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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军:何为制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三种理路

更新时间:2020-01-08 08:11:09
作者: 孙正军  
在这种思路导引下,对于政令载体、运行路径、递接程序等问题的关心便成为自然,海峡两岸相继出现了聚焦于文书传布与信息渠道的研究项目。

   可以看到,邓小南强调制度研究不应满足于探讨制度的起讫两端,即政令规定和实施结果,而应注重究明连结两端的“路径”、“流程”,在她看来,后者才是制度的实际运行方式,据此也才可以观察到制度“活动”的过程。与“路径”、“流程”最直接相关者,即信息渠道、信息沟通,以及承载信息的政令文书。以此而言,信息渠道、政令文书乃是探讨制度实际运行的直接线索,二者成为“活”的制度史的研究重点也就理所当然了。

   第二,于“过程”、“关系”视角外又增加“行为”视角。邓小南于2015年3月19日在北京大学才斋讲堂关于“活”的制度史的演讲纪要,以及同年10月15日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同题演讲的提纲中,均可看到她对“行为”的重视。尤其是后一次演讲中,“行为”被置于与“过程”、“关系”同等的位置。在此之前的《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管窥》一文中,邓小南也提出“活”的制度史就是“倡导透过事件过程、人物活动、关系演变,去探究制度的形成与运作”。固然,在“活”的制度史提出之际,邓小南已提示“人与制度间的互动,塑就了制度实施过程中的不同特质”,注意到人的行为对现实制度的影响。不过,彼时“行为”处于“关系”视角之下,尚未与“过程”、“关系”等量齐观。她提升“行为”视角,远因大约是受到重视行为的“博弈论”的影响,近因毋宁说是她研究“祖宗之法”的启示。在《祖宗之法》一书的“序引”中,邓小南将过程、行为、关系设定为政治史讨论的三个对象,对于行为的重要性,文中认为:

   政治史是丰富鲜活而非干瘪抽象的。这种鲜活,集中体现在它对于政治过程中人的“行为”的关注。在政治史研究中,事件与人物固然是行为的组合;体现为“过程”的制度,其形成、运作与更革,亦与“行为”密不可分。政治原则正是产生于、行用于现实政治行为之中。特定的时间环节、空间位置上发生的行为,即构成为政治运作的动力与经过。

   由“政治”而“制度”,显然,邓小南强调行为对于“制度”的重要性,乃是基于行为对于“政治”重要性的延伸。据此不难推知,邓小南在“活”的制度史中突出“行为”意义,大约正是受到她对宋代政治史,尤其是关涉宋代政治史的核心命题——“祖宗之法”研究的影响。

   此外,制度运作如何纳入政治空间、提出制度文化概念等,也是邓小南后续对“活”的制度史的认识中值得重视的动向,由于论述不多,于此不赘。要之,尽管“活”的制度史在2001年已正式提出,但邓小南对此研究理路的思考却没有停止。这些思考,既包括研究内容的明确,也包括观察视角的扩充。借助这些思考,“活”的制度史内涵和外延更加清晰,作为一种研究理路也更为成熟。

   二、制度史观:由制度观社会

   与“活”的制度史相比,“制度史观”一词正式问世稍晚一些,大约始于2009年出版的一部兼具学术与通俗性质的著作——《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在该书“序言”部分,阎步克首次提出要在经济史观和文化史观外采用“制度史观”。随后在201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中,他再次明确将基于政治体制观察、阐述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史观称为“制度史观”。

   阎步克之所以提出制度史观,首先源自他对中国古代社会何者为重的认识。如所周知,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史研究,围绕历史如何分期,先后盛行两种历史观。其一是经济史观,以郭沫若为代表,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秉持此论;其二是文化史观,内藤湖南首倡此说,因“唐宋变革论”而为学人熟知。经济史观重视经济基础,故以经济关系为探讨历史脉络的出发点;文化史观注重文化在历史演进中的主体性,故提倡从广义的文化综合观察社会形态。不过,阎步克意识到中国古代乃是一个“政治优先”的社会,政治体制及其等级安排,在塑造社会形态上显示出巨大的权重。故在他看来,较之经济、文化,制度在塑造社会形态上往往更具决定性意义。

