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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燕南:从表彰乡贤到汉宋门户:明清学术思潮与郑樵接受史之分析

更新时间:2020-01-02 00:14:37
作者: 向燕南  

   内容提要:从接受的视角分析南宋史家郑樵在明清时期的形象,明显受着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学术思潮与学术宗奉的影响。明代力图扭转郑樵在《宋史·郑樵传》中消极形象的努力,始于中期开始的地方史叙述中表彰乡贤的活动。此后晚明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实学风起,直接影响了士人对于郑樵的接受与评价。由明入清,学术思潮丕变,倡考据的汉学风起,与重义理的宋学相颉颃,受汉宋学术门户影响,对郑樵的接受与评价,遂又多少染上了汉、宋学之争的底色。清中后期调和汉宋学术思潮起,表现在对郑樵的接受上亦有所变化。与此同时,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清廷刻意保持超越汉宋门户的态度,也在郑樵的接受上表现得相对中性,并影响官修史籍及科考对郑樵学术的取向。此外,影响清代郑樵接受的地域因素也值得注意。

   关键词:郑樵/接受史/明清时期/学术思潮

   作者简介:向燕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郑樵学术接受史:南宋至20世纪前期史学批评中的郑樵研究”(SKZZY2015039)。

  

   学术经典,以及经典作者的厘选与评价,往往会随着时代评判标准的改变而变化,进而导致学术史的认知与书写的变化。一部学术史,若转换视角,也可看作是不同时代读者对于经典的接受史。20世纪初,顾颉刚先生曾在其《郑樵传》中颇为不平地感慨道:“从他的当世,直到清代的中叶,他一向担负了不良的声望。”①然而揆之史实,起码是揆之明清五百来年的史实,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事实上,明清两代的学者,对于郑樵学术的评价,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不少。而透过这些正面及反面的评价,恰好揭示出明清两代学者接受郑樵学术背后不同的时代学术思潮,以及不同学者的个人好恶与对思潮的不同取向。于是,一部明清学者的郑樵接受史,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明清学术史展开的一些底色。

  

   一、从表彰乡贤到鼓吹实学:明代接受郑樵的基本进路

   对于郑樵的学术,元末编修的《宋史》虽然评价不高,但在社会上,元代学者对郑樵的评价,积极的意见还是不少,例如欧阳玄在为金代蔡珪《补正水经》所作序中即称:“余观正父之博洽多识,其见于它著作者,盖有刘原父、郑渔仲之风,中州士之巨擘也”。②这里。欧阳玄称颂蔡珪著作渊博,有宋学者刘敞、郑樵之风。此外,元代研究《诗经》的学者梁益也说,郑樵“道德高邵,学博而雅,大儒也”,③所“作《诗辨妄》六卷,诗经之旨大明,迨晦庵朱子而大定矣”。④而且还说:“古今言河者,夹漈郑渔仲最详”云。⑤

   入明,由于郑樵的学术几乎涉及经史、文字小学、金石目录等古典学术的各个方面,所以单就某些具体的学术面向来说,仍有不少的学者对郑樵持肯定的态度。如宋濂即极力推崇《通志》中的《氏族略》:“嗟夫!氏族之学,古昔所甚重。浃漈郑渔仲著为《通志》,其中二十略,唯《氏族》最备然。”⑥只需简单检索,就会发现,明代一些号称博学的学者,如丘濬、杨慎、唐顺之、王世贞、王樵、焦竑、朱睦、胡应麟、刑云路、张自烈、章潢、李时珍等等,都在自己著述的相关部分,或征引或评议郑樵某些学术观点,可见郑樵学术,在明代还是有相当的影响。但总的来说,在社会整体“束书不观”、反智氛围浓重的明代,郑樵及其学术的命运可想而知,除了少数学者就具体学术的征引或评议外,真正关注郑樵及其《通志》的人并不多。

   明代对郑樵的全面关注与接受,最先启动于地方表彰先贤活动。《四库全书总目》曾评议道:“盖夸饰土风,标榜乡贤,乃明地志之陋习。”⑦其实标榜乡贤也是地方史的通病,各时代莫不濡染此疵。只是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地方史撰述渐入佳境,撰述繁富,此风也就自然地炽热了起来。对郑樵形象的再塑,正是从地方史标榜乡贤的风气中开启。通过对这些地方史记述郑樵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明人对于郑樵的接受和再塑,经过了一个怎样的历程。

