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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论清代历科进士及历朝巍科人物的省级分布*

更新时间:2020-01-11 13:24:35
作者: 沈登苗  

  

   提要:清代全国各地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基本一致。较大层面的不一致,大多可用特殊性加以解释,即各地巍科人物的多寡和内部进士的集中程度及产生的时段有关。研究的现状要求我们对进士地理分布的统计缩到最小时空单位,即以县为纬、以科年为经对全国进士做动态研究,如此方能反映进士在清代人文地理研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有助于科举学的进展。本文关于清代历科进士的省级分布、清代历朝巍科人物的省级分布的统计分析,是为比较准确地进行县/科年为单位的动态研究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探讨清代全国进士的时空分布打下一定基础。

  

   关键词:历科进士  巍科人物  清代  省级分布

  

一、旧题重拾

  

   20世纪90年代后期,笔者在缪进鸿教授等的无私帮助下,撰写了《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以下简称《关系》)一文。文章明确提出并翔实论证了明清全国人才中心随着科举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科举中心实质上就是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也基本上是人才中心的观点,为研究明清全国的区域文化与人才分布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并认为,我们在整体上对科举制度的客观性、选拔人才的公正性、考试内容的智力性不应怀疑,对科举的教育功能应重新评估[1]。以此文为基础,笔者接着又写了科举与教育、人才方面的一系列论文[2],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还把有关资料应用到其它研究中[3]。撰写《关系》时,仅进士的统计表格就有数百页,根本不可能把有价值的资料都反映出来。故在后续研究中,我在引用并标注出处时往往说明:含未发表的统计资料。这些后续研究成果,均收入我的论文集《文化的薪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中。

  

   台湾成功大学的侯美珍教授来信热情鼓励,同时提出问题:关于进士人数的引用(指《关系》发表后的若干引用),他人不能复查,影响了可信性,别人更不能享用。建议我在网上建个数据库,以惠学界。其实我当初就以科年为经,以县为纬,对明清进士的籍贯分布做了十分详尽的动态统计,即明清两代任何年份、任何时段、任何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的进士人数,都能在我的原始资料里方便地找到。至于数据库,目前我确实没有精力,同时老实说也不懂建数据库的技术,只能有待未来了。

  

   回顾新千年以来清朝进士地理分布的研究,我个人觉得,全国性层面的讨论,重要的学术成果主要反映在进士的人数、籍贯、文献出处等的考证上。其中,江庆柏的《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华书局,2007年,以下该书简称《题名录》),以科年、甲第、名次排列进士,并附籍贯。该书“考据严谨,征引全面,论证精当,几乎完全还原了每一位清代进士的原貌”[4]。《题名录》“是目前进行清朝进士县级进士人数统计最为保险的一种文献”[5]。毛晓阳博士主要做了文献考据与整理的工作,考订出有清一代文进士总数为26849人,并指出学界广为引用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保炯、谢沛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以下该书简称《索引》)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6]。他推介了很重要但不被当今学人注意的重要文献——房兆楹、杜联喆编《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考证中又解决了若干《题名录》不曾解决的进士籍贯县级归属的问题[7],并把考证的理论和成果运用到实践上,使得其《清代江西进士丛考》(江西高校出版社,2014年),成为同类专著的佼佼者。笔者还十分推重其在该书中对清代历科馆选的分省统计,尽管庶吉士与进士是不同的概念。吴根洲博士又校正了一批《题名录》中进士籍贯省级的归属[8]。所有这些基础性工作,为当今人们研究清朝进士的地理分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对于本人来说,已到了修正当初因仅有《索引》可以利用而存在问题的时候了。尤其是实现当初的梦想——比较准确地以县/科年为单位,动态地反映清朝进士的地理分布,已成为可能。可以这么说,目前虽不能把清代进士的分布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但几乎能全部复原的条件已具备。事实上,即使仅按《索引》统计清代进士的籍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准确率也能保证。故笔者认为,所有按《索引》统计撰写的文章,从理论上说都不会影响宏观分析。

  

   相对于这些基础性工作,清朝进士地理分布的应用性研究,尽管参与者和发表的成果更多,但实质性的进展并不大。这表现在,从统计的时空单位讲,除了李润强继何炳棣后,以朝代为经统计各省的进士分布[9],陈尚敏、朱乐平以朝代为经分别统计甘肃省和福建省的进士分布[10],以及朱乐平以朝代为经统计福建省各府州的进士分布等外[11],多数人仍以整个清朝为断面对某地的进士做分布研究。总之,迄今为止,海内外还没有人以科年为经,以任何一地,哪怕是一府、一州、一县为纬,做过较为清晰的动态描述。之所以强调以科年为经,因为在反映时代背景上,它与朝代为经的作用是不同的。如在李润强的“清代进士人数分省统计表”“顺治”一栏中,顺治朝统一全国的政治、军事背景和各省知识分子与新朝合作的先后几无反映[12]。但若按科年统计,就比较清楚了。如开科的顺治三年,明代科甲鼎盛的江浙赣闽东南四省的进士只有区区7人,此乃清军刚占领这些地区的反映。而华北的冀鲁豫晋四省的进士占了全国的95%,充分占了地域政治的便利。江苏的进士,到了第二次殿试的顺治四年,就以97名进士遥遥领先于各省,表示着该省读书人对新朝的迅速认同。而浙江的士人对新朝的合作则慢了一拍,到第三次殿试的顺治六年,进士人数才突显出来,这与清军南下、占领的顺序有关。而要反映全国多数知识分子对新朝的态度,即全面合作,是第六次殿试的顺治十五年以后的事。因为到了这一科,除了西南三省及文化本来就已处于衰退中的甘肃(不考虑其还未建省之因素),其它省的进士都批量出现了。夸大一点说,顺治朝历科各省进士的分布,可看作各省当时政治、军事尤其是知识分子态度的一种表现。由此可见,进士的时空分布,反映的不仅仅是人文指标。

