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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建龙:任建宇案:言论自由与劳动教养

更新时间:2020-01-04 09:06:40
作者: 柳建龙  
也发展出了政府的社会责任,未来属于它。”[18]

   4、有助于促成一个更具适应性,因而也更具稳定性的社会,同时,也有助于在正常的分歧和必要的共识之间达成平衡。相反,压制争论(或者讨论)妨碍理性判断的形成,削减理性的力量;导致僵化和教条,阻碍社会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的环境或者发展的观念;掩盖社会面临的真正问题,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细枝末节的事项上。与之相比,放开争论能够在社会中形成更强的凝聚力,因为人们更愿意接受他们所参与而作成的决定,即便这些决定对他们本人不利;更何况,毕竟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国家都有能力通过武力压制言论而实现所谓的“一致性”。就此而言,言论自由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在这种机制中存在冲突,这种冲突乃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的而且它会对之构成损害。换言之,言论自由乃是维持稳定性和变化之间平衡的重要机制。[19]

  

   四、言论自由的保障范围

   (一)主体范围

   基本权主体,系指基本权的保护对象[20],即基本权享有者。作为主观公权利,基本权通常赋予其权利主体要求义务主体为、容忍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法律力量(Rechtsmacht)[21]或者请求权。就此而言,探讨基本权主体问题,其实探讨的是到底谁是作为主观公权理的基本权的请求权人。那么,任建宇是否是言论自由的主体呢?这一问题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回答:

   1、基本权权利能力

   基本权权利能力(Grundrechtsfähigkeit)是权利能力的特别类型之一,它系指谁有资格享有基本权。换言之,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任建宇是否有资格享有言论自由?

   首先,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学界一般认为该条所涉各项基本权属于政治权利,[22]故而其基本权主体只能是中国公民。[23]然而,将言论自由与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各项自由一样视为政治权利未必妥当,这是因为:虽然在早期的宪法理论和实践中,言论自由之保护标的为政治性言论,然而,随着宪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其保护范围已有相当的拓展,如商业性言论,已不限于政治性言论,为此,将言论自由局限于“政治和社会问题”,进而将其主体限于中国公民未免过于偏狭。[24]不过,就本案而言,由于任建宇是中国公民,故而无论第35条各项基本权之性质究竟为公民权抑或是人权都不会对他是否有资格享有言论自由产生影响。

   其次,即便作为中国公民也不当然享有某些基本权,因为宪法和法律也可能对某些基本权权利能力设置年龄上的限制。比较宪法第35条和第34条,可以发现二者存在明显差异,第34条对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主体作了年龄限制,[25]而第35条未对言论自由的主体作年龄上的限制;换言之,言论自由基本权能力不受年龄限制。

   最后,基本权权利能利还可能受到其他限制。除国籍和年龄的限制外,法律还对宪法第35条各项政治权利的享有设置了其他的限制。依照刑法规定,一旦被剥夺政治权利则在法定期限内不享有这些基本权。[26]不过,就本案而言,任建宇此前并无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形。

   2、基本权行为能力

   与区分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一样,就基本权而言,也区分基本权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虽然对某些基本权而言,探讨基本权行为能力并无意义。[27]所谓基本权行为能力(Grundrechtsmündigkeit),或译为基本权主张能力或者行使能力[28],系指基本权主体本人或者通过其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实现基本权的能力。此时,民法总则上区分为无、限制及完全行为能力人;但是,公法上的通说,认为是不以民法或诉讼法上所规定的这写年龄为标准,而是以能够否理解与实现的辨认能力来判断。所以,此时必须依个案而定,以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辨认能力,并且还以个别基本权的内容做判断标准。如果当事人在个案上无辨别能力,即无基本权行为能力,此时需要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29]

   就言论自由而言,宪法第35条并未对该项基本权主体的基本权行为能力作进一步界定,宜应认为该项基本权主体为所有中国公民,不仅成年人,也包括未成年人,不仅包括完全行为能力人,也包括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

   综上,任建宇不仅具有言论自由的基本权权利能力,也具有言论自由的行为能力,故其为言论自由的基本权主体,得主张宪法第35条所保障之言论自由。

   (二)事项范围

   一般而言,言论自由保障的事项范围包括通过各种途径搜集、获取、了解各种事实和意见的自由以及以文字、声音、图像等方式传播某种事实和意见的自由。[30]换言之,言论自由的保障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1、知情权;2、言论的内容;3、言论传播的方式和途径。

   1、知情权。所谓知情权部分是从言论自由推衍而来的。它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公众从政府、宣传媒体及其他信息来源不受妨害地获取各种信息的权利,即“信息的领受权”;二是公众对政府掌握的信息要求公开的“信息公开请求权”。前者一般称为“知的自由”,后者则称为“知的权利”。[31]学者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信息化进程日益加剧,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表达自由必须在其观念中加入知情权而予重构。[32]

   2、言论的内容。言论自由所保护的言论最重要的是意见。“意见”系指一个人将其主观上对事物的各种思想、见解、看法、价值判断对外而予以表达。[33]

