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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鼓与呼:《论持久战》的舆论攻势

更新时间:2020-01-11 08:34:29
作者: 桑兵 (进入专栏)  
可是打通粤汉路的企图,无论北上还是南下,由于丘陵山地的缘故,都十分困难。我军可以乘机采取有利战术,完成持久战的第一阶段。

   武汉陷落后,抗战出现相当严重的危机,主要不在军事方面,而是政治上的。直到蒋介石发出抗战建国纲领宣言,参政会热切拥护,危机即完全消灭。政府和最高军事当局对于游击战开始重视,最近委派军事专家分赴各游击区,调整游击队,说明我们军事上取得很大进步。不过要特别重视沦陷区的政治工作,否则游击战很难展开。朱德将军最近对西北社记者发表谈话(《华美》第29期转载),详细说明华北各游击区及游击队的发展,不单使一般人对抗战增强信心,也给各游击队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很大的指示,说明只有政治工作做得好的游击队,才能取得广大的民众基础,才能有前途。游击战是持久战第二阶段的支柱,也是第三阶段力量的胚胎,责任重大。每个游击队的指挥员、战斗员及政治工作者必须记住“游击队是鱼,民众是水”这句话,并决心执行这一原则,否则不配从事游击战工作。

   随着战局的发展,处于持久战第一、第二阶段过渡期的人们,自然十分关注何时以及如何转入第二阶段的问题。持续“战局分析”的穆扬认为,到1938年底已经得到鲜明的征兆,尤其是军事方面。武汉失陷后,由于日军的攻势凶猛,一班短视的人对持久战的信念动摇。最高统帅鉴于华南方面日军兵力薄弱,在粤汉路南段发动大规模反攻,使之在北段的攻势被迫改为退守。这不仅打击了“和平梦想”的人,坚定了全国对持久战的信仰,也预示不久将实现转入第二阶段。湘鄂战局敌我互有进退,日军因为兵力薄弱、气候严寒以及敌后游击战的发展,西进攻击西安、兰州的企图也难以实现。

   在持久战战略中,政治工作极端重要,目的是动员民众。持久战整体而言是全民抗战,必须全民动员,尤其是关键的相持阶段,游击战的地位上升,而游击战与民众的关系更加重要。所以持久战与民众运动,成为深入讨论的话题。“毛泽东先生的《论持久战》,是用客观的观点,根据一年来抗战的经验,分析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将正确的结论告诉我们的。他说:‘中国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一篇论文,是对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最充实最正确的理论文章。”27大多数国民怀有中国最后必胜的信仰,但只不过是信仰,“很少人能指出最后胜利的理论根据;而即使有所指出,也不过是部分的偏面的。并且在敌兵节节进展,国军步步退却的过程中,更难看出敌我的全部相互关系,对于如何努力把敌人赶出国外去的问题,简直不知有什么办法。大家觉得胜利的最大希望,是寄托在敌人国内经济的崩溃与革命的爆发。这篇《论持久战》,用客观的事实,充实了我们最后胜利的信仰,使我们看清并承认敌人的优点与中国的弱点。”

   坚持持久战并争取最后胜利,必须努力削弱敌方的优点,扩大其缺点,加强自己的优点,并克服缺点,进而改变敌我态势。持久战三个阶段时间的长短,要看全国上下的努力。一般认为保卫大武汉是抗战的第三期,其实更正确地说还是第一阶段的第三期。至于许多人以为快到决战时期,好像最后的胜利指日可待,则全然不对。希望尽早决战,即变成空想主义的速胜论。缩短持久战的唯一途径,就是全国一致的努力,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持久战,就是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从各方面打击侵略者,最终实现民族解放。

