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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科百年反思

更新时间:2020-01-06 15:08:34
作者: 阿米塔·阿查亚   巴里·布赞  
从而使国际关系第一次真正全球化。然而,从短期来看,外围国家虽然在政治上正式解放,但仍处于弱势地位,在经济上从属于核心大国,主要是西方和日本。尽管第三世界在世界政治中有一些独立的声音和行动,但它们仍然贫穷和欠发达。它们严重依赖核心国家的援助和贸易,并深深地被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所渗透。虽然不再有殖民地,但核心—外围结构以及界定这一结构的财富和权力差距仍然存在,并获得了 “新殖民主义”这一新标签。作为“第三世界”,外围国家现在在世界政治中拥有了发言权和投票权,在政府间组织中也获得了一些影响力,但这些权力和影响力并不大。在与苏联和第三世界短暂交好之后,中国走上了自己的道路,成为美苏两个进程之外的局外人,在全球权力政治中是一个小小的第三极。事实证明,冷战的终结并不是自由民主的胜利,至少最初并没有推动西方—全球国际社会的快速发展。

   在这一阶段,核心地区的国际关系学科实质上经历了第二轮建设,学科的规模和制度化程度大幅提升,学科的主导性地位向美国转移。尽管在欧洲、日本、韩国和其他地方,国际关系学科也有了实质性的发展,但该学科制度化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巩固了美国和英国已经占据的主导地位。有更多的研究机构,大学学科带头人和学院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相关的教学也更多。从20世纪50年代起,国际研究协会在美国成立,其他各种全国性的国际关系学术协会也纷纷成立,并以不同的方式促进该学科的发展。最初,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主要议题依然是核心地区与冷战和核武器相关的各种问题。这种研究导向反映到了理论发展上,尤其表现在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以及战略研究(威慑理论)之中。核武器和威慑战略是一个新现象,超出了之前战争研究的范围,因此它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优先研究的议题。区域一体化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等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同样聚焦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问题。这一时期,科学方法和传统方法之间的(第二次)“大辩论”并没有把国际关系学的范围扩大到西方之外。在冷战和核威慑的压力下,主流国际关系学变得更加专业化、学术化、理论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同程度地遭到忽视,女权主义被遗忘的时间更长。1945年以后,核心地区的国际关系学发展往往是展望未来式的,很少回顾过去,其在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地缘政治中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西方国际关系界对苏联集团的国际关系思想几乎没有兴趣,这些思想通常被视为受国家所左右。

   在外围地区,去殖民化将反殖民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转向经济不平等和发展不足(新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在南非的反种族隔离和以色列的运动中仍然存在。国际关系学在第三世界出现了一些制度化发展,但由于大多数地区资源匮乏,其发展往往受国家影响,而且理论发展的职业化激励不足。诸如毛泽东、纳赛尔和尼赫鲁等政治领袖继续在外围国家的国际关系思想中发挥重要作用,分别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泛阿拉伯主义和不结盟等思想。后殖民思想开始出现,并且排斥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文明”和“普世主义”标准。更具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依附思想从拉丁美洲经验中被总结出来,并且预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在70年代诞生。

   与冷战和核武器相比,尽管殖民主义和人类不平等 (种族主义)的非法化是国际关系结构和实践的重大转变,但其对主流国际关系学的影响相对较小。第三世界与发展研究成为了国际关系学课程的一部分,比如依附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等来自第三世界的思想,开始出现在主流国际关系学的边缘。但是,国际关系学科以及国际关系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主要关注西方核心国家的问题和观点,甚至地区主义也主要关注欧共体/欧盟。因此,尽管西方国际关系学确实开始将外围地区纳入其关注范围,但这主要还是从核心国家的角度出发,从超级大国竞争和操纵的视角来看待第三世界及其相关事件。这种倾向也反映了美国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内的独特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仅表现在学术人员的数量上,还表现在对资金、期刊、学术协会以及该领域的核心理论辩论的控制上。美国国际关系学自然而然反映了美国的国际关系现实:美国对冷战、全球经济和第三世界意识形态结盟的关注和利益。

  

   三、核心—外围结构的瓦解

   第四阶段:1990年—至今

   直到进入后冷战和后去殖民化时期,核心与外围之间在国际关系学科和国际关系实践上的失衡状况才开始发生显著变化。20世纪90年代,这种失衡得到了短暂的延续,甚至加强。美国表面上的单极地位和全球化将西方的主导和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推向了顶峰。冷战的终结缩小了第三世界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随着一些地区陷入混乱,而另一些地区开始攀登发展阶梯,第三世界失去了凝聚力。但这一“单极时刻”在多重压力下迅速崩溃。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不同程度的崛起,被扎卡里亚称作“他者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全球反恐战争则耗费了美国的资源和自由主义声誉。

   此外,到21世纪初,核心与外围之间的财富和权力差距已经明显缩小,这种差距是19世纪现代性革命引发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结果。美国把注意力从安全问题优先转移到第三世界一些小国身上,2001年之后再转向全球反恐战争,这场反恐战争的主要根源在第三世界的伊斯兰地区。在21世纪的前20年里,特别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迅速发展壮大,并且成为美国主导地位的主要挑战者。2007—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不仅在物质上、观念上,而且在道义上日渐衰落,全球国际社会开始朝着深度多元化的方向转变。核心地区扩大了,外围地区缩小了,而核心国家内部的国际关系也越来越涉及俄罗斯、中国、日本、欧盟和印度等一系列大国(或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日益衰落的超级大国美国之间的关系。金砖四国和中国都开始创立政府间国际组织,并对它们认为缺乏代表性的西方秩序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进行挑战。与此同时,核心和外围国家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或通过诸如核扩散、恐怖主义和移民等一系列休戚相关问题,或通过对全球经济、环境和网络空间的管理,或通过核心国家对外围国家冲突的干预,尤其是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上。

