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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鼓与呼:《论持久战》的舆论攻势

更新时间:2020-01-11 08:34:29
作者: 桑兵 (进入专栏)  
要争取实现解放的条件,克服妥协倾向,消除腐败现象。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只有争取最后胜利的一切条件,才可能缩短战争的过程。

   由中共江苏省委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协同在上海出版的《每日译报》,于1938年8月23日公开发表了《论持久战》全文。1938年8月10日创刊的《抗战知识》,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诸暨抗日自卫委员会主办,共产党员郦咸明任主编,在第2期用11页的篇幅详细摘录介绍了《论持久战》的内容。1938年《青年战友》第1卷第1期的“名词解释”,以《论持久战》为依据,介绍《持久战的三个阶段》。该刊的由来,系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加强对《泉州日报》的工作,争取了倾向进步的总编辑朱少希,并于1937年派共产党员许印滴、郭耘(即李铁)和李展到《泉州日报》工作,借用该报版面创办《青年战友》和《抗战导报》两个专刊,宣传抗日,反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主张,使之成为当时泉州地区反映抗日民主的进步刊物。该刊1939年秋停刊。

   此外,继1938年7月25日汉口《新华日报》馆出版单行本《论持久战》后,东北书店、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新华社、辽东建国书社、《译报》图书部也先后出版发行了《论持久战》。1939年1月初,新华社又出版了《论持久战》的校正本,与《解放》发表的有某些小的字句上的不同,并附录彭德怀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条件》和周恩来的《怎样进行持久抗战》。随后,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的《新华日报》馆,也相继出版了铅印订正本。1939年,抗战编译社出版了《〈论持久战〉研究提纲》单行本,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论持久战〉浅说》。

   为了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抗战,中共党组织还决定将《论持久战》译成英文。翻译工作由香港《大公报》驻美国记者、年仅20多岁的女地下党员杨刚承担,她与美国著名女作家项美丽(Emily·Hahn,1905—1997)结为好友。后者1935年作为《纽约客》杂志社中国海岸通信记者来到上海,兼任上海英文报《字林西报》的编辑和记者,与邵洵美结识并相恋。两人相互支持,合作出版了《声色》画报、抗日月刊《自由谭》《公正评论》(Candid Comment)。在项美丽、邵洵美的帮助下,杨刚很快就完成了《论持久战》的翻译和定稿。

   在协助杨刚翻译时,邵洵美认真阅读了《论持久战》全文,并在以项美丽的名义编辑出版、实际上由自己主编的英文版《自由谭》上撰文道:“这本《论持久战》的小册子,洋洋数万言,讨论的范围不能说不广,研究的技术不能说不精,含蓄的意识不能说不高,但是写得‘浅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诵,中外称颂,决不是偶然事也。”

   《论持久战》还在翻译过程中,邵洵美就在以项美丽的名义创办的英文杂志Candid Comment上予以连载,并在编者按中写道:“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了。”《论持久战》从1938年11月1日至1939年2月9日在《公正评论》上分4次连载完毕。连载过程中,邵洵美还计划发行单行本。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特地为英译单行本写了一篇1000字的序言,题目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先行发表于《八路军军政杂志》,其中写道:“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译丛周报》1938年第40、41期也刊登过中英文对照的《论持久战》。

   译稿完成后,中共地下党组织把译稿的排印和发行托付给邵洵美。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厂不能印制外文书籍,遂交给与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素有业务往来的一家印刷厂。两个月后,印成500册,一部分由杨刚经中共地下渠道发出,另一部分由邵洵美与友人王永禄以及项美丽的朋友、德国驻沪实习领事皮特·华尔夫夜间开车塞进霞飞路、虹桥路一带洋人寓所的信箱。《论持久战》英译本在寓居上海的外国人士中辗转传播,并迅速传到海外,引起世界的关注。

  

