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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双舟:英美法系中的财产信托制度

更新时间:2020-01-06 07:57:12
作者: 刘双舟  

   英美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它的务实性。最能体现务实性特征的一个例证就是英美法系中的财产信托制度。财产信托制度是英国法所固有的一种法律制度,信托法是英国法的显著标志和特征,是英国对世界法律体系所做的重大贡献。正如英国杰出的法学家梅特兰(Maitland)所说的那样“如果问我们:英国人在法律领域最伟大和杰出的成就是什么?那就是数世纪发展起来的信托观念!我认为没有什么是比这更好的回答了。”[1]他的这一评价的确恰如其分,而且这一制度现在已经走向世界了。

  

   一、信托的概念

   在介绍英美法系的信托制度之前,首先了解一些有关信托的概念可能会更有助于对这一制度的理解。对于信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定义,英美法中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有两个。一是法学家勃格特(George T. Bogart)所下的定义,他将信托理解为“是一种信任关系,在其中掌握财产的人负有为他人利益管理或处分财产的衡平法上的义务”[2]另一种是哈勃契(Halfback)所下的定义,他认为“信托是关于特定财产的一种信任关系。受托人为了他人利益而享有该财产的法律上的所有权,而他人作为受益人则享有该特定财产的衡平法上的所有权。”[3]两者都把信托看作是一种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关系(Fiduciary)。

   信托,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就是一种代人理财的机制,其实质是一种关于财产转移与管理的设计或安排。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甲希望将其财产留给他的儿子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其财产直接交给他的儿子乙,但是这样做甲可能会担心其子乙因没有管理财产的能力而丧失该财产或因不能珍惜祖业而轻易的挥霍掉。甲可能更希望既不丧失其财产,而又能让其子乙享有该财产上的收益。也许他可能还希望将该财产由不同的人分享,如由其子乙终生享有该财产后再由其孙丙享用。在这种情况下,甲考虑的不是立即将财产直接交给其子乙或其孙丙,而仅仅是作为一定时间内可以享用收益的馈赠。

   信托就是基于上述这种时间的安排,同时考虑到管理的需要而设计出来的一种财产转移和管理的方式。这样,上例中的甲就可以作为委托人为了他的儿子乙或孙子丙的利益以信托的方式将财产转移给受托人丁,并由受托人丁为受益人乙或丙的利益对该项财产进行管理。在财产信托情况下,受托人承受了为了受益人利益而持有并管理财产的义务。他必须许可受益人从该项财产中获取收益。如果受益人尚未成年,受托人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保护该项财产`的安全。如果该财产是一种基金,他则应当不时地改变投资方式以维护该项财产的价值并尽量使其发生增殖。这就是信托制度的机能和它的功能作用之所在。

   信托关系一般是由委托人(settler或 trustor)、受托人(trustee)和受益人(beneficiary)三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构成的。被转移的财产叫信托财产(trust property)。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都是围绕着信托财产的管理和分配而展开的。信托关系就其成立而言,一旦信托财产依信托行为所定转移给受托人,信托关系随即形成。就其法律效果而言,信托关系一经成立,受托人就取得了信托财产的所有权,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但信托财产本身及其所生的任何利益不能由受托人而只能由受益人享受。这就是信托法上著名的“所有权与利益相分离”原则,也是信托最根本的特色所在。信托制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信托财产所有权上的两重性,即受托人是法律形式上的财产所有人,受益人则是实质上的财产所有人。在不违背受益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权,而受益人则享有信托财产的收益权。

   信托与财物委托、代理、行记等法律制度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们的区别是明显的。财物委托(Bailment)是当事人一方委托他方为一定的法律行为,以暂时保管财产或改变财产状态。它与信托的最大区别是没有实现财产所有权的转移。代理(Agency)是指当事人一方委托另一方代表自己在指定权限范围内办理有关事项的一种法律制度。代理同样没有实现财产所有权的完全转移。而且被代理人虽然把代理权交给了代理人,但他本人仍然拥有对代理财产的使用权和处分权。而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一经转移,在信托期间,委托人便失去了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行记合同是指行记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行记是与信托最相类似的两个制度,他们的相似性在于:两者均以信任为基础;两者均以自己的名义处理事务;两者关系中的受托人所承受的义务也基本相同;两者均可能发生委托物的占有转移。但是两者实际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首先,行记主要从事的是贸易,信托则是以管理为目的而进行的行为。其次,在行记关系中,受托人必须服从委托人的指示,从而使其具有了更多的依附性,而信托关系中的委托人则基本上是以自己的意志来处理事务的。最后,行记是有偿的,而信托可能是有偿的,也可能是无偿的。

  

   二、信托制度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

   现在收藏的关于信托最早的记载是古埃及人写的有关信托自己财产的遗嘱,据说是公元前2548年写下的[4]。罗马法中也存在信托观念,其源于拉丁文“Feidei Commission”,

   它由Feidei(信任)和Commission(委托)两词构成,其意义上的解释即为基于信任关系为第三人利益将财产托付给他人。中文一般译为“遗产信托”。但是就现代信托制度的历史渊源而言,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现代信托制度是在英国中世纪的用益权(Uses)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这种用益权制度则源自于日尔曼的treuhand或salman。Salman即受托人,是封建时代日尔曼法上的一种制度,是指接受财产所有人的财产,并按照所有人的指示而把遗产转移给受益人。这是当时的人们为规避日尔曼法否定遗嘱的效力,而达到加惠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第三人的目的而设计的一种制度。它在12世纪中叶,随着诺曼人对英国的入侵而被传入英国。

