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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婚姻家庭法中的利他主义

更新时间:2020-01-06 08:00:25
作者: 赵玉  

   内容提要:我国婚姻家庭法,不仅要重视婚姻家庭关系,更要重视社会伦理效果。家庭功能的实现依赖于伦理基础,而伦理的动机是利他主义。婚姻家庭法领域必须强调利他主义价值取向,倡导分享与奉献,从而实现家庭的经济保障与精神愉悦功能,增强家庭的凝聚力和幸福感。夫妻之间是甘苦与共的互惠利他主义关系,父母子女之间是基于血缘无私奉献的纯粹利他主义关系,亲属之间是亲疏远近顺位有序的亲缘利他主义关系。作为兼容财产法与身份法的中国民法典要成为一部引领21世纪的良法,不仅要重视市场经济中利己主义的财产法,更要凸显非市场化的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利他主义价值导向。

   关 键 词: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婚姻家庭法/夫妻一体化/亲子关系/亲属制度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820014)。

   作者简介:赵玉,国家检察官学院 民事检察教研部,北京 102206 赵玉,国家检察官学院民事检察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婚姻法、公司证券法。

   “婚姻”与“家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幅幅“相敬如宾”“老吾老,幼吾幼”“亲属有爱”的和睦画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①,将家庭建设提高到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的辩证高度。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当下的婚姻家庭社会现状与司法效果时,却发现了迥异于理想状态的、挑战民众心理预期的、波及婚姻家庭各个领域的一系列纷争。以2016年全国民事案件数量统计为例,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总量达到425220件,名列民事各类纠纷第二名,仅次于合同、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纠纷,高于侵权责任纠纷、劳动纠纷、物权纠纷、人格权纠纷,是公司证券保险票据纠纷的四倍。②就新闻关注度而言,明星王宝强与马蓉关于夫妻忠实义务、财产分割的离婚诉讼成为新闻头条。上市公司中,土豆网实际控制人王微与杨蕾、赶集网实际控制人杨浩然离婚案引发转移财产与婚姻无效诉讼,梦洁股份实际控制人姜天武与伍静是否是虚假离婚等,获得了公众股民和证券监管层的重大关注。从婚姻家庭诉讼标的观察,上至三一重工高管袁金华离婚标的22亿元、昆仑万维实际控制人周亚辉离婚财产分割70亿元,下至平民百姓父母房屋赠与、夫妻债务认定等,均引发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纷争与亲情对决。“深圳罗一笑救女募捐”事件,更是挑战了传统文化“爱子如命”的心理假定,引发人们追问父母在具备足够支付医疗费能力的前提下,是否有义务为子女慷慨解囊?与上述婚姻家庭诉讼冲突伴随而来的,则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一)(二)(三)》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7)48号]庞杂细化裁判准则的出台。

   现实问题触发了民众论争与司法争端,同时促使人们思考:以何种理念为引导,才能实现家庭和睦与婚姻幸福?这是我们婚姻家庭法改革的出发点与基石。有学者指出,婚姻家庭法的现实纷争是“个人主义价值在婚姻家庭法领域一路浸润渗透”③所致,因此,婚姻家庭法应向伦理内涵回归。④更有学者建议,亲属关系立法价值取向应以家庭共同体利益为先,宣示社会家庭本位为主。⑤基于此,本文追溯婚姻家庭伦理性背后的动机——利他主义理论,在分析其理论演进基础上,证成利他主义理念引领婚姻家庭立法的正当性。在比较域外婚姻家庭法趋势的前提下,实证考察我国婚姻家庭诉讼的司法审判效果与现行婚姻家庭法所面临的挑战,提出夫妻之间的利他主义是源于爱情的命运与共,父母子女之间的利他主义是基于血缘内生的最强的无私奉献,亲属之间的利他主义是血缘亲疏远近而形成的顺位有序的伦理关怀,最后提出婚姻家庭法领域中的利他主义引领的重要性与价值所在。

  