   二、呼应

   在中共党政军各方面的协调努力下,《论持久战》很快传播到全国各地,成为坚持抗战的各界人士宣传解释持久战的重要依据。《民主》1938年第1卷第4期以《持久战的政治条件》为题,摘录刊载了《论持久战》的相关内容。《民主》于1938年6月5日创刊,由彭文应编辑兼发行。彭文应生于1904年6月27日,江西安福人。13岁考入留美预科清华学校,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学生评议部长,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公费赴美国留学,相继获威士康辛大学政治系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硕士学位。九一八事变后,任哥伦比亚大学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1932年回国,任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教授。1935年参加上海各界救国会。1938年参加宪政协进会和民主同志会,与中共关系密切。

   武汉失守后,面对抗战军事不利的严峻形势,持久战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富庶繁华的广州号称“民族城”,是中国革命的发源地,武汉则是最后一个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辛亥革命和北伐两个伟大的历史中心,两地的陷落,对国民心理产生巨大冲击。造成悲观动摇和张皇失措,热血青年也感到焦虑,本来抗战信心就不足或将个人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人,更加绝望,故意夸大困难,有意无意地散布悲观失望的种子。少数敌探、间谍和汉奸则趁机挑拨离间,分化瓦解抗战阵营的团结。于是有人专门提出在广州、武汉失守后怎样进行坚持持久战的宣传运动的问题,以求打消人们的失败主义情绪,激发各阶层的抗战热情,打开今日的难局。他们呼吁各民众团体、宣传队和爱国者个人在各阶层展开时局的讨论,说明抗战的真相和持久战的可能,证明有能力克服当前的一切困难,消除广大民众的疑虑,回击敌人汉奸的谣言和一切阴谋。而《论持久战》成为宣传运动最有力的武器。当时各方的言论,也是《论持久战》实际作用的最好映衬,显示了该书当时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以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发起持久战宣传的《全民抗战五日刊》由邹韬奋主编,其对中共的主张显然比较熟悉,所提出的重要理据,正是《论持久战》的重要论点。广州、武汉的退出之所以不是中日战争的终结,中国还能继续作战,是因为抗战是持久战,退出广州、武汉仅仅是抗战第一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时期)转入第二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时期)的过渡,武汉和广州保卫战,只是消耗战,而非决战;抗战的第三阶段才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两地失守,说明敌人力量仍然强于我,增加了我方的困难,使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过程拉长。但我军实行战略转移,保全了主力,并不是简单的败退。

   今日时局的重心,不在两座城池的得失,而是继续坚持持久战,防止中途屈服、妥协或变相妥协,甚至停止抗战。前者为生路,后者为民族自杀之路。国人必须用更大的热情、更忠诚的态度拥护抗战领袖坚持持久战方针和根本国策,反对、打击一切动摇和各式妥协的言论行动,巩固持久抗战,扫荡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抗战高于一切,坚持持久战是第一个战斗的口号。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要用真凭实据进行广泛宣传与说服,为此,各团体、舆论界、个人、专家要搜集15个月以来的抗战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要将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民运的进步,现存物力、实际的政区、人力、所得到的国际同情与援助,今后的国际交通、军火来源、自己的制造能力、国民经济自力更生的办法、抗战中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敌人的残暴等等,用各种方式做成宣传资料,同时深入研究敌国一年多来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社会各方面的危机,以及国际形势的一切变化,也一并做成宣传资料,用丰富的材料对怀疑论作出答复。通过宣传,传达最高统帅坚持持久战的意旨,扫荡悲观和妥协情绪,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应对当前危局,争取抗战胜利转入相持局面。

   虽然国共双方从全面抗战爆发前就都主张持久战,中日战争将是持久战可谓众所周知,可是日军一路打到岳阳、长沙,许多人就要问最后胜利什么时候才能到来,抗战的“底”到底在哪里。在《论持久战》的宣传者看来,这些人应当先了解什么是持久战。“照毛泽东先生说,持久战可以分做三个阶段。”像楼梯的三级,第一阶段敌强我弱,敌进我退,败仗多,大城市会沦陷。第二阶段在敌后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使之不能前进,敌我力量逐渐平衡。第三阶段是反攻,敌我力量对比发生转变。但这样的转变必须靠中国人的斗争。

