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郑永年:中国民营企业需要什么样的结构改革?

更新时间:2020-01-02 11:45:07
作者: 郑永年 (进入专栏)  

  

   从数字上说,民营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经是牢不可破。人们经常以“5、6、7、8、9”来形容民营企业的显赫位置,即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民营经济的企业数量占90%以上。近年来,在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民营企业如何健康发展显得更加重要。

   无论是美国(和西方)所要求的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还是中国努力推行的结构性改革,民营企业都是重中之重。正因为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分量”,中国政府近来花大力气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就民营企业的发展多次发表谈话或讲话。

   国务院多次发文,出台各种举措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包括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健全政企沟通机制,激发企业家精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升级;保护产权必须坚定不移,对侵权行为依法惩处,对错案冤案有错必纠,等等。

   但所有这些巨大的努力,并没有反映在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实际生存环境上,或者说并没有给民营企业一种对未来的确定感。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所面临的压力似乎越来越大,不仅来自国际层面(贸易战),更来自内部环境的变化(意识形态、“国进民退”、法治、财产和生命安全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得民营企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直接表现在民营企业家的行为上。

   从经验来看,今天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中国仍然是最稳定的国家;尽管经济也面临下行压力,但相较于所有其他国家仍然维持在较高的增长水平;而且中国正成为最大的内部消费市场。照理说,民营企业应该着眼于内部的发展,实际上则不然。很多民营企业不仅没有很大的意愿来扩大内部投资,反而在收缩;一些企业家趁政府“PPP改革”(公私合伙制)的机会,顺手把公司“交给”了国家,把自己变成食利阶层;也有很多企业家因为对内发展没有足够的信心,而千方百计、不计成本地“外逃”到海外。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从表象来看,原因也不少。政府的很多政策很难落实,甚至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变形而导致相反效果。例如“竞争中立”就只是一个漂亮的政策口号,很难执行。“PPP改革”也是一个例子。这一改革的初心是好的,是为了纾解民营企业所面临的金融压力,但执行效果并不好。在一些情况下,这一改革成为民营企业抛掉自身包袱的一种手段。很多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困难(例如产业的升级),企业家受自身的局限,感觉发展到了顶点,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包袱“交给”了政府。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一改革成为国有企业(资本)“吞并”民营企业的有效手段。

   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公私合作”很难说可行,因为“公”和“私”运营逻辑是不同的。公和私如何可能形成“伙伴关系”?公的逻辑是控制,而私的逻辑是盈利。所谓的“国进民退”也经常表现出很吊诡的现象。

   从一些发达省份(如广东和浙江)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发展情况来看,国有企业所占空间并不那么大,民营企业实际上仍然在发展,但人们还是感觉到“国进民退”的趋势。在一些原来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省份(例如东北)来看,“国”并没有“进”,但“民”也没有“进”。更多的地方表现为“民”的确“退”了,但“国”也没有“进”。

   中国经济结构是什么?

   所有这些矛盾现象需要人们的思考,如果对这些矛盾理不出一个逻辑,就很难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尽管人们讨论结构性改革已经很多年,但迄今为止谁也不清楚中国的结构是什么?或者说,在中国,结构性改革意味着什么?很多人还是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套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根据西方的“结构”定义来理解中国的“结构”,结果各级政府出台的很多政策根本不符合中国国情。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上述种种矛盾实属必然。

   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什么?简单地说,从汉朝到当代,除了几个很短的历史阶段(王莽改革、王安石改革、朱元璋改革和毛泽东改革)外,中国基本上呈现出一个三层资本的结构,即顶层的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国有资本、底层的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以及一个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互动的中间层。只要这三层资本出现均衡和平衡状态,经济发展就会是稳定和可持续的;一旦这三层资本出现严重的失衡状态,无论是国家资本占据绝对优势,还是国家资本的大幅度衰退,都会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从三层资本结构来理解今天中国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不无参照意义。

   第一层是国有资本。国有资本承担着民营资本所不能承担、没有能力承担的经济责任,包括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一些领域的投资、应付经济周期引起的危机和其他因为环境突变所导致的危机、“平准经济”和补充“市场失败”等。所有这些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不可或缺。

