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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调查报告:银行行长看经济形势

更新时间:2020-01-10 10:04:04
作者: 王小鲁 (进入专栏)  
对如何保护企业和农民利益、如何保障市场猪肉供应、维护消费者利益都没有做出合理安排,有些地方还借预防非洲猪瘟的名义大面积禁养,不给农民和企业补偿,严重侵害了农民和企业合法权益,实际上是以违法的方式推行政策。结果导致了一个时期以来猪肉供应短缺、肉价暴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某些职能部门和某些地方政府只关心完成上级任务,实现“政绩”,而保护企业、农民和消费者利益,衡量全局的得失利弊,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以内,也超出了他们的职权范围。在已经造成严重结果后,政策转向,一些地方政府又要求企业尽快养猪,增加猪肉供应。由于大量母猪、仔猪已被宰杀,设施已被拆毁,养猪企业遭受了重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短期内增加猪肉供应根本无法实现。这些脱离实际、朝令夕改的政策给企业、农户和消费者带来了严重损失,扰乱了市场。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前两年有的省份推行“煤改气”,在未解决天然气供应的情况下强令居民一律禁止烧煤,导致居民冬季挨冻。

   ?不少企业反映,对政府各部门的执法检查应接不暇,负担很重,企业的正常经营管理工作难以保证。包括安监、消防(后合并为应急管理部门)、环保、城乡建设、卫生等部门对企业厂房、设备、工艺、环保消防设施等各种要求常常互相重叠和冲突,部门之间互不沟通,各种规定设置随意,互不衔接,互不沟通,结果有时使企业落入不可能不违规的陷阱。一些部门对企业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实行第三方评估,本来是一个进步,但往往指定第三方,交够钱就能通过评估,人为增加了很多隐秘的寻租腐败渠道,加重了企业负担,实力较薄弱的小企业尤其不堪其扰。

   ?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扩大“政绩”,完成增长目标,给企业施加压力,要求企业增加投资、加快发展,但这些要求常常不符合企业实际情况和市场需要,结果使企业大量增加无效投资和负债,导致产能过剩、负债过重、效益下降,亏损增加,有些情况甚至使企业陷入严重困难或倒闭。

   ?从银行和企业的反映可以看到,当前不公平竞争仍然是阻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信贷资金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分配欠公平合理的情况仍然存在,某些政府投资项目和国有企业因为效益不好,长期借债不还,或借新债还旧债,占用了大量信贷资金,有些效益好的民营企业却贷不到款。对国企的贷款发生问题,银行业务人员可以不承担责任,给民企贷款发生问题则要追责,这种情况仍不少见。

   ?与此相关的一个情况是,有些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大企业常常在采购招标中对自己的关联企业给予特殊关照,而更具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的民营企业只能为这些关联企业打下手、贴牌生产,在利润分配中占小头;导致不公平竞争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

   关于公平竞争问题,还可以从以下问题的回答中找到答案。

   6.关于公平竞争

   对问题:“您认为当地民企和国企竞争条件是否平等?”(单选)的回答分布如下:

   很平等:3.8%

   有差别:60.2%

   不平等:36.0%

   问题中“有差别”和“不平等”是程度的差异,前者反映程度较轻的不平等。结果选择“有差别”的占大多数,选择“不平等”的也超过1/3,两者合计占96.2%。认为“很平等”的只有不到4%。这说明在各地银行行长眼中,民企与国企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竞争是普遍现象。

   按区域和城市分布看,竞争条件不平等的情况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分布比重相对较低,在西部中小城市和县分布较高,在中部和东北地区,以及部分东部省份也有一定的分布。

   关于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的其他原因,行长们选择的第二位原因是“内需不振”,发生率占到80.1%。共识程度很高。说明内需不足确实是影响当前经济形势十分关键的原因。

   占第三位的原因是“资金紧张”,发生率78.5%,也很普遍。但这看来不应简单归结为信贷供应过紧或流动性过紧,而主要是资金供应渠道不畅和分布存在结构性偏差。一个证据是,在将“资金紧张”列为企业困难前三位原因之一,且能辨别其分布区域的银行中,西部省份占多数,而且与认为民企与国企之间竞争地位不平等的问卷重合度也较高。此外,从本文下面部分关于金融形势的调查中还可以找到更多答案。

   “外贸形势变差” 发生率69.9%,但在导致企业困难的原因中只排到第四位。在目前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大规模设置关税壁垒的情况下,这一结果也是出乎意料的,说明这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当前内部因素更加关键。

   占第五位原因的“企业过度竞争”(发生率65.1%)实际上与产能过剩的情况密切相关。过度竞争的一个表现是企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在正常的竞争状态下这是非理性行为,但在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这可能是企业孤注一掷以求自保的手段。

   上述调查结果说明,当前我国企业经营面临的困难是多种原因导致的。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来自体制和政策方面,主要是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以搞运动的方式执法和推行政策,一阵风、一刀切,不考虑客观条件和实际需要,不顾企业承受能力,不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只求完成一时的任务,作为政绩向上级交代。政府部门执法检查过多过滥,有些规章制度和规定不合理,政府随意干预企业投资和其他经营活动,以及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有亲有疏、政策不够公平,等等。这些情况说明政府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政府的政绩观、政绩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需要转变,从对上级负责、对任务负责转到更多地对老百姓负责、对当地经济社会长远发展负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理清,减少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多承担维护市场秩序和在市场失灵领域如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方面的政府责任。

   在解决扩大内需、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方面,当前需要改变传统的靠货币刺激和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思维方式,转向以减轻企业负担和改善收入分配、提升消费能力为主的政策方向。