   现存最早最全面正面叙述郑樵事迹的地方史,以周华所纂《游洋志》最详。⑧其卷四《儒林传·宋·郑樵》不仅记载郑樵卒时,“海内之士,知与不知,皆为痛惜。太学生三百人为文以祭,归正之人感先生之德,莫不惜哭之”。而且颂之曰:“先生之学,无所不通,奋乎百世之下,卓然以立言为民为己任,不但如世之所谓博洽而已。”尤言郑樵说:“先生标表独立,节行尤高,不汲汲于势利。居乡或累岁不诣郡邑,门人束脩一无所受。晚得祠禄,尽以为笔札。费诏以官给,未尝索取也。于人不苟合,而好贤则笃,见寸善推誉如不及。”⑨似有意以事实驳《宋史》所谓郑樵“独切切于仕进”说。

   《游洋志》后,成化二十一年(1485),有镇守太监陈道,力邀正在莆田家中丁忧的南京大理寺评事黄仲昭纂修福建省志。这就是现存最早的福建省志《八闽通志》。这部省志对郑樵是这样记述的:“郑樵字渔仲,厚之从弟,隐居夹漈山,博学强记,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过目不忘,为经旨礼乐、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辩论。绍兴中,以荐召对,授枢密院编修官。金人犯边,樵策其酋必毙,已而果然。所著书凡五十八种千余卷,又有《通志》二百卷。”⑩可以看出,《八闽通志》对郑樵的记述,基本上士沿袭元修《宋史·郑樵传》,但删去了其中贬义性的内容,如“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平生甘枯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等。(11)

   如果说完成于弘治二年(1489)的《八闽通志》,还有着不得不考虑的整个福建叙述的平衡问题,致使叙述郑樵的文字少而克制。那么十年后纂修的《兴化府志》,(12)则因乃郑樵一生生活、著述的家乡,对郑樵的叙述,也就很自然地有了巨大的改观。于是我们看到的这部《兴化府志》传记部分的撰写者,虽依旧是《八闽通志》的撰者黄仲昭,但志中的郑樵形象却已大不一样。该传在依“《宋史》本传及《事述》等书”叙郑樵基本事迹后评议曰:

   樵于学无所不通。其论《书》,则先按伏生、孔壁之旧,与汉儒所传、唐世所易,以辨其古今文字之所以讹。传《春秋》,则首考三家之文,参以同异,而断其简策传写于口耳授受之互有误。说《诗》,则辨大小《序》之文,别《风》《雅》《颂》之音,正二南王化之地,明鸟兽草木之实,类皆信而有证。居乡累岁不一诣守令,门人束修一无所受。笔札虽诏从官给,未尝取也。见人才善,推誉如不及。有来质问者,苟可告语,为之倾倒。数于当路荐林光朝、林彖;增筑苏陂以绍先志,作永实桥、来庵;苟有一利于人,必力为之。

   考《兴化府志·郑樵传》的文字,显然参考、沿袭了正统《游洋志》,但是此传后的论曰,则与《游洋志》只述史实的委婉辩白要明确而犀利得多。其曰:

   按史氏谓,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而寡要。平生甘恬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窃详斯言颇失之诬。故郡人彭韶续修《莆阳志》,曾著论辨之,大意谓樵博学无前,专以著述为乐,非求仕者。考其生平举孝廉、遗逸,屡辞不就。应召诣阙,即求还山,故其山林之日最多,而都下之日绝少也。若果急于仕进,能若是乎?使樵于时位通显,不及著书如今之富,则其心必不能顷刻以自乐,其肯以此易彼乎?史氏谓:博而寡要,犹为责备;若曰切切仕进,岂知樵者乎?续《志》之言,非私于樵而强为之词也,盖欲暴白其心于千载之下云尔。(13)

   其文直斥《宋史·郑樵传》言郑樵“失之诬”,其为邑先贤辩白之情跃然纸上。

   弘治后,对郑樵事迹作出评述的也是与郑樵同邑的柯维骐。柯维骐(1497-1574),莆田人,嘉靖二年(1523)登进士第,授南京户部主事。未赴,即引疾归。张孚敬用事,创新制,维骐以病满三年罢免。自是谢宾客,专心读书、著述、授徒。柯维骐的代表作《宋史新编》即撰于此时。此书虽然不是方志,但是作为与郑樵同乡的柯维骐,对于这位前辈乡贤,还是竭尽全力进行表彰。《宋史新编》的《郑樵传》,尽管与《八闽通志》类似,基本承袭《宋史·郑樵传》的叙述,但稍不同《八闽通志》简单删除贬义的文字处理,“称樵平生甘枯淡,乐施与,论者谓其切切仕进,盖弗察”,即以“论者谓”直接否定了《宋史》谓郑樵“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的评价。此言外之意,显然也是认为那些言辞是对郑樵的诬陷。(14)