   其次,制度史观的提出,与阎步克对以往史观多强调历史阶段性差异的质疑不无关联。无论是经济史观还是文化史观,均在反击“停滞论”的基础上将中国历史进程划分为不同阶段,前者分五种社会形态,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序依次进化;后者持三世说,遵循古代、中世、近世逐步发展。阎步克认为这些阶段划分乃是以西方历史为参照、反观中国历史进程的思考,从中国历史自身的逻辑看,毋宁说其演进更突出地表现为一种连续发展的历史,具有明显的“连续性”。“连续性”并不等同于“停滞论”或“循环论”,而是容纳了发展、进化、变态、断裂,是与周期性甚至阶段性相联动的一个概念。因此,这种“连续性”所描摹的中国历史并不是一个直线上升的历程,而是“螺旋式上升”的演化轨迹。而中国历史“连续性”的主体便是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体制,由此政治体制成为探寻中国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也就成了应有之义。据此可见,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强调,也是推动阎步克提出制度史观的重要因素。

   制度史观的上述缘起,使得基于此的观察尤其注重挖掘政治体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巨大意义,以及中国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即如阎步克所述,“‘制度史观’所强调的,是中国政治体制在塑造社会形态上的巨大能动性,及其发展的连续性”。制度史观所侧重的这两个命题,如果追根溯源,可以发现至迟在2004年发表的《断想:王朝体制的延续性与周期性》一文中已见端倪。文中,阎步克提出,“在传统中国,由于专制集权和官僚政治的存在,政治子系统在决定社会形态上显示了更大权重,从而使经济及其他变迁导致的社会形态‘变化率’大为减小”。具体到传统政治制度的研究,他认为,“在各种着意凸显阶段性差异的‘分期’和‘变革’的参考系之外,似可再度揭橥帝国体制的连续性问题,并重新推进被冷落已久的‘周期’模式”。可以看到,尽管彼时制度史观尚未提出,但阎步克对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突出地位的认识以及中国历史连续性的思考已与制度史观下的观察完全一致。

   如果再往前追溯,还可发现制度史观的更早雏形。在为吴宗国主持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项目所写作的“魏晋南北朝”一节中,针对学者倾向于将魏晋南北朝定义为一个特殊时代,阎步克提出:

   两千年专制集权体制和儒生官僚体制的存在及其连续性,构成了一个巨大权重,它使经济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形态“变化率”,相对大为减小。即使在魏晋南北朝,专制官僚制传统也依然作为一个“常态”的“模板”,显示着深远的影响,尽管在现实中这个体制的运作发生了众多扭曲和变态。

   虽然该项目成果《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一书出版于2004年,但据阎步克回忆,上述文字早在20世纪90年代即已完成。从中不难看出,制度史观的两个重要命题——制度的巨大权重和连续性,其中都已提及。这显示出在20世纪90年代,阎步克已经初步形成制度史观的基本认识。

   和邓小南提出“活”的制度史乃是基于她对制度的理解一样,阎步克提出制度史观同样植根于他对制度为何的认识。在《品位与职位》一书“后记”中,阎步克这样说道:

   曾听过一种说法:制度的规定是死东西,与实际政治并不是一回事儿,人的活动才是真正的政治。不过这说法我不怎么信服。制度规定虽不等于实际政治行为,但在我眼中,它们仍不止一纸空文而已。政治制度同样有血有肉,它们的结构有如精微的有机体,它们的运动呈现出韵律和节奏;它们也经历着生、住、异、灭,像生命界的花木鸟兽一般;它们有时高歌猛进,有时也误入歧途,有时分道前行,有时又百川归海;不同制度间的碰撞、排斥、渗透和配合,同样错综多变、跌宕起伏,其精彩和微妙不亚于不同势力的联手、敌对和纵横捭阖。