   全面抗战的全面性,体现于:一、不单纯是军事抗战,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各方面相互配合;二、不仅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要全国各阶层人民广泛动员和参与;三、不仅是交战地区,包括敌后和大后方的广大地区,都要动员起来,支持抗战。持久战战胜强敌的关键,在于全国各方面的动员和一致的团结。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全面动员民众,重要的是组织民众和武装民众,不仅在战区,敌后也应如此。这样可以在军事上支持军队或游击队,同时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抗战胜利的主要政治条件,是巩固统一战线,不单是各党派,而是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军队的统一战线,是政府和人民的统一战线,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凡是愿意抗日的,都欢迎参加。现在抗战的严重缺点,就是还没有造成工农商学兵一切爱国民众的统一战线,两大政党的合作,因为没有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持,不能做到民众所希望的效果,时时引起摩擦。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各阶层民众严密组织起来,努力实现政府颁布的抗日建国纲领。只有民众自己来推动政府,才能使政府与人民密切合作,减少国共摩擦,压制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肃清不利于抗战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敌探汉奸,使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迅速成功。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实行民主政治,使各党派各阶层民众参加政府,增强全国抗战的领导,使政府的一切行动、设施,能代表整个民族利益,使中央政府成为真正团结各党派各阶层实力集中的抗敌政府。“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惟有这样集中的民主政府,才能负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的大任,惟有这样的集中民主政府,才能代表全民族利益,才能有力量巩固统一战线,支持持久抗战,而把握住最后胜利”。

   参政会是政治走向民主的体现,但政治民主化还十分不够。动员民众的方式,既缺少注意民众自动性的提高,又很少顾到民众本身的利益,未能脱却旧的手法,是“驱之使战”,而非“教之使战”,没有造成各党派各阶层民众尽量贡献意见与力量的机会。民众应该在政府的统一方针下,自动地组织起来,援助政府,要求政府,使政府执行民众的意志,加强抗战的力量。此外,全国民众还要支持政府在平等原则基础上与一切反侵略的民主国家密切联合,促进独立自主的外交,保证民主势力的胜利。与各国的人民运动及其组织联合,共同进行正义斗争。

   经济上,必须扩大民众组织,巩固国内团结,建立民主集中的国防政府,动员全国的人力,使人人都相信政府,人人都能自由参加抗战,然后才能使人人自动地出钱出力,展开经济建设和经济斗争。文化教育则要普及民众的政治觉悟,提高国民的抗战认识,使全国青年学生成为民族解放的先锋,对民众进行宣传,集中各种专门人才,运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训练、培养和发挥民众的自治能力,准备做民权主义之民主国家的公民,使民意机关真正代表民意,自觉拒绝奴化教育,加强抗战意志。

   动员和组织全国民众,是加强各种抗战要素的主要前提,为支持全民族的持久战,政府迫切需要动员和组织民众,同时这也是民众自己责无旁贷的任务。国共两党都认识到动员和组织民众是民族革命解放运动的最大前提,问题是民众如何自动扩大组织起来,地方当局如何执行动员组织民众的纲领。应该改变过去包办民众运动的方式,否则难免包而不办。抗战初期,当局严禁民众运动,连前线慰劳也遭到拒绝。上海抗敌后援会某些成员消极怠工,任凭民众慰劳品堆积如山,而前线将士却忍饥挨饿,军队孤立无援,损失惨重。

   现在全国性的农工商学职业组织,还没有端倪,各地政府不顾中央意志,而有损害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合法自由的行动,如解散救国团体,派军警逮捕各团体领袖,包围学校,搜捕学生,查禁抗日救国的书报等。而在敌后,民众运动反而有所开展,各地民众与游击队打成一片。这种情形显示,如果民众消极等待政府举措,地方沦陷后虽然被迫起而抗争,却很难彼此联络,发展为强大有力的运动。

   民众运动的自动扩大和民众组织的自动进行,一般原则为:1.公开与民主。对外向社会公开,请求政府指导,对内实行民主。因为只有民主的组织,才能团结一致,共同负责,自动发挥能力,与团体配合,发生强大力量,产生许多民众领袖。经过民主团体的训练与经验,才能争取民主政治的实现并参与民主政治的行政。如果组织不民主化,就可能被少数人操纵,产生反作用。2.适合当地情况随机应变。3.各种组织的联络与统一,避免分散分化,直到成立全国性的统一领导机关。4.选拔与训练能够代表民众意见的领袖。5.知识分子负有教育、动员和组织民众的重大责任。