   在解决一部分企业资金紧张的问题方面,全面宽松不是出路,重要问题是解决信贷资金合理配置和公平分配问题,同时从机制上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解决企业过度竞争问题,需主要靠优胜劣汰的市场调节化解产能过剩,还需要坚持宏观政策合理审慎,防止政策刺激继续导致产能过剩。这方面,以下关于金融形势的调查结果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四、关于金融形势

   7.关于不良贷款

   问题“贵行所在地的企业实际不良贷款率今年有何变化?(单选)”的答案分布如下(合计数与100%有微小出入是尾数四舍五入的结果,下同)。

   有所下降:12.4%

   基本不变:14.5%

   略有上升:60.8%

   大度上升:12.4%

   以上结果说明,今年以来不良贷款率在大部分地区和大部分银行都有上升,略有上升和大幅度上升的合计发生率超过70%。尽管多数地区上升幅度仍然有限,但影响范围之大值得高度重视。此外行长们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是否还有某些顾虑,也有待进一步验证。

   8.关于偿债风险

   问题“根据目前贷款状况,您判断未来发生偿债危机的风险概率有多大?(单选)”的答案分布如下:

   10%以下:28.0%

   10%-30%:52.2%

   30%-50%:11.8%

   50%以上:8.1%

   超过半数的银行行长认为未来发生偿债危机的概率在10%-30%之间,还有约20%的行长认为危机概率超过30%。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警示信号。考虑到行长们的判断主要依据当地情况,但债务危机一旦发生就有可能在地区之间引起连锁反应,因此实际风险有可能高于行长们的估计。未来需要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做出更多实质性努力。

   关于化解金融风险,必须充分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如果不能在降低杠杆率方面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金融风险只可能增加,不可能化解。因此必须坚持中性的货币政策,坚持硬化企业和政府预算约束,坚持去杠杆,不能动摇。另一方面,过于激进的去杠杆、收缩银根政策很可能触发金融泡沫突然破灭,引发金融危机,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因此需要在不懈坚持总体中性货币政策不变的条件下,以缓和、审慎、灵活的操作方式去杠杆、去泡沫,把可能发生的大规模金融地震化解为分散、小范围、较长时序的轻微地震,使问题一个一个得到解决,使泡沫逐步消解,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达到最终化解金融风险的目标。

   9.关于信贷供应的整体状况

   问题“您认为到9月份降准前,对企业的信贷供应总体状况如何?(单选)”的答案分布如下。

   正常:49.0%

   偏紧:19.1%

   偏松:31.2%

   其他情况:0.6%(认为不同行业有松有紧)

   接近一半的银行行长认为截至9月降准之前,信贷供应整体形势正常。认为供应偏紧的不到20%,认为偏松的超过30%,明显大于偏紧的判断。据此可以认为,截至9月降准前的信贷供应基本正常并可能略偏松,但可能存在地区差异和所有制结构的差异。在能辨别省市的样本中,东部地区偏松的判断多于偏紧的判断,西部也略多,其他地区松紧差异不明显。但由于能辨别省份的样本量较小,不足以据此对地区分布得出结论性意见。

   但上述结果证实了本文上一节的一个判断,即问题5关于企业困难原因中的“资金紧张”并非总量概念,而来自融资渠道和资金供应分布的结构性原因。接下来的货币和信贷政策需要保持审慎中性,防止误判和对策偏差。

   这里需要说明,自2018年以来,广义货币M2增长率结束了长期以来大幅度高于GDP增长率的情况,降到略高于8%的幅度,基本实现了货币政策中性化。这主要是通过加强对表外融资的管理实现的。这对防范金融风险非常必要,是一个重大进步。但在现行体制和政策环境条件下,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由于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贷款渠道不畅,过去许多民营企业不得不依靠成本更高的表外渠道融资。而在表外渠道收紧、表内贷款条件又无重大改善的情况下,一部分民营企业遭遇融资困难。这可能是前面问题5中“资金紧张”被列为导致企业困难因素之一的一个重要理由。

   解决民营小微企业银行贷款渠道不畅的问题,仅靠放松银根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将继续扩大金融风险。关键在于实现政策公平和改变歧视民营企业的传统观念;除此之外还需要解决金融市场结构问题。我国金融业中,国有大银行的市场占有率仍然过高,与资金需求方众多小微企业的结构不对称。尽管中小商业银行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市场份额仍然相对较小,而且这些银行一旦规模扩大,也往往倾向于更多为大中型企业服务。而最有利于小微企业融资的民间草根型小微金融机构始终没有发展起来。这与监管机构历来因为怕乱,用限制进入代替事后监管的习惯有关。因此重要的是降低门槛、进一步放开金融市场竞争,同时转变金融监管方式,降低进入门槛,加强事后监管。

  

   五、结论

   上述调查结果说明,当前我国有相当数量的企业面临困难,经济增长继续面临下行压力。应对这一压力,不能简单依赖传统的刺激政策,政策重心需要从短期稳增长转向促改革、调结构、理顺体制机制、理性应对危机,着眼于中长期经济健康发展。关键在于改善市场环境,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坚定不移地维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根本上改善经济运行机制。为此还需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行依法执政,解决“权比法大”的问题。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渡过难关,为未来的经济健康发展打好基础。

   当前内需不振和外贸出口承压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需要通过扩大内需来解决。但不能再靠货币刺激和一味扩大政府投资,而更多需要减轻企业负担,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促进启动民间消费,使增长有坚实的内需支撑。

   当前形势下,需要做好危机防范化解和风险管理,坚持中性货币政策,坚持去杠杆的基本方向,以合理审慎的宏观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互相配合,逐步化解金融风险。

  

  

王小鲁 执笔

   来源:《中国改革》2020年第1期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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