   信托制度在英国的产生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人们试图规避法律的目的;二是衡平法院的保护。

   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后,为了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加强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宣布自己为全国最高的土地所有者,要求所有的封建领主-----附庸以及附庸的附庸都为国王土地的受封者,宣誓直接向国王效忠并服兵役。这就是西欧封建时期的土地采邑制。在普通法上,全国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王,其他人只是占有土地,他们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而是拥有土地上的一种权益,这就是地产。英国封建的财产法,主要是指封建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其中包括地产的占有、占有者的封建义务、对占有权的限制以及占有权的转移等等。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制度的经济、社会基础,严格限制土地的转移与分割。

   当时英国实行严格的长子继承制。地产占有人(包括租种领主土地的农民)死后土地不加分割地留给长子,并交纳遗产税,不允许死者以遗嘱的形式自由处理。如无继承人,则土地收回归授封者。

   11世纪封建社会的英国,普通法在严格限制地产转移的同时,对土地的保有、转让、赠与、继承还附加了繁重的附带义务。按法律规定,当土地被传给成年继承人时,领主有权获得一种救济或金钱补偿;当土地传给未成年人时,领主有权获得监护费和儿女嫁娶资助费,这些负担包括诸如领主的第一个女儿出嫁的嫁妆费和领主的长子取得爵位的赞助费,甚至包括如领主被绑架的赎金等等。这些负担以及其他负担都会落在土地保有人的身上,而难以负担。

   为了能规避上述繁重的法定负担,摆脱占有地产的封建义务,为了使土地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转移,打破长子继承制的樊笼,实践中人们就在salman制度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用以规避法律的制度,即由土地占有人{委托人}将其土地交给受托人代为保管,把土地的收益交给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受益人享有土地受益权。实际上是对所有权进行了暂时的分割。这种权利就被称为用益权。用益权对法律的有效规避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以规避长子继承制,使土地持有人能够按照自己的遗嘱自由处理自己的地产。通过这种方式,委托人把自己占有的土地转移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把土地的收益交给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在委托人死后,再由受托人将财产交给长子以外的他人。这样既可以规避长子继承制和遗产税,还可以规避领主对未成年继承人的监护权。

   第二,用以规避法律上“禁止将土地赠与教会”的规定。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许多英国中下层民众死后愿将土地赠给宗教、寺院,这对封建领主的冲击很大,因为教会的土地是免税的。这就使原有领主的财源减少,而教会的势力且不断增强。所以15世纪末,亨利一世(Henry I)和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颁布了《死手法》(Statute of Martman),规定严禁将土地捐赠给教会,否则一律收归国王所有,然而使用用益制就可以规避法律的这一规定。捐赠人首先将土地让与他人管理,并约定土地上所有收益都归教会所有,这样就使《死手法》失去了实际的意义。

   第三,用益权可以使土地占有人的地产逃避因占有人犯叛逆罪或重罪而被没收。1455年英国爆发了内战,由于战争双方中的约克家族(House of York)以白玫瑰为徽章,兰开斯特家族(House of Lancaster)以红玫瑰为徽章,因此历史上称此次内战为“玫瑰战争”(War of the Rose)。这场战争延续了30年之久,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胜利者宣布失败者为叛逆,没收其财产,并处以极刑。据史料记载,爱德华四世(Edward IV)没收了大量的敌对贵族的地产,从而使王室的领地占有了全国耕地的1/5左右,使其所有的王室领地超过以前任何一个英国国王[5]。参加战争者为了逃避因叛逆罪而使自己的土地被没收,往往通过设立用益权,把土地委托他人代为管理。

   第四,设立用益权可以使土地占有人逃避债权人的追索。13世纪末等级君主制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关系发生了变化。1285年的威斯特第2号条例规定,贵族的封地可以清偿法院判决的债务。一些贵族便把土地委托给有权有势的人,以期逃避债务人追索土地 ,抵偿债务。

   此外,用益权的兴起还与“十字军东征”有一定的关系。公元11世纪,在罗马教皇的倡导下,西欧封建主、天主教教皇发动了对中近东的“十字军东征”。英国在12世纪末及13世纪初参加了第三、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封建主往往把土地转移给受托人,并指定其妻子和子女为受益人。如封建主战死,则把土地转移给他指定的继承人。这也对用益权的推广起了一定的作用。

   基于上述原因,用益权作为一种有效规避苛刻且毫无弹性的财产法的一种手段,在英国很快就被普遍采用。但用益权自13世纪流行以来至15世纪之前近200年间并不为普通法院所承认。这样一来,受托人是否履行义务完全取决于受托人的自愿,如果受益人的权利受到了侵害,普通法院不会承认和保护受益人的权利。因为按普通法的规定,诉讼必须严格地遵守一定的程序和技术。如果找不到与案件完全一致的令状,普通法院则不会提供任何救济,而用益权制度中受益人的利益在普通法院并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令状,所以它也就得不到普通法院的保护和救济。

按当时的习惯,普通法院不能提供救济时,当事人可以向国王或他的枢密大臣申诉,以求获得一种特殊的法外救济。起初,国王亲自审理此类案件,其后则交由大法官(Chancellor)审理。至15世纪,大法官又逐渐发展成为了与普通法院分庭抗礼的衡平法院。这样,衡平法院就取得了因用益权而发生的纠纷的管辖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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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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