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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论清代历科进士及历朝巍科人物的省级分布*

更新时间:2020-01-11 13:24:35
作者: 沈登苗  
受区域配额政策的影响,同一地域进士分布与其它人物的关系,不仅要看其数量,还要看质量,即名次。由于目前学术界对进士的名次,仅讨论殿试前四名和会试第一名(合称巍科人物),我们就以此作比较。如虽然江苏的进士不是特别多,但其巍科人物在全国遥遥领先,几占全国的三分之一[21]。具体来说,江苏是浙江的1.35倍,是河北的4.45倍,这不是很接近何文A、B两组中,江苏超越浙江与河北的平均值吗?再说湖南和安徽,这两省虽然在清代进士的排名中,都属于中偏后,但巍科人物的排名并不落后,安徽是第三,与B组中的名次一致。湖南是继河北、江西、山东之后排第七名,但第五名的江西的巍科人物,与该省的进士相似,分布非常松散,且咸丰后仅出了2个,与人才的关系相对就弱(详见后文)。若考虑到这个因素,把江西的实际影响排在第七名,则清代巍科人物的“前七省”,就几乎与何文B组中前七名一致了。用同样的理由看,何文A组中的前六名,都包括湖南在内的清代巍科人物的“前六省”了。由此可见,“从宏观上讲,巍科人物的分布更能反映清代的社会文化地理”;“也可反证:清代科举考试及其成绩排名是比较客观、公正的”[22]。

  

   如果说,何文所示的A组、B组所收的人物属传统的眼光,那么,我们就按当代的人才观——以《中国大百科全书》收录的专家学者为主体的人才数量,来做个比较。把人才较多的前八省(依次是江苏、浙江、安徽、河北、广东、湖南、福建、山东),与清代巍科人物排名前八省(依次是江苏、浙江、安徽、河北、江西、山东、湖南、湖北)相比,前四名一致,六至八名比较接近。至于广东人才(巍科人物排名第9)上升了四位,除了广东在进士时空分布中的特殊性(详见后文),还与广东特殊的地理位置:较早开放,最先沐浴欧风美雨,在近代出了大量的新式人才有关。

  

   除了进士的质量,进士与人才的关系,还与各省内部进士的集中程度有关。研究表明,明清全国人才的空间分布,不仅取决于各省进士的绝对值,还取决于各省内部进士的集中程度。如果一省进士总数较多,但分布较均匀,没有形成相对的科举中心,该省人才中心就不可能出现,人才总数也不会很多,如清代的山东省和江西省就是如此。反之,如果某省进士总数不多,但只要集中在某些地区,这些地区就有可能人才辈出,乃至形成全国性的人才中心。如近代岭南人才异军突起,就与晚清广州全国科举重镇的形成有关。近代湘省的情形就属于后一种。

  

   清代湖南虽然不是科举发达的省份,但其715名进士的近六成隶籍长沙府,且与湖南全省一样,长沙府的进士大多中式在后期。越到近世,长沙府在全省全国的地位越显赫。如咸丰至光绪,长沙府的进士已位居全国各府第三名;尤其是长沙府的巍科人物有12人之多,遥居全国各府榜首。晚清长沙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科举重镇。这里要强调,明清全国进士与巍科人物双双领先的地区,等于具备了人才辈出的“双保险”。凡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必然会成为全国的文化、人才重镇!所谓近代湖湘学风炽热,人才辈出,其实,说到底主要是长沙府的学风炽热,人才辈出。出生在长沙府的人才,约占湖南全省的三分之二[23]。晚清广州人才蔚起的原因及在广东的比例,均与此极为相似。

  

   也许是时间上的便利,笔者在清代人才的统计中,感到绝大都数专家学者产生在清中后期,尤其是在近代。同时,清代是个少数民族统治的国家,权力主要掌握在满人手里。但在清后期,特别是在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汉人的军政地位大幅上升,所以,同样是清代的进士,尤其是科名高的进士,越到后来与区域的关系越密切,无论是文臣武将,还是专家学者。前已论及,湖南的进士,主要产生在中后期,故清代湖南的名人在全国的比例,自然要超过湖南的进士在全国的比例,但超过浙江,应属夸大,更何况是在何文的A组中。因为《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收录人物的下限是道光三十年(1850),此时湖南人物的爆发期还未到来。那么,朱君毅、何炳棣对A组中湖南人物“多征”或“钟爱”的批评是可以理解的[24]。然而,也仅仅在这个质疑上,何炳棣是正确的。此外,何文A、B两组中对湖南、安徽、江苏、浙江、河北五省的十个质疑中的其它九个,都经不起再质疑。

  

