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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杰:消费税改革的宪制意义

————再论消费税改革的必要性和时代意义

更新时间:2020-01-05 21:05:30
作者: 唐大杰  
提高卷烟消费税应能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

  

   应限制消费税的用途

   消费税的每一项子税目都有明确的征收目的。烟草消费税就是为了抑制烟草生产和消费,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对木制一次性筷子征税,就是为了抑制公众使用,保护环境。有法治传统的国家一般在开征新税种时,要具体说明征税目的,以及限定税收的用途。我国的税收立法一般都没有立法目的条款,但由于消费税都有其特殊目的,笔者建议在立法中加入对该项税收收入使用情况的要求,比如烟草消费税的收入应该用于限制吸烟的政策推广、补贴医疗支出等等。如有可能,还应要求财政部门向人大汇报预决算时,对支出情况、征税效果作出专项说明。

  

   消费税应该成为直接税

   学界有个基本共识,消费税是最可能成为直接税的税种。直接税有别于增值税那样的间接税,它是直接向纳税人征收的税种,个人所得税是最具代表性的直接税。目前我国的消费税绝大部分是向生产企业征收的。消费税成为直接税符合当前财政体制改革的要求。一是为构建地方税收体系作贡献。二是有助于提高纳税人公民意识,建设和谐的政治和社会生态。

   宪法规定了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但对纳税人权利却语焉不详。那是因为我国税收征纳机制刻意回避了征收方与纳税人的直接关系,税收收入基本都是间接发生,由企业作为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在工作、消费、生活中不知不觉地缴了税。当国家对纳税人直接征税时,除了“税收厌恶”会被触发,相应的纳税人权利也被唤醒。纳税人权利可抽象地概况为赞同纳税权(也即“非赞同毋纳税权”),以及由之所引申出来的“政府服务权”、“代表选举权”、“税款节俭权”(张馨,《析“纳税人”的权利》,中国经济问题,2003)。这也暗合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由纳税人权利组成的税收共同体,可以组成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基础。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先生曾精辟地阐述了直接税的宪制意义,他说,在中国完成经济社会转轨的过程中,直接税在所谓“税收厌恶”上的特点特别明显,它最容易激起社会公众的不满。直接税改革是我们积极地通过税制改革,让社会公众广泛参与,一起来促成我国政治文明水平的提高。如果从“税收法定”来看,它构造的是一个政治程序,当我们启动了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以后也可能有遗产和赠与税的立法程序,那么它需要的是什么? 是政治生活中的“规范的公共选择机制”,就是“走向共和”的机制。(贾康,《中国全面配套改革中的直接税改革问题》,税务与经济, 2018)

  

   2019年正在逝去,而《消费税法》的公开征求意见即将于新年的第二天结束。笔者感慨于中国税收法治的进步,以及公民社会的发育,寄希望于政策制定者从善如流,激流勇进,让消费税改革成为我国税制改革的一块奠基石。

  


写于2019年12月31日

  

   作者:唐大杰,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武汉大学财税与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本文责编:sunxu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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