   并称:

   我心目中的“制度”是制约政治活动的行为框架,细心体察它们每一个律动和呼吸,都能为理解其时政治,提供足以由微知著的蛛丝马迹、雪泥鸿爪。

   可以看到,与邓小南认为只有付诸实施、并在实施中产生效用的制度才是制度不同,阎步克更重视制度的主体性、独立性,强调制度并不依附于现实政治而存在。基于此,阎步克的制度史研究更愿意采用制度内部视角,注重梳理、挖掘制度设计内在的规则、原理。这样的研究方式也被称为“制度史主体”或曰“制度本位”的研究。阎步克认为:

   从“政治史主体”的立场观察,有血有肉的人的活动才是历史,人的思想言行、人与人的关系,集团、事件和冲突,才是历史的中心。而在“制度史主体”的目光中,人的活动也好,政治事件也好,它们都发生在一个结构之中。……在“制度史主体”的立场中,研究应首先从法定成文制度开始,随后是其运行状况,最后才是其与政治、文化、经济、社会、民族等因素的关系。制度的最基本要素就是结构、功能和形式,所以形式排比和结构分析,是制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不难看出,虽然阎步克也重视制度的实际运行状况,但排在第一位的却是“法定成文制度”。在此认识下,制度乃是一种结构或曰行为框架,规范和制约着人的活动和政治事件的展开,亦即制度对于政治、文化、经济、社会、民族等具有决定性影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阎步克才会将制度置于经济、文化之上,从而提出基于政治体制观察、阐述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制度史观。

   另一方面,在制度史观的形成过程中,社会科学理论的启迪应也起到重要的催生作用。如所周知,阎步克善于从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中汲取灵感,并能将社会科学理论的分析框架与历史学史实考订有机结合。因此他的研究,从第一部书,也就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开始,便带有浓厚的理论色彩;而201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俨然已是一部历史的社会学或政治学著述。制度史观中亦不难发现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子,其中最显见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占据社会学理论主导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阎步克对此颇为推重,对该学派重要学者如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艾森斯塔得(S. N. Eisenstadt)等的研究极为熟悉,并曾翻译后者的《帝国的政治体系》一书。“结构—功能”主义注重结构,而制度正是最重要的结构之一,故在阎步克看来,制度史研究是一种结构功能研究。在“结构—功能”主义中,结构被视为对于人的行动与思想具有深刻的规范和制约作用,这与制度史观所云制度在政治、社会中的巨大权重不谋而合。

   与帕森斯相比,艾森斯塔得对制度史观的影响似乎更为直接。在帕森斯归纳出的社会诸系统中,承担达鹄(goal attainment)功能的政治子系统并不具有主导位置。艾森斯塔得虽然也未明确将历史帝国中的政治系统置于其他系统之上,但已强调政治系统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并约略提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社会里,政治领域和国家是最为强大的社会因素。此外,他将中国自秦汉以降政治体系的变迁类型归为调适性变迁,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延续性。这些都与制度史观多有相通之处。

   当然,艾森斯塔得对中国的认识还比较简单,他从“结构—功能”主义切入,导致其思考缺乏时间维度;专注于跨国家的比较分析,亦使得其对中国古代政治体系的理解浅尝辄止。阎步克则从中国历史的实际演进出发,将这种共时性的社会学思考内化为一种历时性的历史学观察,在细致梳理政治制度、政治体制长时段变迁的基础上,发现“中国政治体制在塑造社会形态上的巨大能动性,及其发展的连续性”。可以认为,正是经过这种“内化”,阎步克将现代社会科学理论融入中国历史实际,故能更为清晰地呈现制度在中国社会演进中的巨大意义,进而酝酿出制度史观。

在制度史观正式提出后,阎步克在此后的研究中也续有探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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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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