   我国传统宪法学理论否认存在所谓绝对的自由和权利,[34]主张自由和权利是相对的,有限度的,只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自由和权利,才是法律所允许的,一旦超出法律界限,就是违反法律的行为。[35]宪法第51条则为自由和权利划定了一般界限。[36]基于这一理由,多数学者主张,从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规定来看,言论自由大致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公民不得利用言论自由进行煽动、反对政府或者败坏社会公德,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宁;另一方面,公民不得利用言论自由侮辱、诽谤其他公民的人格。[37]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观点并未明确,上述限制究竟是言论自由的内在限制抑或是向外在的限制;虽然从相对主义的立场出发,它无疑更倾向于内在限制的立场。

   (1)内在限制说。[38]郑贤君教授认为,和其他基本权一样,表达自由也存在其自身内在的界限,因为表达自由属于外部性精神自由权,它所伴随的表达行为往往超越了思想和良心的范畴,是一种将内心的精神作用或其结果公诸外部的活动,因而存在着与他人的自由和权利或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为此,必然具有一定的界限。正因为如此,在现实中,表达自由的内容、场所、方法以及状态方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限制。[39]作为表达自由之一种,言论自由当然也存在内在的界限,具体而言,言论自由的行使不得[40]: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宣扬邪教、迷信;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这一见解显然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之将某类言论归为不受或者较不受保护言论(Unprotected and less protected speech)有异曲同工之效。美国最高法院认为,不受保护言论系指煽动违法行为、挑衅、淫秽等言论,政府可以禁止此类言论并惩罚行为人;至于较不受保护的言论,系指在双重审查基准下,较之一般情形下对旨在限制言论内容的法律是否合宪采取严格审查,假定系争法律违宪而言,在审查限制较不受保护的言论法律的合宪性时,则采取较为宽松的基准(如合理性基准),倾向于假定系争法律合宪。[41]

   内在限制说与不受或者较不受保护言论说一样,主张将某些言论排除在言论自由事项保障范围之外。倘若将之置于基本权保障范围-基本权侵害-宪法正当化之三阶层基本权侵害的审查模式下,可以发现,它试图通过确定系争言论或者行为是否值得保护,从而在法律的合宪性审查的一开始就排除某些宪法争议。

   然而,无论是内在限制说还是不受或者较不受保护言论说都存在一定问题:首先,它缩小了言论自由的事项保障范围的外延,而且使之变得更加不具确定性,换言之,就其结果而言,一项言论是否属于言论自由事项保障范围,或许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法官的主观认知的影响,这会削弱言论自由的保障力度;其次,承认言论自由存在内在限制,也就意味着言论自由的行使存在固有的限制,而这无疑为言论的事前抑制提供了基础,这将使得言论自由处于危险之中;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便在采取事前审查的情形下,这种的主张也毫无意义,因为只要言论触及法律所禁止的主题,无论其是内在限制范围之外的言论抑或是受保护的言论都要接受审查[42]。为此,个人以为应当拒绝所谓的内在限制说,而承认外在限制说。

   (2)外在限制说。该说同样认为言论自由的行使存在限制,为保护他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可以对个人的言论进行限制。与内在限制说不同的是,它反对基于言论的内容而将言论区分为受保护和不受保护的言论,换言之,无论言论的内容为何,它都落入言论自由的事项保障范围中。就此而言,一旦个人认为其言论自由受到了干预,法官有义务对其提出的争议作进一步审查,换言之,法官应就个人的言论自由与所要保护的他人权利和公共利益进行衡量以确定个人的言论自由是否受到了侵害,或者对其言论自由的干预是否存在正当的理由。这不仅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克服法官的恣意性,也为反对言论的事先审查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使得言论自由保护范围和力度得以扩张。

   3、言论传播的方式和途径。言论传播的方式和途径是将个人内心的精神作用和结果公诸外部的媒介,是言论自由实现的载体,舍却言论传播的方式和途径,言论自由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为此,保障言论自由传播的方式和途径是言论自由应有之义。[43]不过,由于言论传播的方式和途径存在多样性,为此,采取双重或者三重审查基准的国家对对言论传播的方式和途径的限制的审查通常较为缓和,而对对言论内容的限制则采严格审查。至于概括地排除某项言论的传播方式和途径,其效果相当于对言论内容的控制,为此一般予以严格审查。

   一般而言,言论传播的方式和途径,包括演讲、报纸杂志及其他印刷物、广播、电视、绘画、摄影、电影、音乐、戏剧等;[44]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尤其是所谓智能手机)和互联网作为言论传播的途径和方式日益受到人们和政府的关注。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对2005年至2012年我国互联网的发展状况所作统计,其间我国互联网的普及率稳步增长,2005年我国网民数量约为1.11亿,截止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5.91亿;相比之下,手机网民的增长数量更为迅速,2007年我国手机网民数量约为0.5依,而截止2013年6月底则已经将近4.64亿(工信部的报告则认为截止2013年5月底,我国手机网民有7.83亿)。[45]相比之传统平台,互联网已经日益成为民众获得资讯,表达意见,参与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以及社会事务管理的以及行使监督权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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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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