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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慈禧太后与义和团之五

————​慈禧太后奢侈本性难改

更新时间:2020-01-11 15:56:37
作者: 安立志  

  

   谁也不曾想到,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体制,最后的半个世纪,竟然被一个满族老女人掌握着最高权力。慈禧太后活了74岁,可以说是罪恶昭彰的一生;她控制朝政47年,则是实施其罪行的重要前提。出身“旗籍贫民”之家的叶赫那拉氏,不是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既没有学养,也没有亮节,甚至没有什么价值观,她一生却有两个强项,——“权”与“奢”,即精于权术,耽于奢靡,而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充分体现了“且以一人治天下,当以天下奉一人”的统治哲学,并把“国政就是家事,国帑就是家产”的“家国政治”演绎得出神入化。其精于权术的标志,是她多次发动宫廷政变,从其儿子与侄子手中攫取最高权力,垂帘听政,垄断皇权。其耽于奢靡的顶峰,是在其六十大寿期间,不顾清军在中日战争中节节失利,她挪用海军经费,铺排寿辰庆典,罔顾国家安危,无视民族兴亡,举国动员,泼天糜费,极其奢华地为自己庆祝生日。

  

   这次祝寿到底挥霍了多少民脂民膏,其说不一,有的说预算了3000万两白银;有的说花费了1000万两白银;有的说是实际花掉了600万两白银。即使按最低水平来计算,这也相当于挥霍了一支北洋海军。即使如此,只是因为中日战争前线吃紧,许多庆典被迫取消,许多铺排被迫省略,这似乎扫了她的雅兴,冷了她的虚荣,老太婆很不高兴。1904年,她又要庆祝七十大寿。反清革命家章太炎套用他人为其题写的谀辞——“一人有庆;万寿无疆”,为她撰写了一副寿联:“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寿祝疆无。”其讽刺与鞭挞的力度,可谓力透纸背,入木三分!

  

   “庚子事变”也叫“义和团运动”或“八国联军进京”,发生在慈禧太后的六十与七十寿辰期间,虽然她身居九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她也并非总是随心所欲,也有“走麦城”的日子。1900年,她轻信列强要她“归政”(交出最高权力)的传言,轻信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恼羞成怒,怒血冲顶,愚蠢而莽撞地向世界上11个帝国主义强国宣战,兵败城破之际,她竟然带着光绪皇帝载湉仓皇弃城逃跑了。

  

   那一天是大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一个炎热的夏天。一会儿骄阳似火,一会儿大雨如注。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圣母皇太后,带着皇帝离开了皇城与帝座,慌不择路,深一脚浅一脚地颠簸在崎岖山路上,满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惶惶若丧家之犬。8月17日,幸得怀来知县吴永在榆林堡接驾,饥寒交迫的皇太后,见到一个地方官,竟然如同乡村老妪一样放声大哭。

  

   经历了两天逃亡生涯的慈禧太后,在吴永眼里,可怜复可悲。这个安富尊荣,锦衣玉食的皇太后,带着她的随从,如同一群难民,“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秸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晓间寒气凛冽,森森入毛发,殊不可耐。尔试看我已完全成一乡姥姥,……”(《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页56)

  

   当年的唐明皇,逃亡途中为解皇孙的饥馁之苦,曾经客串过乞丐向乡民讨饭。此时的慈禧也顾不得地位与尊严,先缓解肚子的委屈再说。饥肠辘辘的圣母皇太后对吴永说,“今至此已两日不得食,腹馁殊甚,此间曾否备有食物?”一听吴永说还有溃兵劫后残余的一锅小米绿豆粥,竟高兴地说:“有小米粥?甚好,甚好,可速进。患难之中得此已足,宁复较量美恶?”(同上书,页57)小米粥端进来,内监来要筷子,“仓猝竟不可得……太后命折秫秸梗为之。俄闻内中争饮豆粥,唼喋有声,似得之甚甘者。”(同上)

  

   饥饿得到了初步解决,寒冷仍是个问题。京城沦陷之际,仓卒之间,慈禧与光绪扯掉了皇袍、御带、朝珠、缨帽之类的“正装”,随手换了几件下人的便衣,匆匆化装逃命,正如慈禧所说“那时一切衣服物事,都已顾不得携带,单单走了一个光身,一路踉跄步行。”(同上书,页100)虽说时在盛夏,无奈大雨如注,风吹湿衣,寒冷彻骨。慈禧可怜巴巴地对吴永说:“此行匆促,竟未携带衣服,颇感寒冷,能否设法预备?”听吴永说只有已故老母遗留的旧衣服时,皇太后竟十分满足地说:“能暖体即可。但皇帝衣亦单薄,格格们皆只随身一衣,能为多备几件尤佳。”(同上书,页58)吴永又为皇帝和格格找了几件旧衣,总算使太后、皇帝、格格们暂时摆脱了窘迫困顿之状。