   一、婚姻家庭法的变革与利他主义的引领

   正如德国学者霍恩教授所说:“没有任何一个法律领域能够像家庭法那样,如此强烈地反映出在过去20世纪里面人们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变革。”⑥20世纪以来,基于家庭结构的变化、性自由与婚姻形态的多元、男女社会分工的价值认同,域外家庭法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相似性:配偶扶养义务扩张至非婚同居、同性伴侣之间,夫妻财产的司法分配追求实质公正,儿童利益最大化得到空前加强,亲属之间义务在监护照管制度中得以落实。对此,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贝克尔教授给出了一个经典的理论解释:在市场交换中,利他主义的效率较低;而在家庭生活中,利他主义的效率较高。⑦那么,为什么我国婚姻家庭关系变迁呈现出强烈的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我国婚姻家庭法领域若实现家庭和睦的效果,是否须以伦理关怀的利他主义为引领更为妥当呢?

   1.利他主义在婚姻家庭法领域何以胜出

   “利他主义”(altrulism)一词,与利己主义(egoism)相对应,源于19世纪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的创造,堪称人性最伟大的标志。在孔德看来,人类既有利己之心,也有利他动机,人类的道德就是在用利他主义控制自私本能。利他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理论学说,经由生物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领域的不断探索而渐渐成熟。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书名全称为“论通过自然选择或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族的方式的物种起源”,主张物竞天择方能生物进化,损他利己方能适者生存。然而,这一伟大划时代的自然选择理论难以解释动物界中的诸多利他主义行为。1963年,生物学家汉密尔顿从概率论角度出发,提出了进化生物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思想,即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理论,并在奠定社会生物学基础的《社会行为的遗传进化》一文中,引入广义适合度概念来解释近亲生物体之间的利他行为。⑧亲缘利他理论的核心在于:利他行为出现在亲族之间的概率大,并且与近亲程度成正比。识别亲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成为亲缘选择理论得以实施的现实条件。1971年特里弗斯提出了互惠利他理论,解释了非近亲个体之间的利他主义。互惠利他的核心在于:无亲缘关系个体之间合作的长期性与互惠性。无论动物乃至人类社会,互惠双赢合作的行为普遍而典型。1976年,道金斯提出了“自私基因理论”,指出“基因是自私的,在环境的压力下会滋生出有限的利他主义”,个体利他的行为动机是利己。⑨生物学家威尔逊揭示了人类利他主义之谜,指出人类有两种利他主义,即无条件的利他主义和有条件的利他主义。无条件的利他主义无须社会回报,但限于亲属之间,只为自己的亲属服务,并且与亲近程度成正比。有条件的利他主义,要想在远亲或毫无血缘关系的个体中存在,则互惠性与长期性是关键。⑩人类社会中,除了亲缘利他与互惠利他之外,存在一种既非基于亲缘而又不期待回报的纯粹利他主义,西蒙斯教授从遗传进化论角度提出社会奖赏的激励予以解释。

   利他主义为什么在家庭领域随处可见,并在家庭生活中效率较高?这一理论解释,归功于集遗传学、社会生物学和经济学于一体的经济学家贝克尔。家庭理论是贝克尔理论体系的核心,1981年出版的《家庭论》是他的经典之作,成为一本划时代的家庭理论著作,采纳经济学方法来解释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亲属之间的行为正当性。在贝克尔看来,人们结婚的目的在于想从婚姻中得到最大化的收入,家庭成员之间只有相互信赖彼此合作,才能减少监督管理成本,从而成为一个有效率的单位。“家庭之所以会亘古已有,绵延长存,其原因在于,家庭生产以明确细致的分工协作为基础……男女彼此结合扬长补短,能使家庭产出最大化。因此,一个完整家庭的效率要比不完整家庭的效率高。”(11)正如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所说:“人们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总是自私的”,贝克尔坚持认为:“利他主义可以提高家庭成员的产出水平,保证了家庭成员能够抵御自然灾害和其他随之而来的不测事件。”(12)在贝克尔看来,“即使利他主义只限于家庭内部,它也仍然指导着所有资源的大部分配置。利他主义所支配的家庭行为的范围与利己主义所支配的市场交换的范围是一样大的”。(13)人类的历史证明,只有家庭内部确立利他主义原则,才是人类物种得以继续生存下去并且能够幸福生存下去的一个前提。“利他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分享和奉献,个人主义的表现形式是交换。利他主义的分享是一个静态概念,表明分享者财富的重新公平分配。利他主义的奉献是一个动态概念,认为应以自身利益为代价,使他人损失最小化或使他人利益最大化。”(14)因此,利己主义为刑法、财产法、侵权法、合同法、公司法等法律制度提供了正当性,而利他主义在婚姻家庭领域的功能实现方面胜出,成为指引婚姻家庭法领域的价值取向与理论工具。家庭领域内倡导利他主义是美好的,但仅仅倡导是远远不够的。人性的复杂与追求利己的动因,往往导致婚姻家庭领域的个人享乐机会主义行为。所以,婚姻家庭中利他主义的持续必须依靠国家强制力的法律为保障,这也解释了为何各国的婚姻法都带有“公法”色彩。