  

   至于主张以县为纬,笔者认为,把统计的空间单位缩小到县,不仅能帮助人们了解清代全国各省进士人数的极端不平衡性,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同一省内各府之间,甚至一府内各县进士人数的极端不平衡性,以此观察相应的文化、教育现象。譬如从较大的方面讲,从清中期开始,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的进士逐步向省城所在府,尤其是向省治的附郭县集中[13]。舍此,科名特盛、独为翘楚的地方州县将不复存在。这是雍正朝在全国省城或总督、巡抚驻节之地遍建省级书院[14],优质教育资源向省城或学政所在等特殊地区集中所产生的效应。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清中叶以前,以学术大师的郡望或其主要活动地命名的、重要的地域学派,如南宋的永嘉学派、明中叶的姚江学派、晚明的东林学派、清初的浙东学派、清中叶的桐城派与扬州学派等均不在省城。而清中叶以降,著名的地域学派,或其它重要的人文现象,离开地方的最高行政区,就波澜不兴了。

  

   从中观、微观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县级的人文现象和原因。如清代全国最大的文派——桐城派,产生在大别山东麓的安徽桐城,貌似不可思议。但当我们知道,在清代,整个长江以北除京城的两个附郭县:大兴、宛平,以及河南省治祥符县外,桐城是出进士最多的县(其中巍科人物在长江以北仅次于大兴)后,就不会感到太惊讶了。与进士作用于文教之相辅相成,教育条件的好坏,同样影响着进士的产生。如清代陕西省进士最多的县,既不在省城,也不在府治,而是普通的三原县。这与清代陕西学政长驻三原,以及明清时期的“西北最高学府”——宏道书院也在此使然[15]。而同样普通的山西安邑县的进士人数,高居该省第二位,应是清代山西的商额给了安邑的结果[16]。这些科举成功的县,如果孤立地看,不易察觉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有在较大的空间上比较,才有意义,并知其所以然。

  

   再如,李兵博士的《血榜——中国科举舞弊案》中,有一个张謇冒籍案:清季江苏海门直隶厅籍的张謇,冒籍去如皋县参加县试(考秀才)。对此事,张謇自称冒籍的原因是为了省钱,但李兵并不认可这个说法。他认为:“张謇之所以冒籍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想避开竞争相对激烈的海门,而到竞争小些的如皋去考试,这样就比较容易考取秀才。”[17]可事实也许并非如此。数据显示,清代江苏如皋县的进士是27个,海门的进士只有1个[18],这说明前者的文风远比后者盛,则张自称冒籍的原因,为了省钱的理由应该成立的,至少不是为了避难就易。我想,这可能也是当初江苏学政彭久余庇护张謇的一个客观原因吧[19]?如果李博士当时有这一进士分布的史料,可能会给张謇冒籍案定性时有所保留:张謇在主观上应不存在作弊动机,从而还这位历史名人一个清白。这也启示我们,科举时代的“冒籍”,不完全都是投机性的,张案即是实例。限于篇幅,相关讨论不在此展开。

  

   这些启示和认识都告诉我,披露进士地理分布的详细信息,不仅仅是历史人文地理的需要,也有助于科举学本身的建设。同时,笔者甚至认为,如此久远而系统、完整、权威的精英时空分布史料,在世界人才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理当成为科举“申遗”的重要实物(如进士题名碑)和内容。

  

   从应用性研究的结果和原因分析,大家的观点大同小异,反映的仅是进士地理分布与某地教育、人才的一般规律:清代全国各地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基本一致,而缺少对一些特殊现象、特殊规律的探讨。所谓的特殊现象、特殊规律主要表现在:进士在地域文化中的作用,不仅要看进士的数量,也要论进士的质量,还涉及各省内部进士的集中程度和产生的主要时段。以下借何炳棣先生曾经的质疑,对此做一次集中的讨论。

  

   何炳棣根据朱君毅的《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厦门大学学报》第1卷第1期,1931)一文中对李桓编的《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清史列传》所收的人物统计(两者分别称A、B组),与张耀翔统计的《清代进士之地理的分布》(《心理》第4卷第1期,1926)(称C组),列表作“清代分省名人数量”的比较。何氏认为,A组、B组的取样有主观成份;尤其是A组,编者偏爱家乡湖南人,不如C组来得客观。他举例,尽管湖南、安徽两省在清代的最后六十年中,有许多军事将领具有显达的成就,但他们在A、B两组中的排名之高(在A组,排名前六依次是江苏、湖南、浙江、山东、河北、安徽;在B组,排名前六依次是江苏、浙江、安徽、河北、山东、湖南),还是令人高度怀疑。例如,江苏产生的进士人数比浙江和河北稍多一点,但在A组中,江苏产生的进士(应为名人)却是浙江的1.57倍,是河北的4.92倍;在B组中,是浙江的1.22倍,河北的3.25倍。更明显荒谬的是,湖南的进士人数仅及浙江的25.7%,而其名人人数的排名却胜过浙江。故“必须认识到使用这些传记资料做材料会造成严重的统计失实”。这里,按照何氏的理念,在清代地域人物比较中,凡与进士的人数比例有较大出入者,所用资料都是不客观的。

  

   但我认为,何氏仅仅是考察了进士数量与其它人物数量的一般关系,强调“举业的成功与社会显达的关系,必然是相当密切的”[20]。如果分析一下进士分布中的一些特殊现象,何文上面所质疑的问题大都可以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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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sunxu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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