  

   “乘舆”离开怀来,继续“西狩”,一路之上,经宣化、过大同、越忻州、驻太原,最终到达古都西安,“行在”终于安全了。慈禧太后1900年10月26日到达西安,翌年10月6日启程“回銮”,驻跸西安将近一年。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在与各国列强的谈判中,按照她的旨意接受了有关惩凶、道歉、赔款、驻兵的各项苛刻条件,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上签字一个月后,圣母皇太后准备凯旋回京了。

  

   专制统治者是人民利益的敌人。慈禧太后的权欲与奢欲是难以改变的。说的文雅点,她决不会放弃“以一人治天下,以天下奉一人”的基本原则;说的通俗点,专制皇权搜刮百姓,满足私欲是其阶级本性。吴永在怀来接驾时,慈禧方在逃难之初,四五乘轿,七八辆车,数百号人,七零八落,困顿不堪。太后“西狩”不过十四个月,“回銮”时的车驾已今非昔比。“乘舆”自西安返程,离开西安之际,“太后行李车,预备三千辆,金银、绸锻、古董、玩器,尚不胜载。”(《清史编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265)在随驾的吴永眼里,“沿途千官车马,万乘旌旗,气象极为严肃,较来时光景,当然大不相同。”(《庚子西狩丛谈》,页108)

  

   远在北京的工部尚书张百熙电奏,为了恭迎“西狩”归来的圣驾,除被义和团烧毁的正阳门城楼之外,仅整修午门至正阳门牌坊这一段跸路,就需花费“银十二万九千余两”。(《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页1290)直接经办此事的直隶总督陈夔龙回忆道:“庚子京师拳匪之乱,正阳门城楼化为灰烬。辛丑两宫回銮有期,余奉命承修跸路工程。以规制崇闳,须向外洋采办木料,一时不能兴工。不得已令厂商先搭席棚,缭以五色绸绫,一切如门楼之式,以备驾到时借壮观赡。然费帑已数万金。”(《梦蕉亭杂记》,中华书局,2007年,页63)这就是说,在慈禧返程之前,修复正阳门城楼,时间紧、任务重,根本来不及,为了满足皇太后追求尊严、崇尚奢华的施政风格,这位总督大人只得搭建席棚,伪造场景,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慈禧太后的虚荣。

  

   吴永回忆录——《庚子西狩丛谈》的整理者刘治襄在记述两宫回京的盛况时这样写道:“既入永定门,遵新修御道,缓缓而行。日映鸾旂,风吹羽盖,天仗极为严整。沿途文武官弁,鸳班鹭序,东西衔接,皆鞠躬俯伏,肃静无声,但闻马蹄人迹,络绎不绝。”(《庚子西狩丛谈》,页156)这哪里是逃亡归来,倒好象凯旋回朝。作者感叹道:“……经年播越,劫后归来,城郭依然,人民如旧,两宫此际不知作何感想耶?”(同上)

  

   刘治襄是一位文笔、见识俱佳的文人,他在书中发出的沧桑之感,至今读来,仍不免令人唏嘘,“两宫播越经年,仅得复还故处,绝不闻有盘庚呼众之矢言,汉武轮台之悔艾。地方官沿途供应,竞求华侈,雍容玉步,宛然如鸾辂行春、铙歌返阙之景象。于昔日之疮痍涂炭,皆已消弭净尽,不留余迹,一若未有其事者。以苟延为再造,以半主为中兴,欢笑漏舟之中,恬嬉危幕之上,是可异也。”(同上书,页156)

  

   在刘治襄这番感慨里,“两宫播越经年,仅得复还故处,……地方官沿途供应,竞求华侈,雍容玉步,宛然如鸾辂行春、铙歌返阙之景象”是确实的,但说其“绝不闻有盘庚呼众之矢言,汉武轮台之悔艾”,或不免责之过苛,皇太后在逃亡途中及其回銮之后,也曾采取过一些措施,然而,这些措施却带有应景与敷衍的特点,自然是令人失望的,比如推诿责任的“罪己”,言行不一的“变法”,大权独揽的“立宪”,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刘治襄称其“以苟延为再造,以半主为中兴,欢笑漏舟之中,恬嬉危幕之上”,并非无根之论。正因如此,不到十年,这个腐朽专制的王朝终于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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