   中国战胜日本的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只有自动的伟大的全国民众的严密组织与不断努力,才能达到持久战的目的,才能冲破一切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障碍,而获得最后胜利。”很显然,这个最后的胜利已经不仅仅是抗日战争的胜利。

  

   三、补充

   《论持久战》主要集中于军事战略以及与军事相关的政治论述,较少经济与文化的内容。结合《论持久战》的宣传讲解,一些专业人士运用《论持久战》的理论,针对抗战以来中国的变化,着重从经济和文化方面进行论述,使得经济文化与持久战的关系得到深入阐发,充实了《论持久战》的思想,其意义甚至超越抗战救亡的范畴,很可能改变近代中国的格局走向。

   持久战的第一阶段,口岸和中心城市相继沦陷,广州和武汉失守,中国彻底走向“内地经济”和“自给经济”,农村经济一天天被提高到现代中国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逐渐成为长期抗战的唯一经济基础。持久战与农村经济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从形式上看,这种情况是倒退,而且落后的生产关系与进步的民族解放战争不和谐,生产力又极度低下,不能应付需要。但这一转变又带来诸多进步的现象和有利的条件,重要的有三点:一、外贸被封锁,内地市场完全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踏入独立自主之途。二、由于都市经济被破坏,以银行资本为骨干的民族主力资本大规模向内地移动,而渐以农村为其主要活动范围。三、由于政府的积极统制与提倡以及民族主力资本和新式经济机构的内移,农村经济现代化的成分大大增加和扩大。这些足以纠正中国过去经济病态的重要部分,为此后抗战建国奠定健全的基础。由以前的农家自给自足转到目前的国民自给自足,是历史的前进而非重演。

   自从闭关自守被列强打破,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经济纽带断裂,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破坏,农村就成为帝国主义倾销商品和获得原料的半殖民地市场。其重要表现为:随着农村手工业的破产,以及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内地的商品市场已有高度发展;随着海外和国内通都大邑的需要的增加,若干农产品如丝、茶、棉花、烟叶、桐油、米、麦等,已经高度商品化;由于外贸和内地对通商口岸的贸易经常入超,以及机制品对农产品的剪刀差经常存在,内地资金已极度枯竭,农民普遍贫穷化,农村生产力极度低减,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对农村生产者的超经济剥削更加残酷,使农村经济永无发展的可能。

   抗战使中国经济走入自给自足之途,一方面恢复了独立自主地位,一方面扫除了农村凋敝的外在原因。但这一转变也破坏了整个经济的平衡,使经济生活发生短期紊乱。尤其是大宗工业品的供应发生恐慌,重要农产品的销路出现呆滞。因此工业品价格暴涨,农产品高度商品化的部分则下跌。部分手工业必然发展起来弥补内地机制工业的不足,而部分农民将陷入破产。因此,发展内地工业并调整和统制重要农产品的产销,以迅速建立新的经济平衡,成为当务之急。

   由于战前和战时的种种因素,都市“充血”和农村“贫血”的病症极其严重,而都市资金又聚集到银行家之手。到1935年,银行存款已达38亿元,与国民经济完全脱节。经过1931—1935年经济总危机的洗礼,以及政府对银行的统制力加强,施行新币制政策,集中纸币发行和现金准备,彻底整顿公债并统一发行,金融业已日趋健全而逐渐成为经济建设的支柱。

就农村放款而言,自1931年上海银行与华洋义赈会订立二万元的河北信用合作社放款,此后银行对农村的投资突飞猛进,到1936年,达7 500万元,并由单纯信用借款扩大到生产、运销、仓库、渔业等借款,由各银行单独放款进至集团放款(如中华农业贷款银团),说明银行资本在抗战前已踏入农村,并为战时大量资金内迁奠定基础。战争爆发后,农贷从此前在银行投资中不甚重要的地位变成唯一范围;从各银行自身的零星活动变为在经济部农本局为中心的统一政策和计划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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