   作为一代史学大师、曾对清代全国进士的地理分布做过专题研究,并提出进士是人才分布乃至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最佳资料”的何炳棣教授[25],对清代进士分布与其它人文地理关系的认识尚不全面,一般人对清代进士分布与其它人文地理关系的了解,就可想而知。因此,对清代全国进士时空分布的探讨,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势在必行。于是我想,虽然把按科年统计的进士籍贯的动态信息,挂在网上还未到时候,但可以先把静态数据公布出来。而对清代历科进士的省级分布,以及进行县/科年为单位的探讨,便是其中的基础性工作。笔者旧题重拾,就主要先做这两项工作。

  

二、清代历科进士、历朝巍科人物的省级分布


   (一)清代历科进士的省级分布

  

   这次重操旧题,在统计上需要说明几点。第一,总人数的确定。清代共进行了112科(114榜)会试、殿次,学术界对此的分歧是,有的学者未把顺治九年、十二年的两榜满榜进士共100人计入,如张仲礼、何炳棣[26];有的学者把这两榜100人计入,如毛晓阳、江庆柏、吴根洲[27]。似《题名碑录》对顺治九年、十二年两常科题名,对汉军进士均只注旗分,未注族别。《索引》如实录之,如顺治九年进士刘名世(3/261,斜杠前数字为其甲第,斜杠后数字为其所在甲第名次,下同),仅录为“正黄旗”[28],而没有标汉或满或蒙等族别,则人们难以确定这两常科是否有满(含蒙)人,因此也就不能区别这两科是否满(含蒙)汉(含汉军)分榜,故笔者当初也没有把这两榜满榜进士100人计入,确定清代文进士总人数为26747人。现江庆柏根据相关资料,考证出顺治九年、十二年两榜常科中的旗籍进士的族别均为汉军,而两榜满榜进士中均无汉军。笔者同意吴根洲把这两科为“分满汉两榜”的说法[29],本文统计加上这两榜计100人的旗籍进士(不过,是否加这100名旗籍进士,与分省统计无关)。再据毛晓阳的考证,去掉《索引》误收的嘉庆十九年江西南昌人周昌祺(实为贡士),加上《索引》遗漏的光绪三年福建台湾府台湾县黄裳华、光绪六年山西平定州孟县人王清绶、光绪二十一年广东广州府南海县康有为[30],则总人数为26849人[31],与当今的主流倾向一致。

  

   第二,统计以《题名录》为蓝本,对照《索引》校核,《题名录》《索引》中存在的问题,参考吴根洲、毛晓阳等的考证;纸质文本还没有解决(或本人没看到)的问题,参考网络。如乾隆七年向廷柱(3/136),《索引》和《题名录》均作湖南沅宁或湖南辰州府沅宁县人。同科张载远(3/229),《索引》和《题名录》均作湖南长宁或湖南衡州府长宁县人,但湖南并无沅宁和长宁。现从网上的“长沙志馆即事”[32],“清代湖南进士录”[33]中获知,他们分别应是湖南辰州府沅陵县人和衡州府常宁县人,系地名音近致误。

  

   第三,我当初主要是把明清时期的进士,与那时专家学者的地理分布做比较,而当代人撰历史人物时往往以今天的行政地名来介绍。故我在进士所在县(州、厅)的省份归属上,以地图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为标准,这就与他人的统计产生了不少差别。典型的如我把清时属安徽的婺源纳入江西,而仅这一项,就使得明清两代两省进士的误差有一百多人。这次统计先把各省所属行政区复原到清代的行政区,这涉及11个省、22个县、219人(还不包括清属甘肃省,1949年后属宁夏省而归“其它”的那部分)。所以,本文中各省进士人数,与《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极互关系》中的出入,主要的地方和原因均在这个方面。不过,清代的行政区划,先后也有相当的变更,本文大致以雍正后光绪前的政区为标准[34]。如俊县、滑县,顺治时属直隶大名府,雍正三年往属于河南之卫辉府,至清末未变,就全部按河南省计[35]。再如,迪化在光绪十年新疆建省前属甘肃,为与原始记录保持一致,仍归属甘肃进士。但该州仅出了同治四年崔文海(2/19)1人,迪化不列入甘肃州县数的统计。此外,与原统计不同,这次对既标户籍又录乡贯的双籍进士(按《索引》统计,清代仅16名),均按户籍计;《题名录》校注中根据《登科录》等权威资料,凡有“某某籍某某人”记载的,本文都按“某某籍”计[36]。还有,为不增加省区,本文把奉天和没有旗分的满州人都划入辽东;旗籍进士均不划入行政区。

  

  

   (二)清代历朝巍科人物的省级分布

  

   前文已述,考察清代进士与区域人文的关系,不仅要看进士的数量,还要看进士的质量,即巍科人物的多少。则巍科人物的分布,自然也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但限于篇幅,对此的统计仅以清代每朝为经(详见表2)。以下,对巍科人物的分布特征做一初步的分析。

  

   1.各省巍科人物的排名、比例与进士大都不一致

  

从排名看,除了江苏、浙江、江西、湖北、贵州等五省份一致,其它省份巍科人物的排名与进士都不一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sunxu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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