国压力,日美两国政府签署了《日美棉织品协议》,以政府间协议的方式实行自愿出口限制。同时,随着战后美日关系的发展和日本经济的繁荣,日本不断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与美国改造和支持日本的初衷相违背,并且,日本经济势力在亚洲的扩张,也损害了美国在亚洲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14],同时也损害了美国的霸权利益,显然,美国不能允许日本偏离自己的轨道。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日美贸易摩擦开始升级,日美贸易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尖锐,并开始涉及金融领域,以金融战的形式表露出来。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陷入“滞胀”,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都受到来自日本和欧洲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严峻挑战,这引起了美国国内的空前关注与激烈争论。于是,美国开始改变对日本的经济政策,并不断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本在经济领域做出重大让步,特别是希望通过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来削弱日本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缓解美国对日贸易赤字。

  

   为了避免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日本采取了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缓解美日经济摩擦。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放开日本国内市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1986年日本对1800多种进口产品实行降低关税并免除进口税,1987年修改特惠关税制度,取消300个低税进口商品的进口税。1990年取消1004项商品的关税,使进口制成品中进口关税的取消率从42%提高到56%。[15]为了规避美日贸易摩擦,日本积极推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促进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日本为防止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将国内淘汰的某些传统工业生产转移到东亚,把东亚地区作为日本工业制品的重要销售地,[16]并创造了雁行模式[17]。

   但是,美国对此并不满足,它要求日本作出更大的让步。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等五国的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签订了《广场协议》,宣布联合干预汇率市场,结束美元汇率偏高的情况。《广场协议》拉开了日元升值的序幕,也奏响了日本经济被绞杀的悲歌。

   “广场协议”后,日本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双双下行,为了刺激经济,日本政府不断放松银根,造成国内流动性泛滥,加上大量资金为了躲避汇率风险而进入日本国内市场,从而不断推升日本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投机热潮,日本经济出现明显的脱实向虚倾向,大量资金进入金融领域和房地产领域,经济泡沫化趋势不断增强。并且,由于日本产品的竞争力依然较强,日元升值并没有减少美日贸易逆差,因而美国要求解决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美国对此仍然充满了不满。从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战的发展史可以看出,日美贸易战逐渐发展成为包括技术战、投资战、贸易结构战等多领域的复合化、多元化贸易战。[18]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美贸易之间的矛盾日趋白热化,表现出结构性贸易战特征,日美贸易战全面升级。这一时期,美国进一步向日本施压,催促日本解决两国经贸关系中的结构性障碍因素。1989年5月,美国总统布什提议发起日美结构性障碍倡议,希望通过日美之间的经贸磋商,促使日本开放更多的国内市场,并修改相关经贸政策。美国总统布什和日本首相宇野宗佑在1989年7月巴黎经济首脑会议上宣布了日美结构性障碍倡议,并发布声明计划于1990年春季左右达成中间协议,一年之内签署正式协议。1990年6月,日美在中期协议的基础上达成《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该协议旨在推动日本在反垄断法、专利法、定价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以放松对进口商品以及外国企业的歧视性待遇。[19]尽管日美之间的磋商在表面上是对等的,互相可以指出对方的结构性问题,并提出相应措施加以改进,而在实际上并非是对等的,主要是美国要找出日本方面的问题,由日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经济泡沫叠加美国压力,灾难终于降临了。1989年12月29日,日经平均指数达到最高的38957点,此后开始下跌。土地价格也在1991年左右开始下跌。这样,泡沫经济开始破裂。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一般认为是在1986年12月到1991年2月之间,日本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泡沫经济现象。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经济出现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经济衰退。日美贸易战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美国通过贸易战成功遏制了日本的崛起,稳固住了自己的经济霸主地位。

   四、结语

   回顾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轨迹,可以说,日本经济的兴衰起落完全掌控在美国手中,服从或取决于日本在美国全球霸权战略中的地位。二战后初期,是日本经济的重建和恢复阶段(1945-1956年),美国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并开始扶持日本经济。此后,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发展阶段(1957-1973年),这一时期,美国完全把日本纳入了自己的全球战略框架之中。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结束高速发展阶段,进入经济稳定增长阶段(1974-1989年),这一时期,美国已经意识到日本的发展对美国形成了挑战,开始防范或遏制日本的崛起。1985年“广场协议”意味着美国开始对日本痛下狠手,到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苏联解体,日本的战略地位大为下降,美国更是把日本视为挑战者,全力围堵,结果日本经济停滞,日本辉煌不再,更谈不上挑战美国了。

   美国霸权的历史就是不断控制和虐杀他国的历史,美国霸权护持的过程就是不断猎捕和绞杀挑战者的过程。在二战结束后的四十多年间,美国通过冷战,绞杀了苏联,这个与美国超级大国对立的另一个超级大国,其结果是苏联解体,分崩离析,不再具有整体上向美国霸权挑战的能力。冷战结束后,美国把矛头指向日本,这个盟国内的挑战者,在美国猎捕和绞杀苏联过程中充当跟班和帮凶,借机发展起来的幸运者,并且它也并没有挑战美国世界霸权的意愿与能力,这一次,美国通过经济战,主要是贸易战和金融战,成功实现了对其猎捕和绞杀,并使之彻底驯服,失去了挑战美国霸权的意志和信心。

  

   注释:

   [1] 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p.44.

   [2]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3.

   [3]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36.

   [4] 丛培影.霸权维系条件及对其制衡的意义[J].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刊,2015(2).

   [5] 李晓、李俊久.美国的霸权地位评估与新兴大国的应对[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1).

   [6] 秦亚青.美国国家战略:在进攻与整合之间[J].现代国际关系,2003(8).

   [7] 张敏谦.美国对外经济战略[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34.

   [8] 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曲折历程[J].美国研究,2015(1).

   [9] 陈海宏.冷战时期美国的军事战略与军备建设[J].理论学刊,2007(11).

   [10] Samuel P. 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Issue 2, Mar/Apr1999, pp.35-49.

   [11] 林尚立.政党制度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96.

   [12] 崔丕.美国关于日本战争赔偿政策的演变[J].历史研究,1995(4).

   [13] 刘明清.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史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451.

   [14] 何晓松.日美政治经济摩擦与日本大国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1.

   [15] 马文秀、陈军贤.日本化解贸易摩擦的对外经贸战略[J].日本问题研究,2006(1).

   [16] 周泽红.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的经验与启示[J].现代日本经济,2006(1).

   [17] 20世纪80年代,在西太平洋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像雁阵一样有序。美、日作为领头雁,亚洲四小龙为第二梯队,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为第三梯队。这种产业结构的雁阵形态,被称之为“雁行模式”。

   [18] 冯昭奎.美日经济摩擦及其在亚洲的争夺[J].美国研究,1992(1).

   [19] 潘莉莉.美日贸易战对中美贸易摩擦借鉴意义[J].北京金融评论,2018(3).

   (本文发表于《日语学习与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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