   《论持久战》的论断得到中共领导的军队作战行动的有力支撑,有人甚至声称:“由于第八路军在华北和新四军在江南所造成的光荣战绩,毛泽东先生的《论持久战》愈加显出它的正确性;在烁耀的天才的光芒下,所谓‘五四宿将’之流的‘高论’格外表现出卑暗,乃至黝然无色。”依附于国民政府的所谓“五四宿将”,抗战的言论与《论持久战》相比,已经相形见绌。

   如何将《论持久战》的理论应用于分析抗战形势的实际,成为《论持久战》宣传的重要环节。关于持久战的一般原则以及战略上诸问题,《论持久战》说得很详细,而持久战现阶段的具体问题,还有进一步阐述的必要。首先从军事上看,日军利在速战速决,战争开始侧重中央突破,辅以外线迂回,尤其是徐州陷落前,企图对我军主力大规模包围歼灭。而我军计划正确,打破其梦想,日军以大量代价只换得一座空城。后由于黄河决口,敌被迫放弃沿平汉路直驱武汉的计划,改由长江沿岸进攻,欲以“沿江跃进”与“包围武汉”达到目的。在我军顽强抵抗下,日军损失惨重。

   政治上,我方有很大进步,外交政策日趋明朗,动员民众日渐积极,但是仍有缺点,尤其是动员民众太不够,否则可以对敌人绵长的交通线造成更大威胁。希望参政会议对此多加注意,一一补救,使持久战的胜利得到政治上的进一步保证。

   经济是持久战胜利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克敌制胜的最有力武器,值得特别注意。抗战一年多,在日本的捣乱下,由于主政者处置得宜以及国人对抗战的热情支持,金融仍然稳定,节约献金和产业内移,作用重大,尤其是后者,不仅奠定持久战胜利的基础,也为建国工作做成一个雏形。

   一般人对武汉保卫战的看法不免偏颇,有的以为能保与否,对抗战具有决定性作用,必须全力保卫,否则中国的抗战也就完了。也有人认为武汉与南京、徐州一样,失陷与否,无碍大局。实则武汉越能持久保卫,就越能消耗敌人,加速其崩溃,夺取最后胜利。但保卫武汉的作用是有限的,以为失去大城市,抗战就会完结,尤其错误。要正确执行保卫武汉的工作,必须依照毛泽东所说:“民兵是胜利之本。”

   武汉沦陷后,作者继续运用《论持久战》来分析战局,他说,“天才底把握着最前进的科学方法——唯物论辩证法,更由于其对中国本身客观情势的熟谙,毛泽东先生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这一本博得全世界称誉的名著,深刻明晰底预示了抗战前途和我们自己应走的路。这一历史上不朽的文献,对于整个抗战刻画了一个大概的轮廓”25,即持久战必须经过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八·一三”至广州、武汉陷落乃至此后一段时间。

   一般人误解持久战的阶段划分,以为一、二两个阶段的差别,在于前者以运动战为主,后者以游击战为主,由此推论广州、武汉陷落后,战争已进入第二阶段。实则《论持久战》明确指出,第一阶段的特征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目前这一态势并未改变。当然,防御不是被动挨打,即便不能“以攻代守”,也要“以攻助守”。所以战役和战斗的方针必须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武汉保卫战于运动战的运用不够灵活,以致收效不彰。这是湖南保卫战必须深切注意的一点。

日军进攻的步骤,首先要打通粤汉路,巩固华中华南的地位,建立“中央联合组织”的傀儡;其次进攻兰州,截断西北国际交通线,进而将广州、武汉、兰州联系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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