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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慈禧太后与义和团之六

——​——主和派的结局与主战派的下场

更新时间:2020-01-11 16:07:36
作者: 安立志  

  

   海口市有个“五公祠”,五人之中,除了唐代的李德裕,其余4人(李纲、赵鼎、胡铨、李光),都是南宋初年的政治家;都是抵抗金国(即通古斯人、女真)入侵的主战派;都是被朝廷撤职流放到海南岛。

  

   在中国古来的历史上,每逢外敌入侵,如何应对局势,庙堂之上总会呈现对立的两派,即主和派与主战派。主战派往往被称为爱国者而流芳千古,而主和派往往被称为卖国贼而遗臭万年。上述4人与同时期的岳飞是主战派的代表,而当时的赵构与秦桧君臣,则是主和派的代表。这些人物在历史教科书中已盖棺论定。当然也有例外,上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吕思勉对秦桧与岳飞的评价就与世俗不同(《白话本国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412),只因后来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考虑到局势与舆论,只好下令对这套教科书进行修订。不过,这似乎也坐实了人们对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浅层理解。

  

   时值中美贸易战的进行时,这种思维惯性仍在发挥作用。在特殊的政治场域中,非常自然地赋予这场贸易战以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敌对性质。且不说主流电视频道不失时机地推出了抗美援朝的旧影片,一些主流媒体轻车熟路地按照“攘外必先安内”的思路,开始对国内的“亲美派”与“投降派”大张挞伐。梁兴国先生为此撰文,《不宜将贸易战异议者斥为“投降派“》(2019年6月22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我对文章的看法是赞成的。中美贸易战,既非热战,也非冷战,只是贸易纠纷与经济摩擦。摩擦或纠纷的双方属于贸易伙伴或竞争对手;解决摩擦与纠纷的手段不是战争与武器,而是谈判与磋商。如何应对中外贸易的矛盾与冲突,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国民予以关心或议论,不过见仁见智。利益相关者的关切,体现的正是主人公精神。封杀、抵制、批判、打压不同的看法与议论,将一些主张谈判与和解的议论视为“投降倾向”、“敌对思维”,将斗争矛头指向内部、指向自己人,“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外部纠纷未解,内部阵脚先乱,这仍是阶级立场与斗争思维的惯性。

  

   其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主和派与主战派有时只是应对局势变化的不同看法与立场,二者并不总是忠奸立辨、善恶分明的敌对派别。中国近代史上就有这样的例子。

  

   1900年夏季,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前夕,满清朝廷内部就出现了主和与主战两派意见。两派的意见对立,集中体现在慈禧太后连续召开的四次御前会议上。主战派以实际掌权的慈禧太后为首,其主要成员有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以“皇族近支”为主的满清贵族;主和派以被剥夺了权力的光绪皇帝为首,其成员有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等满汉高官。虽然阵线分明,其实力量悬殊。

  

   慈禧太后以光绪名义颁布的“宣战上谕”无疑是主战派的政治纲领。“宣战上谕”谴责外国列强:“三十年来,……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我民人,勒索我财物,……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页742)这是一份爱国主义的御侮宣言,气壮山河,义薄云天。然而,这份上谕,几乎将当时世界上全部资本主义强国纳入敌营,推为敌方,而当时的清廷已渐露腐朽、没落、垂死之象,这样的两军对垒,其战局不问可知。

  

   慈禧太后之主战,真的出于民族义愤么?作为皇室工作人员和御前会议的当事人,恽毓鼎记述道: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1900年6月17日),太后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指出:“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既然照会有四条,为何太后只宣布了三条呢?会后荣禄说出真相,太后未提的一条是——“勒令皇太后归政”,盖“太后讳言之也”。让慈禧太后归政交权,无疑触动了老太太的心病,正因如此,她才激愤地声明:“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崇陵传信录》,中华书局,2007年,页62-63)据史家考证,这四条照会原本是假情报,但对付太后却是特效药。这份照会的确激怒了慈禧,触动了她的神经,“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同上书,页63)。慈禧的主战是为了保住手中权力。开战的决定,则是端王载漪求之不得的。载漪之子载儁已被清廷立为大阿哥,即预定为皇帝接班人。载漪的野心是早日废掉光绪帝,让儿子继位,以便自己掌握大权。利用拳匪,挑战列强,制造事端,以求一逞,也是权力斗争的需要。由此可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主战派,他们的主张与立场,不过是争权夺利,蝇营狗苟而已。