   2.婚姻家庭法变革的国际趋势

   近40年以来,各国婚姻家庭法均面临个人主义在家庭生活中的不断扩张,婚姻生活方式选择日渐自由,家庭关系亲密度不断减弱的全新挑战时代。为了回应上述挑战,实现家庭承载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保障与精神愉悦功能,重塑家庭的凝聚力,强化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实现子女利益最大化,落实亲属之间的监护与照管,利他主义理念在婚姻家庭法领域得以贯彻,域外家庭法呈现出如下共性的国际趋势:

   趋势之一,婚姻形态自由化并未弱化配偶(伴侣)彼此之间的扶养义务,无论何种夫妻财产制最终均致力于实现夫妻财产分配的实质公正,以实现夫妻之间的互惠利他。一方面,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与性自由的发展,婚姻形态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私人选择自由,这一现象甚至被域外学者称为“去婚姻化”的过程,(15)法国民法学者称为“家庭法的私有化和自由化”(16)。另一方面,配偶之间相互扶养、忠诚义务、家务分工协作、抚育子女扩展至非婚同居以及同性伴侣。法国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代家庭法对家庭成员采取实质平等原则,无论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之间,从追求形式平等转向追求实质平等,消除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所有歧视对待。同居和同性伴侣之间的权益越来越接近“配偶权”。就夫妻财产制而言,无论实行“共同财产制”还是“分别财产制”,在离婚时,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分配结果日益趋同。(17)

趋势之二,“子女利益最大化”观念的成文法改革与司法态度同步推进,以实现父母子女之间的纯粹利他。在成文法层面,世界各国亲子立法发展过程中,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经历了从歧视的“无亲之子”阶段,到消极肯定的“形式平等”阶段,到今日一些国家致力于对非婚生子女权利予以“实质平等”保护阶段。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非婚生子女已获得了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和《统一父母身份法》几乎完全消除了法律上歧视非婚生子女留下的痕迹。血缘关系的重要意义在于给予生父以无须以抚育子女为必然条件而自然享受亲情子乐的独有机会。1995年澳大利亚《家庭法》第68F(2)条规定了法官裁决儿童最大利益时候的权衡因素。(18)1975年《意大利民法典》增订第261条,即非婚生子女的认领对进行认领的父母与婚生子女享有同样的全部权利义务。(19)在大陆法系,《法国民法典》与《日本民法典》在亲权的保护中体现了“儿童最大化利益原则”。1979年7月18日德国《关于重新规定父母照顾的法律》,在父母子女关系方面的规定甚为完备。法律之所以频繁使用“子女利益最大化”这一总括性法律概念是为了强调:行使照顾权时不能首先考虑父母自身的利益,而应当优先考虑子女的最佳利益。在司法实践层面,关于子女抚养费的诉讼裁判中,“儿童幸福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公众利益”,成为美国法院考虑子女抚养费判决的核心因素。针对越来越多的离婚或未婚的父母拒绝对子女慷慨解囊的抚养费执行困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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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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