   不过,这里涉及几个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空间分布。除了少数省份两者的分布比较合理外,大多数省份国有企业占据的空间仍然过多。那些分布比较合理的省份,往往呈现出“国强民也强”的局面。多数省份(尤其是东北)国有企业仍然占据了过多、过大的空间,民营资本没有足够的空间,既难以进入,更难以生存;结果国有资本什么都做,什么都做不好,导致了“国弱民弱”。如果这些省份的国有企业不能让渡更多的空间给民营企业,这种双弱的局面会一直持续下去。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国有资本去哪里?现在提出国有企业“管资本”的思路。这个思路的核心在于,不管国有资本去哪里,只要资本在增值就可以了。在这个思路的指引下,今天的国有企业犹如美国华尔街的风投资本,哪里有利可图就去哪里。据说这是学习新加坡国有资本管理模式。这里既有误读新加坡模式的成分,也有“描红”(照抄照搬)的成分。新加坡模式的精神是国有企业也要市场化,国有企业必须是盈利的;即使是那些承担社会功能的国有企业如水电、医院等也须引入市场机制,来实现分配和提供服务的效率。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国企的确应该大力学习新加坡模式。

   不过,新加坡和中国国情不同。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没有也不需要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能够在一个产业体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抓住几个重要、附加值高的环节即可。中国则不同,那么大的一个国家,需要大量的完整产业体系。国有资本须考量的不仅仅是盈利问题,更须考量产业体系建设。如果容许国有资本扮演风投角色,悲剧将不可避免,不仅会减弱产业建设方面的角色,而且会与民争利,导致国有和民营失衡,最后破坏整个国民经济体系。

   中国需要非西方定义结构性改革

   第二层,中间层的国有与民营的“混合经济”。这里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需要各自的空间,还是大家合作共享空间?体现在今天改革政策中的无疑是后一种思路。必须指出的是,近代以来这种思路(例如“官督商办”)不仅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好结果,而且导致了巨大的腐败。

   诚如上面所讨论的“PPP改革”,如果真的落实了,无非会产生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不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就是国有企业吞并民营企业。这两种情况其实已经在发生。在一些情况下,“公私合作”变成国有资产的“民营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民营资本的“国有化”。今天,很多官员都在提倡政府在面对国企和民企时要“竞争中立”;实际上,除非是自欺欺人,竞争中立仅仅是乌托邦,完全没有可能实现。政府如何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竞争中做到中立呢?这完全是西方逻辑的简单套用,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国情。

   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就会有另外的改革思路,那就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基于“劳动分工”之上的合作。在一些领域,例如自然垄断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强大社会功能的服务领域(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对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领域,国有企业理应占据主导地位,而那些竞争性领域和民生经济领域,民营企业理应占据主导地位。在确定了这些领域(分工)之后,就可以在一个领域引入多个甚至无数个企业,防止垄断的出现,促成企业之间的竞争,保持经济体的开放性。只有当国有企业之间出现竞争时,只有在民营企业之间出现竞争时,政府才谈得上“竞争中立”。

   第三层,中小型企业。这里有两个结构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上面提到的空间问题。对大多数中小型企业而言,仍然缺少投资的空间。新空间从哪里来?一方面需要国有企业让渡更多自己不作为、也很难作为的空间,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技术创新。第二个问题是缺少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中国大型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天经地义是大型国有企业,它们没有任何动机为中小型企业服务。如果通过行政或政治方式迫使它们服务中小型企业,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不可持续。在很多年里,这些银行在服务中小型企业方面只是象征性的。

   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因此需要金融系统的结构性改革,即设立大量意在服务中小型企业的中小型银行(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现在人们只盯着美国的华尔街,这是对美国经济的误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华尔街所引发,但促成美国经济复苏的并不是华尔街,而是美国大量的中小型银行,甚至是社区银行。

   在中国,中小型企业因为不能从正式金融管道得到金融支持,只好转向非正式管道(包括影子银行、P2P网络借贷、地下钱庄等)。这些非正式金融机构往往处于无政府状态,容易酿成巨大的危机,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如果维持今天的金融结构,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会越来越困难。

   贸易战开打以来,美国(或整个西方)对中国经济提出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对于西方的要求,中国绝对做不到。例如,中国哪有全盘私有化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根据西方所定义的结构性改革(或从前所说的“华盛顿共识”),中国经济的命运必然是悲催的。自苏东计划经济解体以来,已经有太多的经验证据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无须再去重复失败。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确需要结构性改革,但绝非西方所定义的结构性改革。现在人们顺着西方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来看中国问题,这本身已经成为中国进行有效经济改革的一个巨大阻碍。如果这样下去,改革最终只会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并不会有任何的结果;人们预期的进步不仅不可能,反而会出现巨大的倒退。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首要任务是搞清楚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结构性改革?一句话,中国需要懂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9694.html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