   地方史表彰乡贤之风,从明中期一直持续到明末。其中天、崇间,有福州侯官诸生陈鸣鹤撰《东越文苑》,“纪闽中文人行实,起唐神龙,迄明万历,为四百十一篇。唐、五代五十人,宋、元三百八十五人,明百有六人”。(15)其中有关郑樵的表述,与以往相比较,又有了更明确的辩护内容。如《宋史·郑樵传》称“以御史叶义问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一段,在《东越文苑》,则改为“御史叶义问者害其能,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云。《宋史·郑樵传》“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因求入秘书省翻阅书籍,未几,又坐言者寝其事”一段,《东越文苑》则改为“书成,乃诏拜樵为枢密院修纂。樵因伏谢,愿得入秘书省读所未见书。会忌者毁之,事遂寝”。(16)其中,所加虽只以“害其能”,以及将“坐言者寝其事”,改为“会忌者毁之事遂寝”等语句,但其评价的性质立变,不仅一改《八闽通志》大致中性的评判,更修正乃至颠覆了《宋史》中郑樵的负面形象。不仅如此,《东越文苑》对于郑樵形象的描画甚至超越以往“博学”的评价,而冠以“贤士”之名,径称“天下莫不以渔仲为天下贤士”。(17)“博学”者,单纯就学术言,而“贤士”,则为人格品质的赞誉,两相比较,与《宋史》修纂者对郑樵的评价,其高下自明。

   时至明末,因时艰世乱,人们深感于王学空疏,狂禅无补于世,士人纷纷黜虚趋实,倡导有裨于世的实用之学,实学思潮遂因之涌起,于是,郑樵的形象,也随之跳出狭隘的乡贤被涂上了实学的色彩。如前面提到的陈鹤鸣《东越文苑》,对郑樵形象的描画,就较之以往史著中增加了“樵为人耻以雕虫采誉而善著书”的表述,而这“耻以雕虫采誉”的形象,正是明末实学思潮方炽之时士人的学术取向。

   关于晚明学林涌动的实学思潮对于郑樵形象的接受,表现得最突出者,莫过于实学领袖、主编《皇明经世文编》的陈子龙(1608-1647)。陈子龙在给朱健《古今治平略》作序时,力推典章制度于经世之要,极言志书难作,称杜佑、马端临、郑樵之流“简括典故,以事为类,以时为次,缀而成书,颇为学者所重”,其中郑樵尤以实学自重。该序云:

   夫史家之长,以书志为重,盖一代之典谟,百王之宪章,咸于条贯焉,非有淹澹沉郁之才,何以示指掌而昭来祀?博雅若子长,而礼乐之书缺而未举,宏丽茂实,首推孟坚,然犹杂采孟子之言,沿流向歆之作……良史之才,诚非易也。夫总括者一国,搜猎者数帝,其难犹且若此,况自放勋以至皇朝,纪则累千,代惟百世,包举洪纤,而有伦有脊,岂不鸿巨哉?唐宋以来则有杜君卿、马贵与、郑渔仲之流,简括典故,以事为类,以时为次,缀而成书,颇为学者所重,而渔仲尤自矜许。(18)

陈子龙作此序之时,亦明末社会危机日益深化之时,有感“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19)朝野士人“徒讲文理,不揣时势”,(20)陈子龙尤看重有补于世用的典章制度之学,惟因如此,序中,陈子龙称赞朱健《古今治平略》有五善:“略于浮华,详于典实,缓于见薄,急于征用,一也;前代之迹简而该,本朝之事备而切,一也;杂诸家之论而不病,于驳抽未发之绪而必源于古,一也;文章闳雅足以发抒其意,一也;上下二千余年,典文详洽而卷帙不多,一也”。认为“此五善者,皆前人所难兼而来哲所宜用心者也。夫士患不学,学矣而或不能行,此必儒生掌故之流,稽研章句无益治道。”(21)而如此征实有裨益于世之书,“其曰略者,即渔仲所云条其纲目而名之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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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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