  

   就在这次会议上,兵部尚书徐用仪不顾太后盛怒表达了不同意见:“用兵非中国之利,且衅不可自我先。”因戊戌变法被剥夺了权力的光绪皇帝,一反往日的沉默,也慨然表示:“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衰,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清史编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页191)在次日(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召开的第三次御前会议上,端王载漪提请攻击外国使馆,竟然得到太后批准。对于这种无视“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国际惯例的鲁莽行径,礼部侍郎联元急忙谏阻道:“不可,倘使臣不保,洋兵他日入城,鸡犬皆尽矣!”太后与端王恼羞成怒,“召左右立斩之”,联元幸被庄王载勋救了一命。协办大学士王文韶也明确反对宣战:“中国自甲午以后,财绌兵单,众寡强弱之势,既已不侔,一旦开衅,何以善其后?”(同上书,页192)此时的清廷仍然笼罩在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里,光绪皇帝、徐用仪、联元、王文韶四人反对开战的理由,有的是考虑国力衰落,有的是考虑国际惯例,然而,这些理由与逻辑都无法动摇主战派执意开战的决心。

  

   在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召开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就向列强开战作出最后决定。联元不看眼色,再次反对开战。他认为,即使不顾国家羸弱,无视国际惯例,战略战术总要考虑吧,列强对满清的威胁源于义和团的反洋教,而传播洋教者主要是法国。他指出:“法兰西为传教国,衅亦启自法,即战,只能仇法,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国危矣。”(同上书,页193)他的意思是,作战对象、攻击目标应当准确选择,不能四面树敌。会议甫一结束,清廷即于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正式颁布宣战诏书。大清王朝与当时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战争开始了。

  

   六月二十七日(7月23日),战事已经进行了一个月,袁昶、许景澄联名上疏,试图挽回危局。他们给清廷的奏折称,“自拳匪肇乱,……牵掣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千古未有之奇灾。……(义和团)灭洋之说,是谓横挑边衅,以天下为儿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之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灭五洲各国之洋人,则洋人之多于华人,奚啻十倍!其能尽灭与否,不待智者知之。”(同上书,页215)宣战上谕已经下达,在慈禧太后看来,许景澄与袁昶的谏言,无疑于削弱民心士气的汉奸言论,他们与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人,无疑于“投降派”与“卖国贼”。

  

   狂妄愚蠢的清朝统治者,宣战诏书下达不久,就采取了战争行动,枪杀德国公使克林德、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攻击西什库教堂。这些重大军事行动,构成了外国军队武力攻击北京的外交借口。与此同时,那几位主和派人士,虽然具有国际视野或者战略远见,但却全部成为慈禧太后的刀下鬼。七月初三(7月28日),许景澄、袁昶血溅刑场,慈禧太后为其定的罪名是“任意妄奏,莠言乱政”(同上书,页217),意思是妄议中央,屡持异议。两周后又将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罪名如出一辙,用词略有差异,“任意妄奏,语涉离间,与许景澄等厥罪惟均”(同上书,页221)。作为主和派领袖的光绪皇帝,身份特殊,总算逃过一劫,然而,他对时局已无能为力,只能继续充当傀儡。主和派的结局是悲惨的。

  

   主和派被清除了,“投降派”与“卖国贼”被消灭了,既然已经“安内”,终于可以“攘外”了。清廷的主战派,既不能攻,歼敌于北京城下;又不能守,御敌于国门之外。仅仅过了18天,京津直隶地区的11万清军与10余万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在临时组成的两万余名八国联军的进攻之下,纷纷作鸟兽散,大清帝国的首都沦陷了,圣母皇太后惶惶如丧家之犬,扔下京城、官员、百姓与珠宝,裹挟着光绪皇帝,不顾一切地向西北逃跑了。此时的皇太后,早已忘记了“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气壮山河与义薄云天。