   冷战的终结对核心地区的国际关系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它终结了现实主义和安全研究的主导地位,迎来了属于自由主义的十年。现实主义受到诸多挑战,既包括单极化,也包括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国家权威挑战者的兴起。自由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迎来了春天,涉及全球化和霸权稳定理论、人权和民主和平理论、自由秩序、民主区域的扩大以及备受争议的“民主国家协约”等理论。与“单极化”并非直接相关的是建构主义的兴起,它首先用观念、规范和身份来挑战主流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间的理论争论,随后一些建构主义的理论分支与理性主义理论相融合。英国学派走向全球——英国学派通过建构主义找到了通向美国之路,并且由于它对历史的开放态度,作为“非美国”的身份,以及它之所以得名对构建中国学派可能具有的启示,英国学派进入了日益发展的中国国际关系学。批判理论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变得更加突出,它使国际关系理论的规范层面再次得到关注,并且旨在通过不同的思考来改变世界。作为批判理论的一部分,通过引入性别作为思考国际关系学的关键变量,女性主义也变得更为显著。所有这些导致了第三次国际关系学大辩论,这次辩论主要围绕认识论展开: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不断增加的理论多样性伴随着在核心区内持续的地域差异化。美国继续对实证主义认识论情有独钟,并对中层理论产生偏好。即便如此,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在核心地区和非核心地区都生根发芽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得到广泛发展并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制度化。美国依然在规模和制度方面保持着主导地位,但在理论发展和从学术协会到期刊的制度建设方面,已受到欧洲和亚洲的挑战。西方国际关系学及其核心观点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地区试图让自己的历史和政治哲学得到关注,并以此拓宽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和哲学基础。非西方世界对美国和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狭隘主义愈发不满。后殖民主义成为重要的桥梁,把边缘地区对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和虚假普遍主义的批评带入核心地区,但这些批评仍然处于核心区国际关系学的边缘。中国成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重要的来源,比如秦亚青和石之瑜的“关系理论”,阎学通的“道德现实主义”,以及唐世平的进化理论。在土耳其和印度也有一些类似的发展,一些关于伊斯兰国际关系理论可能性的早期思考已然出现。

   不仅如此,核心区内国际关系学的多样化,为外围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思想空间。国际研究协会的包容性和全球影响力,以及世界国际研究委员会的出现,使这一学科的制度化发展显著全球化。世界国际研究委员会是一个联合机构,成员包括来自核心和外围地区的国际关系学术协会。非洲和拉丁美洲大多试图在新兴的全球国际关系学中为自己开辟空间,而不是强调任何显著的区域差异。全球国际关系学似乎已经成为一股更强劲的趋势,它在融合核心和外围方面更加一体化,而在包容不同学派方面又显得更加松散。

   第五阶段:展望未来

   当前世界秩序的危机和变革已成为共识。资本主义似乎因为其不稳定及其所造成的极端不平等(现在更多地表现在社会内部而非社会之间)而陷入巨大的麻烦之中。英国退出欧盟和特朗普上台,已经将盎格鲁地区从世界领导地位上拉下来。一个崛起的中国带来了更多的未知因素——它青睐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它准备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以及它打算以合作的姿态还是主要凭借自身不断增强的实力采取行动?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正在向多个中心扩散,有些中心是国家,有些则不是。

   为了观察过去两个世纪以及今后几十年全球国际社会的发展,我们采用一些学者提出的一种宽泛的时期划分方法。第一轮国际关系学建设之时,现代国际关系实践表现为带有强烈核心—外围特征的西方—殖民地式全球国际社会形式(从19世纪到1945年)。1945年后,殖民主义的终结使全球国际社会结构转变为西方—全球的形式(1945—2008年),核心—外围结构依然延续,但更为松散。2008年之后,西方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给深层多元化的全球国际社会,在这种新形态下,多个财富、权力和文化中心出现,核心—外围结构将会崩溃,而西方不再占据核心区域。自由主义失去了作为全球发展目的论的地位,让位于文化差异性和多样化的资本主义/多重现代性。深层多元主义可能表现出竞争性的或嵌入式的两种形式。竞争性形式意味着不同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中心将互相质疑其合法性,将彼此视为对手或敌人而采取行动,在影响范围上展开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应对共同命运问题所需的全球治理将出现不足。嵌入式方式意味着不同的中心将至少彼此包容,尊重和重视它们之间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它们将能够更和平地共存,在应对共同威胁的功能性基础展开合作。

   这种核心与外围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促使我们思考国际关系学如何更加全球化,以便反映“他者的崛起”。自建立以来,国际关系学科已然拓展和深化,但这一趋势需要继续,以便适应全球化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以及深度多元主义世界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及其西方非主流同行已经展现出重新定义和拓展国际关系学的兴趣和观点,并由此引发了诸如“非西方”或“后西方”国际关系学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讨论。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西方之外的地方历史,以及从全球角度讲述的世界历史。从其他地区的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思考国际关系,既需要纳入历史叙述之中,也需要纳入理论化过程之中。还需要考虑的是,一些过去的边缘地区依然存在对传统核心地区的历史怨恨,它继续阻碍着当代国际关系实践,也扭曲了国际关系学研究。国际关系学制度化的整合趋势需要得到拓展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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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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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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