  

   大清帝国幅员辽阔,慈禧太后逃到西安,距京城千里之遥,列强并未让其喘口气。在英美两国的主导下,列强虽然放弃了瓜分中国(即使如此,当时俄国已经吞并了东三省,德国已经霸占了胶州湾),然而,惩凶、赔款、驻兵三大要件是逃不掉的。赔款是大概率事件,慈禧太后已经打定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主意;“驻兵”当然比公使驻京更加屈辱,无奈之下,她也只能咬牙忍受。她最关心是列强能否放过她本人。她心里很明白,本老太太才是挑起这场战争的罪魁与元凶。她十分紧张地关注着奕劻与李鸿章与列强谈判的消息。她终于收到了议和草案,于是忙不迭地阅读惩凶名单,当她确知那拉氏不在名单之上时,顿时如释重负。然而,那些在朝堂之上受到太后支持与怂恿的主战派,虽然不是冤死鬼,至少也是替罪羊,在外国列强的压力之下,他们不是被撤职流放,就是被监斩立决,未能逃出京城的也早已自我了断。请看两条“最高指示”:

  

   八月十四日(9月7日),“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同上书,页228)

  

   闰八月初二日(9月25日) ,“此次中外开衅,变出非常,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乘舆播迁。……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均着革去爵职;端郡王载漪,着从宽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并着停俸;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着交该衙门严加议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着交都察院、吏部议处。”(同上书,页229)

  

   陪绑的、陪葬的替罪羊,从上到下,成群结队,刚才还是抗敌的义民,主战的中坚,一夕之间,全都成了寻衅的凶徒、肇祸的罪犯。北京沦陷之际来不及逃跑的主战派,结果也不乐观,上吊的、自刎的、病死的大有人在。其实,考虑到这些替罪羊多系“懿亲”与“帝胄”,太后已经对他们手下留情了。不久,先是刘坤一、张之洞,后则奕劻、李鸿章,均发来电报,婉言批评朝廷对那些主战派处罚太轻,“如此重案,若不戮一人,无一持情法之平”。慈禧太后本想对那些皇亲国戚高举轻放,也只得收回成命,又由撤职变成了流放,从流放变成了正法,从斩监候变成了斩立决,甚至已经自杀、病死的主战派也被追夺了爵位与职衔。如来看来,主战派比主和派的下场更为悲惨。此次惩凶,竟使清廷的守旧派与保守派,遭到毁灭性打击,从而为清末的宪政改革扫清了障碍。

  

   有意思的是,作为主战派元凶的端王载漪,朝廷为其确定的罪名竟然是“妄言主战,致肇衅端”,到此时,主战不是功,而是罪,主战派不再是什么民族英雄与爱国者,而是“纵信拳匪,妄行攻战”,致使“社稷阽危,陵庙震惊,地方蹂躏,生民涂炭”的爱国贼。(《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页939)而被太后处死的徐用仪等五名主和派,反被平反昭雪,追复原官。上谕指出:“惟念徐用仪等宣力有年,平日办理交涉事件亦能和衷,尚著勋勚,应即加恩。……(五人)均着开复原官”,不过,太后不会承担杀害“庚子五忠”的罪名,坏事自然都是别人干的,“首祸诸臣遂乘机诬陷,交章参劾,以致身罹重辟。”(同上书,页940)此时的主和派已经不是投降派、卖国贼,还是“做过不少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的。”

  

   从杭州岳王庙,到海口五公祠,南宋初年的主战派,距今已800多年,仍然受到人们的纪念与崇敬。当时主和派的主要成员秦桧,则被铸成铁像跪在岳飞面前。庚子事变去时不远,当年的主战派与主和派如何评说呢?他们谁是爱国者,谁是卖国贼?谁将流芳百世,谁将遗臭万年?历史已经给出答案,时至今日,只是这个帮派的阴魂依旧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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